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静波
1983年，那一年我21岁，从部队退伍，我分配到哈尔滨平房区一家邮电所工作。在这个位于友协街的邮电所，开始了我的邮递生涯。 那时的平房区还是哈尔滨的郊区，有一个蛮好听的名字叫“卫星城”。人们知道“平房”这两个字是因为这里有侵华日军731细菌部队的遗址，所以外地人对平房感到陌生和神秘。1935年，臭名昭著的731细菌部队队长石井四郎将细菌工厂新址选定在拉滨铁路线平房站附近，对外称日本关东军防疫给水部。1936年，这里绝对是禁区，飞机不准在天上飞，火车经过这里时必须在前一站放下窗帘，如果有人误闯这块禁区，那是要掉脑袋的，人们把这块神秘的地方叫做“六十里地国境线”。上世纪70年代，在市内通往平房区的公路上，曾立过一块牌子：“外国人禁止入内”，是因为那个时期坐落在平房区内的122厂、120厂和101厂，也就是现在的中航工业哈飞公司、东安公司及东轻公司都是非常保密的大型军工企业。国家领导人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还有外宾西哈努克亲王都来过这里视察。 1983年2月开始，我每天都骑着一辆墨绿色的永久牌自行车，穿梭于新疆大街。从402库家属区到新伟街一万米家属区，沿街两侧单位和居民住宅的报刊邮件都由我负责投递，我的投递量是城区最大的段区。 友协街邮电所位于友协大街与新疆大街交叉口。像这样的邮电所，平房区当时共有3家，另外两处是新疆邮电局和保国邮电局，都归平房邮电局管理。 友协邮电所原为国营伟建机械厂独身宿舍，租用一楼办公，两扇铁门，门的左侧挂着一块金属牌子，印有“平房邮电局友协邮电所”字样。邮电所一半儿是投递室，另一半儿是营业室，一间简陋的不足40平方米阴面的屋子，水泥地面，白灰粉刷的墙壁，十几个邮递员负责城区的投递工作。投递室北墙有一扇窗户，墙里面镶嵌着铁栏杆。下午的光线显得暗一些，这让我想起中学课本上的《第比利斯地下印刷所》，就是在这样简陋的环境里，我度过了懵懂的青春时光。 屋子里散发出报刊油墨的芳香，地上是装得满满登登报刊的邮袋和用于分拣报刊和信件的木质桌子。在我心目中，邮局就是发电报和送信的地方，我在20世纪70年代曾听到一首外国歌曲《邮递马车》，这是我对邮局最原始的印象。80年代的邮局，送信送报刊的邮递员一色儿骑自行车，送电报的骑摩托。 刚到邮电所工作时，成捆成沓的报纸查份数很慢，我看老师傅将一沓报纸在桌子上墩得齐齐刷刷，见棱见角。再
1983年，那一年我21岁，从部队退伍，我分配到哈尔滨平房区一家邮电所工作。在这个位于友协街的邮电所，开始了我的邮递生涯。 那时的平房区还是哈尔滨的郊区，有一个蛮好听的名字叫“卫星城”。人们知道“平房”这两个字是因为这里有侵华日军731细菌部队的遗址，所以外地人对平房感到陌生和神秘。1935年，臭名昭著的731细菌部队队长石井四郎将细菌工厂新址选定在拉滨铁路线平房站附近，对外称日本关东军防疫给水部。1936年，这里绝对是禁区，飞机不准在天上飞，火车经过这里时必须在前一站放下窗帘，如果有人误闯这块禁区，那是要掉脑袋的，人们把这块神秘的地方叫做“六十里地国境线”。上世纪70年代，在市内通往平房区的公路上，曾立过一块牌子：“外国人禁止入内”，是因为那个时期坐落在平房区内的122厂、120厂和101厂，也就是现在的中航工业哈飞公司、东安公司及东轻公司都是非常保密的大型军工企业。国家领导人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还有外宾西哈努克亲王都来过这里视察。 1983年2月开始，我每天都骑着一辆墨绿色的永久牌自行车，穿梭于新疆大街。从402库家属区到新伟街一万米家属区，沿街两侧单位和居民住宅的报刊邮件都由我负责投递，我的投递量是城区最大的段区。 友协街邮电所位于友协大街与新疆大街交叉口。像这样的邮电所，平房区当时共有3家，另外两处是新疆邮电局和保国邮电局，都归平房邮电局管理。 友协邮电所原为国营伟建机械厂独身宿舍，租用一楼办公，两扇铁门，门的左侧挂着一块金属牌子，印有“平房邮电局友协邮电所”字样。邮电所一半儿是投递室，另一半儿是营业室，一间简陋的不足40平方米阴面的屋子，水泥地面，白灰粉刷的墙壁，十几个邮递员负责城区的投递工作。投递室北墙有一扇窗户，墙里面镶嵌着铁栏杆。下午的光线显得暗一些，这让我想起中学课本上的《第比利斯地下印刷所》，就是在这样简陋的环境里，我度过了懵懂的青春时光。 屋子里散发出报刊油墨的芳香，地上是装得满满登登报刊的邮袋和用于分拣报刊和信件的木质桌子。在我心目中，邮局就是发电报和送信的地方，我在20世纪70年代曾听到一首外国歌曲《邮递马车》，这是我对邮局最原始的印象。80年代的邮局，送信送报刊的邮递员一色儿骑自行车，送电报的骑摩托。 刚到邮电所工作时，成捆成沓的报纸查份数很慢，我看老师傅将一沓报纸在桌子上墩得齐齐刷刷，见棱见角。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