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从东方学到大国学的寂寞之旅
文/魏英杰
季羡林先生走了。据说季老走前的那段日子很幸福，既有和他暌离多年的儿子承欢在侧，精神状态也不错。临走之时，从心脏病突发到撒手归去，不过一个多小时，想必并未经历太大的肉体折磨。以九八耄耋之年得以寿终，让人悲恸之余略为欣慰。
但季老的离去也不是没有留下遗憾。且不说去年沸沸扬扬的藏画风波尚无下文，季老晚年仍笔耕不缀，思考不止，想必他还有很多事情要做，还有很多想法未能公诸于世，这对中国思想学术界，自是一种无形的损失。钱文忠在博客写到，季老近来正在酝酿提出“大国学”的概念。老人家认为，我们应该用这个概念。“大国学”包括全中华56个民族的文化财富，比如，特别是藏族文化、伊斯兰文化。“大国学”还应包括历代中国人向世界学习的文化成果。
联系前段时间季老提出关于振兴国学的四点意见（即外界所说“季四点”），可以想见，晚年季羡林先生十分关注中华传统文化的复兴，期望在振兴国学方面做点自己的贡献。我以为，除了季老在东方学领域的学术贡献，这一点恐怕也当视作季羡林先生的“学术遗愿”。从东方学到“大国学”，季老的学术理路十分清晰，具有理论和追求上的自洽。而这似乎尚未得到外界必要的关注和进一步研究。
季老早年求学于德国哥廷根大学，学的却是偏僻冷门的印度学，研究梵文、巴利文。负笈西土，学的却是东方学。这本来就是比较罕见的事情。虽说这和季老当年受到业师陈寅恪先生的影响有关，却也为他一生寂寞的学术道路埋下了伏笔。归国之后，在陈寅恪的推荐和当年北大代理校长傅斯年、文学院院长汤用彤等人的赏识下，季羡林被聘为北大教授，创建了北大东方语言文学系。1949年以后，北大东语系一度红火兴旺，师生总数居全校之首。然而，这样的辉煌时光并不长久，历经文革劫余，季老所擅长的印度学研究和东语系都受到了极大的摧残。据钱文忠说：“一直到今天，季先生还是中国唯一一个可以释读吐火罗语本身的学者。”该学术领域人才凋零，由此或可见一斑。
话说回来，这一领域本来就十分冷僻。当年季羡林先生拜在著名梵文学者瓦尔德施米特教授门下，乃教授唯一的听课者。后来瓦尔德施米特应征从军，原已退休的西克教授走上讲台，教的仍然是他一个中国学生。不过，也正是这样，季羡林先生为东方学在中国的生根发芽，带来了一颗珍贵的种子。季羡林先生在德国所学到的知识，笼统而言，其实就是以西方人文学科的理
文/魏英杰
季羡林先生走了。据说季老走前的那段日子很幸福，既有和他暌离多年的儿子承欢在侧，精神状态也不错。临走之时，从心脏病突发到撒手归去，不过一个多小时，想必并未经历太大的肉体折磨。以九八耄耋之年得以寿终，让人悲恸之余略为欣慰。
但季老的离去也不是没有留下遗憾。且不说去年沸沸扬扬的藏画风波尚无下文，季老晚年仍笔耕不缀，思考不止，想必他还有很多事情要做，还有很多想法未能公诸于世，这对中国思想学术界，自是一种无形的损失。钱文忠在博客写到，季老近来正在酝酿提出“大国学”的概念。老人家认为，我们应该用这个概念。“大国学”包括全中华56个民族的文化财富，比如，特别是藏族文化、伊斯兰文化。“大国学”还应包括历代中国人向世界学习的文化成果。
联系前段时间季老提出关于振兴国学的四点意见（即外界所说“季四点”），可以想见，晚年季羡林先生十分关注中华传统文化的复兴，期望在振兴国学方面做点自己的贡献。我以为，除了季老在东方学领域的学术贡献，这一点恐怕也当视作季羡林先生的“学术遗愿”。从东方学到“大国学”，季老的学术理路十分清晰，具有理论和追求上的自洽。而这似乎尚未得到外界必要的关注和进一步研究。
季老早年求学于德国哥廷根大学，学的却是偏僻冷门的印度学，研究梵文、巴利文。负笈西土，学的却是东方学。这本来就是比较罕见的事情。虽说这和季老当年受到业师陈寅恪先生的影响有关，却也为他一生寂寞的学术道路埋下了伏笔。归国之后，在陈寅恪的推荐和当年北大代理校长傅斯年、文学院院长汤用彤等人的赏识下，季羡林被聘为北大教授，创建了北大东方语言文学系。1949年以后，北大东语系一度红火兴旺，师生总数居全校之首。然而，这样的辉煌时光并不长久，历经文革劫余，季老所擅长的印度学研究和东语系都受到了极大的摧残。据钱文忠说：“一直到今天，季先生还是中国唯一一个可以释读吐火罗语本身的学者。”该学术领域人才凋零，由此或可见一斑。
话说回来，这一领域本来就十分冷僻。当年季羡林先生拜在著名梵文学者瓦尔德施米特教授门下，乃教授唯一的听课者。后来瓦尔德施米特应征从军，原已退休的西克教授走上讲台，教的仍然是他一个中国学生。不过，也正是这样，季羡林先生为东方学在中国的生根发芽，带来了一颗珍贵的种子。季羡林先生在德国所学到的知识，笼统而言，其实就是以西方人文学科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