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官员俸禄体系突出特点是薪俸缺乏制度化、标准化安排，整体设计中目光短浅、惰性严重，习惯拆东墙补西墙，以临时安排代替长远打算，结果越来越偏离合理方向。低薪制的源头，在于统治者制度设计上的偷懒，所定俸禄水平脱离实际太远，强大的政治惰性又注定了这种不合理的状态会愈演愈烈。无法在全国建立细化的有效的财政约束机制。“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思维方式，是中国传统政治的痼疾。中国传统财政体系的突出特点是因为制度设计的根本缺陷，“非正式财政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往往会成为“正式财政制度”的重要补充或者代替。事实上，在重祖制、重稳定的中国政治传统下，往往只有开国之君，才会大规模地兴革定制。后代帝王，往往只有在迫在眉睫的重大危机倒逼下，才有可能进行大规模改革。中国历史上出现过多次针对非正式财政安排进行的“并税除费”改革，但每次改革的结果是使民众负担在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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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官员俸禄体系突出特点是薪俸缺乏制度化、标准化安排，整体设计中目光短浅、惰性严重，习惯拆东墙补西墙，以临时安排代替长远打算，结果越来越偏离合理方向。低薪制的源头，在于统治者制度设计上的偷懒，所定俸禄水平脱离实际太远，强大的政治惰性又注定了这种不合理的状态会愈演愈烈。无法在全国建立细化的有效的财政约束机制。“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思维方式，是中国传统政治的痼疾。中国传统财政体系的突出特点是因为制度设计的根本缺陷，“非正式财政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往往会成为“正式财政制度”的重要补充或者代替。事实上，在重祖制、重稳定的中国政治传统下，往往只有开国之君，才会大规模地兴革定制。后代帝王，往往只有在迫在眉睫的重大危机倒逼下，才有可能进行大规模改革。中国历史上出现过多次针对非正式财政安排进行的“并税除费”改革，但每次改革的结果是使民众负担在经
历短暂下降后又涨到一个比改革前更高的水平，无法逃脱“黄宗羲定律”。
廉政建设的几块基石
第一是高薪不一定能养廉。但是，没有合理的俸禄水平，肯定会导致官纪败坏，贪污成风。中国历史上的吏治有一个基本规律，那就是薪俸越低的时代，贪污越普遍。明清两朝在中国历史上都以吏治败坏著名，这与它们的低薪制设计显然不无关系。而北宋一代，官员薪俸水平较高，官风也相对较好。这是宋代开国者的有意设计。
第二，有效的监督机制是吏治清明的保证。从制度设计上看，清代有覆盖全体官员的监察机制。但问题是，这套监察机制运行效果不佳。有清一代的贪污大案，或者是由政治因素主导，或者由一些非常偶然的因素引发，朝廷的制度设计在很多大案中并没有发挥相应的作用。清代监察机制形同虚设。监督体系不能正常发挥作用，是因为执掌纠劾的监察机构只是皇权的附属，并无真正独立的地位，监督的主体与客体均处于行政体系内部，监督的方式是自上而下的、自查式的内部行为。监督体系不能正常发挥作用，是因为执掌纠劾的监察机构只是皇权的附属，并无真正独立的地位，监督的主体与客体均处于行政体系内部，监督的方式是自上而下的、自查式的内部行为。而随着君主专制集权在清代的极端强化，清代监察系统又受到了前所未有的严格控制，在人数配备上也严重不足，且缺乏对监督的监督。清代皇帝有意识地强化地方督抚集权，让他们垄断地方的一切权力。清代自康熙二年废止了御史巡行制度，地方监察权归各省督抚，科道官则常驻京城。这更导致监察制度在地方形同虚设，使大权在握的地方督抚几乎处于无人监督的位置。这是清代地方官员腐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缺乏有效的监督，传统财政制度中可钻的空子不胜枚举，所以贪污对任何一个智商正常的人来说都不是难事。在专制社会想根除贪污，就如同让大海停止波动一样不可能。在大部分时候，贪污之所以能被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原因不外有二。一是在儒学价值观有效运转下人格操守的约束；二是从上而下的政治高压，也就是最高统治者的反腐决心和行动。
第三，在现代背景下，解决廉政问题，只有从制度上进行根本变革一途，依靠“人治”和“权宜之计”被几千年的历史证明毫无真正解决的可能。换句话说，从现代眼光看，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途径，只能是从现实财政需要出发，细化财政支出，以此为基础，制定现实合理（动态透明）的财政收入制度，硬化预算约束，从根本上规范财政运行机制。
曾国藩为什么不做海瑞：湘人性格之强，是因为吸收了蛮夷血缘，湖湘文化对个人意志的极端强调，湖湘之人多有一种极端能吃苦、极端能奋斗的精神，呈现出一种其他地域少见的刚烈刻苦。曾国藩居官在清廉之外，还表现出极富弹性的、和光同尘的复杂一面。一方面自制极严，自奉极简，另一方面，在官场应酬上，并不标新立异，而是尽量从俗。骨子里清廉刻苦，表面和光同尘，不立崖岸，不露圭角。一清到底的清官，只能成为官场上的公敌，无法获得别人的配合，无法调动一切可能的力量，来办成一些真正有益国计民生的大事。
一个人特立独行，必然为众所非；清名太盛，肯定被人排斥。官场之中，行事过于方刚着，表面上似乎是强者，实际上确是弱者。这片土地上真正的强者，是表面上看起来柔弱退让、含浑包融之人。
湘乡曾氏家族的代表性
湘乡曾氏家族的成长过程，在晚清也很有代表性。
州县官与绅士在基层社会控制中互为制约和补充，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传统国家
和社会之间的整合。在太平天国以前，各地州县官掌握着对基层社会的主控权。在太
平天国战争中，各地官员不得不依靠绅士来办理团练、征收赋税、兴办改革，绅士介
入地方政治越来越深越广，逐渐成为乡村控制的主体，渐成尾大难掉之势。曾氏家族
的崛起正处于绅权扩张的进程之中。
因为曾国藩的出仕和一路升迁，曾家由庶民上升到高级绅士阶层。曾国藩的父亲
曾麟书和大曾国潢，都不过是低级功名的获得者，却依靠曾国藩的背景拥有了巨大
的影响力。他们二人代表了晚清乡绅的两种不同为人处世风格：一种是秉书生本色，
竭力在民间维持纲常，造福乡里，“足为老辈典型”；另一种是凭借官亲势力，四处找
机会发财，插手地方所有大小事务，以致有“劣绅”之名。
而曾国藩创立湘军之后，又“马铃薯”式地提携其他三个兄弟从军，使他们获
得了在承平年代不可能获得的功名和财富。特别是曾国荃积军功至督抚之位，在镇压
太平天国后，长期隐退在家，发挥乡绅功能，以带兵做官所得在地方上兴办了许多公
共事业，成为出则为官、退则为绅的官绅角色变化的一个典型。曾国荃因此取代曾国
潢，成为曾家经济上升的主要支柱。他与曾国藩一浊一清，一内一外，一个赚里子，
一个赚面子，共同推动了湘乡曾氏的成长。
因为低薪制的制度设计，清代官员的收入和支出结构极度不平衡，也就是说，
实际收入数额及管道与法定大相径庭。清代官员入仕所带来的直接经济收益往往是十
分有限的，但边际效益却非常巨大，包括筹资能力的增长、陋规等灰色收入以及利用
权势干预地方事务所获报酬。不过边际效益的开掘受诸多条件的制约：个人操守、官
运、个人及亲属的办事能力等，因此官员入仕所带来的间接经济收益具有极大的弹性
空间。
廉政建设的几块基石
第一是高薪不一定能养廉。但是，没有合理的俸禄水平，肯定会导致官纪败坏，贪污成风。中国历史上的吏治有一个基本规律，那就是薪俸越低的时代，贪污越普遍。明清两朝在中国历史上都以吏治败坏著名，这与它们的低薪制设计显然不无关系。而北宋一代，官员薪俸水平较高，官风也相对较好。这是宋代开国者的有意设计。
第二，有效的监督机制是吏治清明的保证。从制度设计上看，清代有覆盖全体官员的监察机制。但问题是，这套监察机制运行效果不佳。有清一代的贪污大案，或者是由政治因素主导，或者由一些非常偶然的因素引发，朝廷的制度设计在很多大案中并没有发挥相应的作用。清代监察机制形同虚设。监督体系不能正常发挥作用，是因为执掌纠劾的监察机构只是皇权的附属，并无真正独立的地位，监督的主体与客体均处于行政体系内部，监督的方式是自上而下的、自查式的内部行为。监督体系不能正常发挥作用，是因为执掌纠劾的监察机构只是皇权的附属，并无真正独立的地位，监督的主体与客体均处于行政体系内部，监督的方式是自上而下的、自查式的内部行为。而随着君主专制集权在清代的极端强化，清代监察系统又受到了前所未有的严格控制，在人数配备上也严重不足，且缺乏对监督的监督。清代皇帝有意识地强化地方督抚集权，让他们垄断地方的一切权力。清代自康熙二年废止了御史巡行制度，地方监察权归各省督抚，科道官则常驻京城。这更导致监察制度在地方形同虚设，使大权在握的地方督抚几乎处于无人监督的位置。这是清代地方官员腐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缺乏有效的监督，传统财政制度中可钻的空子不胜枚举，所以贪污对任何一个智商正常的人来说都不是难事。在专制社会想根除贪污，就如同让大海停止波动一样不可能。在大部分时候，贪污之所以能被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原因不外有二。一是在儒学价值观有效运转下人格操守的约束；二是从上而下的政治高压，也就是最高统治者的反腐决心和行动。
第三，在现代背景下，解决廉政问题，只有从制度上进行根本变革一途，依靠“人治”和“权宜之计”被几千年的历史证明毫无真正解决的可能。换句话说，从现代眼光看，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途径，只能是从现实财政需要出发，细化财政支出，以此为基础，制定现实合理（动态透明）的财政收入制度，硬化预算约束，从根本上规范财政运行机制。
曾国藩为什么不做海瑞：湘人性格之强，是因为吸收了蛮夷血缘，湖湘文化对个人意志的极端强调，湖湘之人多有一种极端能吃苦、极端能奋斗的精神，呈现出一种其他地域少见的刚烈刻苦。曾国藩居官在清廉之外，还表现出极富弹性的、和光同尘的复杂一面。一方面自制极严，自奉极简，另一方面，在官场应酬上，并不标新立异，而是尽量从俗。骨子里清廉刻苦，表面和光同尘，不立崖岸，不露圭角。一清到底的清官，只能成为官场上的公敌，无法获得别人的配合，无法调动一切可能的力量，来办成一些真正有益国计民生的大事。
一个人特立独行，必然为众所非；清名太盛，肯定被人排斥。官场之中，行事过于方刚着，表面上似乎是强者，实际上确是弱者。这片土地上真正的强者，是表面上看起来柔弱退让、含浑包融之人。
湘乡曾氏家族的代表性
湘乡曾氏家族的成长过程，在晚清也很有代表性。
州县官与绅士在基层社会控制中互为制约和补充，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传统国家
和社会之间的整合。在太平天国以前，各地州县官掌握着对基层社会的主控权。在太
平天国战争中，各地官员不得不依靠绅士来办理团练、征收赋税、兴办改革，绅士介
入地方政治越来越深越广，逐渐成为乡村控制的主体，渐成尾大难掉之势。曾氏家族
的崛起正处于绅权扩张的进程之中。
因为曾国藩的出仕和一路升迁，曾家由庶民上升到高级绅士阶层。曾国藩的父亲
曾麟书和大曾国潢，都不过是低级功名的获得者，却依靠曾国藩的背景拥有了巨大
的影响力。他们二人代表了晚清乡绅的两种不同为人处世风格：一种是秉书生本色，
竭力在民间维持纲常，造福乡里，“足为老辈典型”；另一种是凭借官亲势力，四处找
机会发财，插手地方所有大小事务，以致有“劣绅”之名。
而曾国藩创立湘军之后，又“马铃薯”式地提携其他三个兄弟从军，使他们获
得了在承平年代不可能获得的功名和财富。特别是曾国荃积军功至督抚之位，在镇压
太平天国后，长期隐退在家，发挥乡绅功能，以带兵做官所得在地方上兴办了许多公
共事业，成为出则为官、退则为绅的官绅角色变化的一个典型。曾国荃因此取代曾国
潢，成为曾家经济上升的主要支柱。他与曾国藩一浊一清，一内一外，一个赚里子，
一个赚面子，共同推动了湘乡曾氏的成长。
因为低薪制的制度设计，清代官员的收入和支出结构极度不平衡，也就是说，
实际收入数额及管道与法定大相径庭。清代官员入仕所带来的直接经济收益往往是十
分有限的，但边际效益却非常巨大，包括筹资能力的增长、陋规等灰色收入以及利用
权势干预地方事务所获报酬。不过边际效益的开掘受诸多条件的制约：个人操守、官
运、个人及亲属的办事能力等，因此官员入仕所带来的间接经济收益具有极大的弹性
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