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冈石窟的梵音仙乐（发《大同文旅报》第34期）
2020-04-15 06:54阅读：
云冈石窟的梵音仙乐
庞善强
驰名中外的云冈石窟有45个主要洞窟，其中24个洞窟中雕刻有精美的伎乐图。尤其是被称之为“音乐窟”的第十二洞窟，以其壮丽恢弘的伎乐图绘，以及华美浪漫的艺术氛围著称于世。这些历经1500余年历史岁月的伎乐，或闻笛起舞，或迎萧而歌，或抚筝唤月，或击鼓散花，一个个是衣袂飘飘、美轮美奂、妙曼传神，其泼洒弹奏的梵音仙乐一直在古都大同灿烂的星空下袅袅飘动。
云冈石窟伎乐图涉及乐器种类30多种，数量约530件。其中，西域乐器有9种，乐队组合60余组。这些琳琅满目的伎乐乐器在弘扬佛家正法与思想的同时，亦体现出了北魏王朝皇家贵族的生活场景。云冈石窟雕刻的礼乐乐器有气鸣乐器：笛、筚篥、排箫、埙、笙、螺、角等；有弦鸣乐器：琵琶、箜篌、阮咸、古筝等；
有膜鸣乐器：腰鼓、杖鼓、手鼓、铁鼓、铜鼓、碰铃等。那么，如此众多的礼乐乐器究竟源自哪里？《魏书》载：“自始祖内和魏晋，二代更致音伎；穆帝为代王，愍帝又进以乐物；金石之器未周，而弦管具矣。”也就是说，在北魏建立之前，平城礼乐仅局限于简单而单调的乐器。北魏佛教的发展史是伴随着北魏的宫廷音乐史一同繁荣发展起来的。道武帝拓跋珪征伐中原时，结识了赵郡僧人法果。“太祖（拓跋珪）即是当今如来，我非是拜天子，乃礼佛耳。”聪明慧达的法果藉此言巧妙地点燃了拓跋珪礼佛的信念，他就此意识到了推崇佛教的重要性，不仅可以治理与稳定当时复杂的社会秩序，还可以通过佛教安抚慰藉百万移民的思想情绪。故拓跋珪在致弟子的信函中提到：“愿助威谋，克宁芜服”。其意为:
“让我借助佛教的力量，降服其他政敌。”以此来看，北魏为佛教的传播与发展提供土壤;的同时，亦具有显明的政治色彩。佛教举行宗教仪式弘扬佛法离不开音乐，乐器则是音乐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拓跋珪平定中山后，将汉魏流传至西晋的礼乐器物经风雨飘摇再归北魏。宫廷乐人乐器汇集平城，为宫廷音乐及佛教发展提供了必要的保障。拓跋珪觉得礼佛的时机已经成熟，便邀请法果前来平城，令其出任道人统，此为中国最早的僧官。拓跋珪在朝中设监福曹佛教机构，并下令在平城内广造庙宇，始作十五级佛图，又在武周塞云冈石窟的原址上首建寺院，一时间来此朝拜的南北香客络绎不绝，自此开启了北魏佛教与音乐的兴盛之路。
云冈石窟虽然开凿于北魏中晚期，但是其伎乐图中所呈现的礼乐乐器大部分为拓跋珪所获的西晋宫廷遗物，其中亦包括部分西域乐器及北方游牧民族的乐器。譬如，云冈石窟第十二窟所雕绘的音乐舞蹈中，窟顶雕有六躯伎乐：一人指挥，一人持埙，一人轻叩羯鼓，一人击打细腰鼓，一人吹奏筚篥，一人弹奏琵琶；北壁连接窟顶雕有十四躯伎乐，其所持的乐器分别为颦鼓、埙、胡篪、细腰鼓、弹筝、竖箜篌、觱篥、曲项琵琶、筑、羌笛、五弦、萧、羯鼓和法螺，这些乐器器物在西晋时便汇集于洛阳；十二窟的明窗雕有十八躯伎乐，拱门门楣上方雕有十躯伎乐。这些伎乐所持乐器约四十件，其形态各异，多具有鲜明的马背民族的乐器特色。
当然，北魏中期的发展亦为佛教礼乐乐器层的获得提供了多种渠道。《魏书》载，当时有中西亚、西域多邦国使节先后到平城朝贡；此外还有中亚的粟特人、西亚的波斯人、南亚天竺人，以及大量的西域商旅、僧侣、工匠、伎乐等定居在平城。这些汇聚在平城不同文化背景的群体，在带来异域的礼乐乐器的同时，还带来了与佛教有关的建筑、服饰、装饰纹样、音乐舞蹈等多题材的梵相，从而造就了云冈石窟文化与古印度文化、波斯文化、阿拉伯文化，以及古希腊文化和古罗马文化的密切交融。譬如，云冈石窟第16窟西壁上雕刻的五位供养人皆为西域商人，其头戴尖圆毡帽，身着对襟长衫，梵相十足。再譬如，第18窟东壁雕刻的一尊人物，其高额深目、眉端卷曲、鼻梁高挺，俨然就是中西亚人的特征。他们皆因佛而来，因北魏平城空前的民族大融合而来，都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北魏多领域的文化建设。故云冈石窟所雕刻的梵音仙乐，不仅是北魏不同时期多元文化结合的产物，更是各民族和谐发展共同创造的的艺术奇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