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勇”字当头
2010-06-30 23:53阅读：
咸丰初年，太平天国运动蓬勃兴起，八旗和绿营腐不堪用，清政府急令各省官绅兴办团练助剿。湖南团练大臣曾国藩，首仿明朝名将戚继光编练戚家军之制，募团丁为官勇，编成湘军。“勇营之制，营官由统领挑选，哨弁由营官挑选，什长由哨弁挑选，勇丁由什长挑选……是以口粮虽出自公款，而勇丁感营官挑选之恩，皆若受其私惠，平日既有恩谊相孚，临阵自能患难相顾”（曾国藩《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二八）。这种先官后兵，将必亲选，兵必自招，饷必自筹的制度，有利于提高军队战斗力，但也同时种下了兵为将有、军权下移的祸根。
湘军以营为基本编制单位。陆师1营4哨，1哨8队，分别由营官、哨官、什长率领，另有亲兵6队直属营官，1营505人，武器有刀、矛、抬枪、劈山炮等。水师1营30船，531人，每船哨官一员，船有长龙、舢板、快蟹，武器有洋枪、小炮、鸟枪、刀、矛、喷筒等。马队1营5哨，1哨5棚。前、后、左、右4哨，各置哨官、副哨官率领，中哨以营官为正，另置副哨官2员，每棚什长1员，全营319人。营官配马4匹，哨官配马2匹，什长和马勇各配马1匹。
湘军设营务处主管军法号令，将才多由此出。设粮台主管粮饷器械，下分文案、银钱、军械、火器、侦探等8所办事。随着湘军的发展，上层系统逐渐完善。营官之上，依次有分统、统领、统帅、大帅，大帅就是曾国藩，总统全军。全军最多时约50万人，其中，直属曾国藩的约12万人。
同清军相比，湘军的薪饷
很丰厚。陆军营官每月50两，另加办公银150两，而哨官每月9两，哨长6两，什长4.8两，亲兵护勇4.5两，正勇4.2两，伙勇3.3两，长夫3两。可是，清军中的绿营兵平时每月薪饷只有1两，出征作战时也仅1.5两，比湘军的长夫还少，分别只及湘军正勇的四分之一和三分之一。所以湘军的厚饷养兵，可使勇丁赡养家室，安心从军了。
曾国藩认为“不练之兵断不可用”，[9]因此他对湘军的训练非常重视，切实讲求。他把训练分为训和练两部分，强调“练者其名，训者其实”，训比练更重要。他所谓的“训”包括训家规和训营规两方面，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做思想教育和军纪教育工作。对于前者，他通过亲自训话等各种形式，在湘军中营造一个和谐的大家庭气氛，要求官兵之间要像父兄、子弟一般亲如一家，上下齐心。对此，近代著名军事家蔡锷非常赞赏，他认为“军人以军营为第二家庭”，曾国藩“带兵如父兄之带子弟一语，最为慈仁贴切。能以此存心，则古今带兵格言，千言万语，皆可付之一炬”。[10]至于后者，曾国藩则有具体的制度规定。他所制订的营规包括招募之规、日夜常课之规、扎营之规、行路之规、禁扰民之规、禁洋烟等事之规、稽查之规七部分。这些营规从军规军纪到招勇、扎营、行军和日常的训练等都做了较为详细的规定，不仅切合实际，抓住要点，而且易知易行，便于掌握，所以湘军成为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
曾国藩的“练”也包括两方面，即练技艺和练队伍。前者是指兵勇的个人军事技能，要求能舞刀弄棍、开枪放炮，后者是针对整个队伍而言，通过演练鸳鸯阵、三才阵等阵式，使整支队伍进则同进，站则同站，行动一致，如同一人。为了确保“练”的成效，曾国藩一方面访求武师和猎户，请他们教兵勇武术和射击，另一方面制定了十日一循环的严格的训练计划，要求每逢三、六、九日上午，兵勇练习武艺和阵法，他要亲往观看；每逢一、四、七日上午，主管军官要向兵勇演示阵法，并看他们的抬枪、鸟枪打靶练习；每逢二、八日上午，主管军官要带兵勇到城外跑坡、抢旗、跳坑；每逢五、十日上午，兵勇在军营中演练连环枪法；每天下午，兵勇都要在军营中练习拳、棒、刀、矛、钯、叉，不得间断。显然，湘军每天的训练内容很多，训练量也大。曾国藩之所以要如此强化训练，就是要让湘军兵勇熟练掌握各种技艺和阵法，以提高他们的作战能力。用他的话来说，练的目的“总不外一熟字：技艺极熟，则一人可敌数十人；阵法极熟，则千万人可使如一人。”[11]
与清军由国家办后勤不同，湘军必须自筹粮饷，自办后勤，因而曾国藩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后勤保障体系。首先，设立了各种各样的后勤机构办理军需。如负责造船制炮的有衡州造船厂、湘潭造船厂、安庆内军械所等，筹措军饷的捐局、筹饷局、厘金局等，总管后勤供应和转运的有粮台。其中，衡州造船厂和湘潭造船厂为湘军水师制造船只；安庆内军械所主要生产枪炮弹药，是中国第一个带有近代化色彩的军用企业；粮台由曾国藩委其幕僚办理，下设文案所、内银钱所、外银钱所、军械所、火器所、侦探所、发审所、采编所八所，是湘军的后勤总机关。
其次，就地筹饷，开拓饷源。湘军本来应由清政府提供粮饷，但因国库空虚，无款可拨，曾国藩只好自己就地筹款。刚开始，他在湖南士绅中劝捐助饷。捐输成为湘军的主要饷源。据曾国藩奏称，自己在衡州练兵时每月需饷银近8万两，就“专恃劝捐一途”。[12]可是，随着需饷的增多，捐输者越来越不踊跃，仅靠捐输已难以维系了，曾国藩不得不想方设法扩大饷源，先是增加了饷盐和厘金，通过在所在地课盐、办厘筹措粮饷，之后索性占用公款，将当地本属于中央财政收入的地丁、漕粮、协饷、关税等赋税也移作湘军军费。这一度遭到江西巡抚沈葆桢的抵制，双方为争用江西漕折、关税和厘金闹得不可开交，最后朝廷出面调解，才平息了这场纷争。可见，为了军需问题，曾国藩是锱铢必较，丝毫不让。
再次，健全转运机构，确保粮道畅通。湘军在湖南时仅设粮台为后勤总机关，条综众务。出征后，粮台遂有后路粮台和行营粮台之分，前者仍设在湖南，后者则随军出征。随着湘军的东下，战事越来越激烈，粮饷供应线也越来越长，曾国藩所设的粮台也越来越多，除了后路粮台与行营粮台之外，又增设了转运粮台和钱粮支应所，居间呼应传输。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为了保证粮道的安全、畅通，曾国藩充分利用湘军水师强于太平军，且又沿长江而下的优势，以水师兼任军需物资运输任务。这样，粮道不易为太平军所切断，可保证粮饷源源不断地供应，有利于湘军的连续持久作战，因而罗尔纲先生认为：“湘军所以能够打败太平天国，在军事上说来，粮运便利，源源不断，是一个大因素。”[13]
由上不难看出，湘军制度是曾国藩针对清代军制的缺陷、湘军作为勇营的特性和与太平军作战的实际情况而制定的，可以说是量体裁衣，度身定制，实用性、针对性很强，而且也比较完备、合乎时宜，所以在当时就产生了很大的反响，各地纷纷索取。曾国藩刊刻了多次，仍供不应求，“乃广为刊刻，于是湘军营制、营规，东南各省处处传遍，即北京也有流布，凡招募勇营的都奉为法式。”[14]可见，随着湘军制度的面世，勇营制度也得以创立。
太平天国军被镇压下去后，湘军大部解散，曾国藩转而扶植李鸿章的淮军，以维护自己的权势。清政府鉴于八旗绿营败坏，遂采纳左宗棠等人建议，将淮军及未解散的湘军改为要地屯防部队，称防军；此前，曾从绿营和八旗中挑选官兵，仿勇营规制编练，称练军。从此，防军、练军成了清朝的主要军队
李志茗 勇营制度：清代军制的中间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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