吉家庄，一颗五百年前璀璨的明珠（刊发《塞北文苑》2018年第3期，《大同日报》2019年5月17日）
2017-05-29 19:50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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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县吉家庄乡位于马头山、殿山、小泉华山以北，桑干河南岸。据大同作家、史学家曹杰著《大同湖》文载，大约1000多万年前的新生代初期，由于受燕山及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引起地壳巨变，形成了9000多平方公里的大同内陆湖，其西抵管涔，东达石匣里，南至恒山北线，北界阴山南麓。其时，大同县吉家庄、佛堂寺等所处的地理位置，依马头山、殿山一线为屏障，恰好居于大同湖南界之中心地段。新生代初期，这里的气候温暖湿润，森林植被异常繁茂，奇珍异兽尽享其间，亦成为了新石器时代古人类繁育发展的摇篮。数百万年之后，大同湖底火山喷发，大量岩浆涌出，石匣子一带形成地裂，大同湖水外泄，自此大同湖消失，遂留下大同盆地如今地貌。
有关大同湖古人类文明的科考最早源于1924年居住在河北省阳原县泥河湾村教堂的美国神甫巴尔博，其首先发现了大量的大型脊椎动物及双壳蚌化石，遂引起西方科考学界的高度关注，许多外国学者慕名而来。其中，驻扎在天津的法国神甫德日进及英国地质学家桑志华等，数次踏进大同盆地进行长期考察。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地质科考工作者对大同湖古生物遗存极为重视。1957年，中国考古学家贾兰波、盖培、卫琦、史玉柱、谢飞、李毅、陈浩等地质学家，先后涉足大同盆地的山山水水，发掘出大量的新石器时代古人类生活遗址，其中包括今大同县吉家庄遗址及佛堂寺遗址等，自此揭开了大同县吉家庄为中华文明发祥地的一部分。
大同县吉家庄乡凭借马头山、殿山一线险峻的地理环境，自古列为兵家战略要地。战国初期，吉家庄归属北方代国，以放牧耕作而食。之后，赵国开国之君赵襄子承继其父赵简子临终遗言，图谋北方肥美的草地，于公元前465年，“北登夏屋，请代王”。代国之都在今河北蔚县，赵简子在世时将其女嫁于代王，以联姻之计暂缓赵氏江山之安定。代王不知赵襄子之计，亲赴夏屋山（今代县东北）会晤，不料酒酣之际，赵襄子差人以餐用之铜勺刺杀代王，之后趁势夺取代国。赵襄子的姐姐（代国夫人）因不堪其弟之残暴，愤然以笄自刎，代国之地尽皆归属赵国。其时，大同采凉山一线以北归属林胡，林胡常跨马南下越过桑干河频繁骚扰，夏屋山、马头山、殿山之险峻便成为了赵国巩固北方疆域最有利的屏障。
公元398年，北魏拓跋珪定都平城(今大同)后，受马头山、殿山一线山势阻挡而成难开的天门，进入中原之地须西向近二百余里而绕行，故开拓平城南出之路势在必行。《晋乘蒐略》载，“道武时魏安同欲修大横道以通天门开平城南出之要隘也”。《晋乘蒐略》又载，“后魏泰常四年（公元419年），魏建岳檀祠于桑乾之阴，祀用牲币乃志。桑乾河繇轴州东北流入大同县境新桥村，经城南古家坡会如浑水，东流经白登山南，人稷山北，古定桥，徐幢村，余家乐西，册田补村，贵仁村，犬新庄，东册田，乱石村，晏头村，岫营儿，南徐村，入阳高县南川界隶县境。”。上述文中记录了北魏时期桑干河之流经走向，已涉及古定桥之地名，据此推断，北魏道武帝拓跋珪时期，或者较晚，北魏已打通平城（大同）向南之天门要隘。
有学者马志强发表《京畿范围帝后驻跸遗址考察》一文，文中记述北魏定都平城后，从道武帝拓跋珪至孝文帝拓跋宏特别重视平城与中原的交通建设，开通史称灵丘道至定州，又称定州大道。文中列举北魏五位帝王20次出行，马志强依据当时的交通运输状况及皇室出行惯例，60余里必设一处驻跸之地，故其推断皇室出行驻跸地是今203省道之古定桥。马志强此说有误，203省道大涞公路建国后才修建。《山西通志》载，“明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设瓮城口驿。”再有明朝文学家袁中道《游恒山宿瓮城驿》一诗佐证，明朝大同府向南之官道必走瓮城口驿站。另乾隆时期《大同府志》之山阴县（六）载，“北魏泰昌间建岳渎祠于桑干之阴，或其遗址折而东迳黄花岭南，之后小圪塔。《水经注》所谓桑干水迳黄瓜阜曲西又屈迳其堆南者也。又东新庄子河，出大于口，自左注之，又东迳安昌寺、麻合疃、东湖岭诸村，入应州界。东迳州西三十里之凉亭村，其右黄水、白泥二河，繇师家坊东北流注之，又东迳大营村，木瓜河西来注之，又东迳北贾寨、曹娘子村，左得磨道河水，又东左得清水河，复折而北迳白塘子村，又东鹽鹼（盐碱）二河纳南山诸口之水自右注之又北迳屯儿村、里八庄河南流注之，又东迳西安堡南堡在怀仁县东南三十里，顺治六年大同县所移治也。其左崞川水循边耀山北流注之，又东北迳郑家庄入大同县界。左得大峪口、红山峪之水，又东迳新桥村古冡坡与如浑水会，又东迳瓮城驿古店桥（今古定桥）北，明嘉靖间，御史宋仪望清请开桑干河，言源发金龙池下瓮城驿，古店桥即此。”该文详细地记述了明朝时桑干河流经之地，并明确记述了明朝时瓮城口已为平城南下官道驿站，而古定桥所处的位置则在瓮城口驿站。按现在桑干河道的地理位置看，其流经瓮城口的可能性不大，《水经注》所释选取地名或许是因瓮城口驿站靠近桑干河，且其在当时有比较大的社会影响。按照明代大同府通往浑源之官道位置来看，明代的古定桥极有可能建在现在的吉家庄。然乾隆时期《大同府志》引郦道元之《水经注》之说与明末顾炎武著《天下郡国利病书》文载部分似乎又有所出入，该书载明朝洪武元年大同府设前卫、后卫、左卫等二十六卫，卫下设所，所中置堡，其中便有瓮城口驿、吉家庄堡、古定桥堡、南息堡等等。单说古定桥堡，其名由来本该因有古定桥建于此而得名，莫非乾隆时期《大同府志》记录“明嘉靖间御史宋仪望清请开桑干河，言源发金龙池下瓮城驿，古店桥即此”有误？再查看史料，《明实录》、《大明会典》等古籍，其记录宋仪望言陈此事皆与乾隆《大同府志》相同。此颇令人费解，由于史料所限，明代时古定桥的修建历史及所处位置尚有些迷离，仍待查证。但北魏所打通的平城南出天门要隘，无疑是自平城直接南下，过桑干河、达瓮城口驿站，然后穿山峪而过再至浑源、灵丘、涞源及中原各地。倘若北魏王室六十余里而设驻跸之地，必为瓮城口驿站，那么瓮城口村的历史便达一千余年之久。
宋仪望，字望之，江西吉安永丰人，嘉靖二十六年(1557)中进士。宋仪望在任县令时惠民政绩非常突出，后被起用为御史。他在河东（山西西南部）一带视察盐务，请求开通桑干河直达宣府、大同的运饷之道。《明史·列传》载宋仪望奏谏，“‘河发源金龙池，下甕城驿古定桥，会众水，东流千余里，入卢沟桥。其间惟大同卜村有丛石，宣府黑龙湾石崖稍险，然不逾五十里，水浅者犹二三尺，疏凿甚易。曩大同巡抚侯钺尝乘小艇赴怀来，历卜村、黑龙湾，安行无虞。又自怀来溯流，载米三十石达之古定河，足利漕可徵。’时方行穵运，率三十石致一石。仪望疏至，下廷议。兵部尚书聂豹言：‘河成便漕，兼制敌骑。’工部尚书欧阳必进言：‘道远役重。’遂报罢。”
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大同副都御史李文进再次进奏请开通桑干河运道。《明实录世宗实录》大卷四百八十八载，“巡抚大同右副都御史李文进奏，大同边储缺乏米，价翔贵。乞开叶乾河（桑干河）以通运道，自大同县古定桥、务里村（在卢沟桥附近）水运，五节计程七百二十七里；陆运二节，计程八十八里。总该造船二百六十只，置骡三百五十头，夫役一千三百四十余人，官十九员。春秋二运，可得米二万五千余石。”李文进此次进奏，得嘉靖皇帝御批，并于嘉靖三十九年（1560）九月二十九日正式开启大同县桑干河古定桥至永定河卢沟桥之间水陆两运大通道。那么李文进奏请开启桑干河水上运道为何止于大同县古定桥不再顺桑干河逆流西沿？史料对此无有记载，但从宋仪望奏请陈词中可以看出，“其间唯大同卜村（大同县许堡乡于家寨村）有丛石”，《明史》亦载,“所谓大同卜村有叢石者也。”明朝时，桑干河流域尽管水势充沛，但亦有浅滩者深“二三尺”，此浅滩多发生在桑干河的次生流域携带来的大量泥沙巨石，故当时开通桑干河运道部分河段亦得人工穵运。从李文进和宋仪望的奏请文谏中或可以探知些许答案，即大同县古定桥以西之桑干河段叢石更重。以瓮城口次生河流为例，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以前，从瓮城口流到桑干河的水依然阔大而不绝。瓮城口南峪中有清水河，其上游翠峦叠嶂，山间有一挂数丈高飞瀑，水势丰盈甘冽而清澈，人在百米外便可听得其飞溅之声如雷，周身亦会被其飞溅的水雾而裹挟。瓮城口峪河流之源非仅藉于此，溯流再南行有浑水入注。瓮城口峪每逢阴雨山洪爆发，其水势若涛涛大河，常有巨石伴泥沙俱下涌入桑干河。据史料载，明隆庆三年（1568年），大同地区遭连阴雨42日，大同城城墙城楼被毁，仅城内倒塌房屋千余间。明朝时，大同地区的降水量如此充沛，瓮城口峪中的洪水更是频发，故古定桥西段桑干河道丛石尤甚，非人工及时开挖断难作水上运载航道。
明朝卢沟桥至古定桥桑干河水上运道开通后，从京城及宣化府往来大同的官商之船络绎不绝，大同县古定桥便成为了一个日益繁忙的渡口，人们除了经商贸易之外，便是乘晚风习习换小舟再逆流而上，欣赏古定桥以西桑干河沿岸的落日美景，遂流传下来明代大同府著名的云中八景之一“桑干晚渡”。其时，“桑干晚渡”集中在古定桥至佛堂寺十余里水域，由于河道较浅，水流平缓，且岸边有肥沃淤泥堆积，鲜花水草树木异常茂盛，落日余辉倾洒于桑干河两岸，牛羊肥壮，鱼戏水面，紫气氤氲，金光浮现，百鸟栖落于粼粼河面，唤一声婉转山歌荡漾其间，百鸟淋漓带水跃出水面，有万千大小金珠抖落下来，叮当有声，如玉珠落盘；一叶叶小舟再迤逦前行，至佛堂寺，远远见青松翠柳葱茏迭起，碧瓦楼阁连成一片，钟声悠扬不尽，佛音袅袅未散，香烟缭绕飘渺若仙界。倘恰遇细雨霏霏，烟雨浩淼，该是桑干河另一番别样的美好景致。明代八景中亦称之为“桑干烟雨”。
明代“云中八景”不仅详实地记录了近五百年前大同县吉家庄无限美丽的自然风光，更是记录了昔日的经济繁荣，俨然是中国北方最为璀璨的一颗明珠。然而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率军攻陷大同后，“杀代王（明朱元璋第十三子朱桂）殆尽”，代王府亦毁，卢沟桥至大同古定桥之官方河运停滞，“桑干晚渡”便开始少有人重视。后至清康熙年间（1648年），摄政王多尔衮屠戮大同城后，大同变成一座荒城，大同废，不立官，府移治阳和卫（今阳高县），名阳和府。大同府制的迁徙，吉家庄之“桑干晚渡”更是日趋冷落。之后战争频发，人为破坏严重造致自然生态环境迅速恶化，原来的“桑干晚渡”美景不复存在，许许多多珍贵文物尽皆消失。再后来桑干河逐渐趋于绝流，大同县吉家庄乡以及桑干河亦变得荒凉。
五百年前的吉家庄这颗明珠已日渐远去，“桑干晚渡”早成为遥远的传说，瓮城口驿站再难觅其一丝踪迹，佛堂寺明代寺庙更是片瓦不存。而今除了仍埋藏其间的新石器古人类文化遗址值得庆幸外，再少有明代的历史文化遗存可以供人瞻望。但是，万事皆由不可能而至可能，在于是否会高瞻远瞩再去挖掘而恢复其旧时的灿烂文明。当下已有媒体报道河北涿鹿正投巨资开发建设当地所处的桑干河流域，意欲恢复明朝时桑干河最美的景致“桑干晚渡”。只可惜在不远的将来，“桑干晚渡”这颗璀璨的明珠被移花接木照耀他乡了。作为家乡之人，我等耿耿于怀的岂止是一声叹息。如今，大同县吉家庄乡的经济虽呈现多元发展势头，但是其历史文化之殄绝将是这片土地永久的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