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真？蠢萌？可爱？《天真的人类学家》读后感
2015-02-03 13:10阅读：
豆瓣上有人说，读这本书是冲着“天真”二字去的。
我想说：“呵呵，我也是。”
曾几何时，“天真”二字已经成了“蠢萌”的代名词？
说起“天真”，先分享一段我读研时候的故事。当时我们好几十人在一个大教室里，上的课是“汉语言文字学”，讲许慎的《说文解字》。给咱们上课的是一位说起来大家都能理解的“老学究”，戴着啤酒瓶底那么厚的黑框眼镜，上课不乐意用黑板，偏偏要用实物投影仪拿着笔在板上划拉，他的字又是小而潦草，难以辨识。那天他拿出张纸放在投影仪下边，问我们：“看得见吗？”可怜我们一个个又是扶眼镜又是睁大双眼地费力解读，最后特不好意思地承认：“看不见。”学究老师脸上浮现的甚为诧异的表情让一众学生更感无地自容。然而，他扶着眼镜仔细端详了那张纸，然后慢悠悠地说：“哦……你们是看不见……这上边儿……没字。”众人绝倒，只觉心中羊驼如千军万马奔腾而出。
所以，因为“
天真”二字，我的脑海里立刻浮现起一脸无辜的蠢萌学究样，哪怕我其实对“人类学家”的定义不甚了解。
百度百科上说：“总体而论，人类学是以各种层面理解人的整体，特别是强调体质人类学、文化人类学、语言学和考古学这四大领域的知识整合并用，故为一种带有浓厚博物学气息的学科。人类学家也同样试图全面学习各种人类层面的知识，但在各学科日趋专精的今天，人类学者不再以博物学家的角色自居。”
好吧，因对一个名词意义的探究，衍生出另一堆我不理解的概念，无论是关于博物学家，还是体质人类学、文化人类学家，我都不清楚。也罢，就这么天真地去开始阅读吧。
作者奈吉尔巴利（Nigel
Barley）是牛津大学人类学博士，他深入非洲喀麦隆多瓦悠人部落里研究该部族的生活，尤其是研究当地盛行的“割礼”，这本书由“小泥屋笔记”和“重返多瓦悠兰”这两部分构成，前一部记叙了他首次去多瓦悠兰进行田野调查长达18个月的漫长历程，后一部叙述了他回到英国后时隔半年重返多瓦悠兰欲观当地人“割礼”的经过。整本书充满了英国人的英式幽默，把作者实际经历时一些痛苦不堪的细节以轻松诙谐的笔调描述出来，让人忍俊不禁。
例如开篇他谈到田野调查的好处时，这样写道：“或许田野调查还是有好处的，可以让我讲课内容不再拖拉无趣。但我必须传授陌生的课题时，可以像我的老师那样，把手伸进装满民族志轶事的破布袋，炮制出一些曲折复杂的故事，让我的学生安静个十分钟。”我读到这段话，忍不住联想到了自己的课堂。初登讲坛，我也曾兢兢业业写下上课打算要说的每一句话，然后在课堂上不折不扣地去完成预设教学任务，但多年过去，我也发现，其实学生们真正打起精神，甚至眼中闪烁光芒的时刻，不是他们学到了多么有用的词汇句型或语法知识点，而是老师见缝插针地给他们讲八卦透露个人经历的时候。而个性八卦且好高谈阔论的本人，也只有在此刻才感觉摒除职业特性带来的严肃性，而活回了真正的自己。
作者在多瓦悠兰的那18个月，使他剥掉了在欧洲社会中穿上的文明外衣，不知不觉中，他学会了和非洲人一样大吼大叫，言语和动作都倍显粗俗，他学会了和当地人一样讨价还价，甚至用他不怎么熟练的多瓦悠语在法庭上装可怜，尽管他发现其实“对多瓦悠人而言，法庭是公共娱乐，因此不吝芝麻小事都要告上法庭”，所以法庭上诉讼双方都如同小丑之表演甚或谩骂都让观众兴奋不已。他记述了一次他被人告上法庭的经历：他雇了一个园丁，让他帮忙种些番茄、小黄瓜、洋葱、莴苣等，结果发现红萝卜被蝗虫吃了，牛破坏了洋葱，只剩下莴苣，但却是整整三千颗同时播种再过一周就全部熟透的莴苣。作者写道“我必须承认：我被从天而降的‘北喀麦隆莴苣大王’头衔吓得说不出话来。我绝无可能应付这么多绿色蔬菜。我连拌生菜的醋都没呢！”这句子短却传神，这位天真的人类学家看到真正三千颗莴苣时的目瞪口呆的神情顿时跃然纸上，我读到这儿就笑个不停。然后作者就与园丁就酬劳多少而起了争执，园丁要求支付两万中非法朗，而作者只肯付五千。于是在莴苣继续生长、熟透、腐烂期间，两人上法庭展开拉锯战，还分别偷偷给酋长送了六瓶啤酒。最后酋长裁定作者付一万法朗，双方皆现出犹豫之色，表示勉为其难，最后园丁说为表示感激作者的慷慨退给了他一半的报酬，也就是最后园丁拿到便是作者最初提议的金额——五千。对此事作者的评价是“大家的尊严都保住了，皆大欢喜。我始终搞不清楚这是怎么一回事，也没有人能解释”。就是在这样全身心投入到当地人生活的过程中，作者才积累了第一手的资料，但他不自知自己也被多瓦悠人给逐渐同化了。
“小泥屋笔记”的最后一章是“英国异乡人”甚为有趣，作者历经艰难，总算完成田野调查的任务最终回到英国，却发现他受制于“一种奇怪的疏离感”，一种“因缺乏安全感而产生的调适不良”，尤其是举目望去都是匆匆忙忙的白人而感到极为不适。他还会不自觉地循西非规矩大吼大叫地追赶送奶人，因为根据西非规矩，这行为是立场坚定的表现，而在英国，这绝对是难以忍受的粗人行为。对于一个人在异文化环境中，克服了最初阶段的文化休克，然后不知不觉地沾染上了该文化的一些习惯和行为表现这样的现象，我一直很好奇，由于自己从没在异国逗留超过1个月，也就没有亲身经历。回想起当年英国外教Katherine说到度假回英国，突然发现自己在对话时只会用中国人常用的“哦”“嗯”之类的语气词表示回复时深感惊恐，因为英国人更习惯于用更加积极和具体的话语来回复，比如“Yes,
of course.”、“I
understand”等等。如今读了这段描述，我觉得对Katherine当时的猛然醒悟却又惊恐无奈的心理有了更直观的感受。
我相信，但凡人类学家要能鼓足勇气踏上这么一段未知的研究旅程时，都是胸怀壮志想要成就一番伟业的，否则这么多的不适、艰险、痛苦他怎么一一忍受。可是书读到后来，作者也逐渐表露他在研究过程中的无奈，这种无奈的情绪也难免使他探究的脚步迟滞了下来。有这么一段话表露了他的心迹：“坚守人类学伦理殊属不易。通常，人类学家尽量不去影响他的研究对象，虽然他知道影响势不可免。充其量，他也只能让一个士气瓦解、边缘化的民族恢复对既有文化的价值观与自我价值感。但光是撰写有关某个民族的专题论文，他笔下有关此民族的自我印象呈现，便势必蒙上属于他的偏见与先入想法的色彩，因为关于异民族的客观真实并不存在。而这个异民族如何看待这种自我影响，很难预期。他们可能排拒、反抗，也可能改变自我去迎合并趋近此种影响，最终成为僵硬扮演自我的演员。不管结局为何，我们所谓的‘纯真’（也就是一件事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只能如此）已经荡然无存。”这让我想起多年前游泸沽湖，一群人热热闹闹地冲进当地一户摩梭人家，却惊讶地发现这家人的年轻人们都已外出进城务工，惟留下妇孺。说是想观察一下普通摩梭人家的生活，却醒悟到那家的老妇用织布机编织也好，当晚我们去参加的篝火晚会（据说摩梭年轻人靠篝火晚会跳舞相识然后走婚）也好，无非是他们为了增加些许收入的精心表演而已。本来摩梭族的母系氏族模式和走婚制都是世代相传、浑然天成的，但却因我们这些异族旅行者的闯入而变得僵硬而充满粉饰，早就脱离了最初的自然形态。我们嘻嘻哈哈地买下了老妇羞涩地推销给我们的土布头巾，却发现付出了高于在本地人市集上售卖的成倍价格。或许我们会愤然认为摩梭人淳朴不再，但究其根源，又何尝不是因为我们自身对其文化的入侵呢？
读完全书，发现作者两次造访多瓦悠兰，其实最终仍然没能看成他想要看的“割礼”，而他的另一位来自美国的黑人人类学家巴布也最终中断了人类学研究回美国去了。这难道就说明作者这一切的付出与承受都白费了吗？绝对不是。我相信，这段经历，应该是他人类学研究历程、甚而整个人生中最浓墨重彩的一段宝贵回忆和收获。那个巴布并未放弃他对非洲的想象，在美国开设了有关非洲文学的课程，而我们的作者也写出了《天真的人类学家》这么一部真诚实在的人类学田野调查的笔记作品，让我们在捧腹之余，感受到人类学家的文化包容之心与为达目标而坚忍不拔的毅力，就算这非洲之行对他这个“天真的人类学家”而言，只是幻象被打破之后的“苦涩而甜蜜的想象”，也是足够。
最后再说回我们那位文字学老学究老师，他课程结束的当天是2月14日，有同学收到男友送来的玫瑰，便转赠给老师留作纪念。平日里不苟言笑的他手捧一大束火红的玫瑰，还不忘随时扶一扶那眼镜架，不知所措地说着“这个……那个……”，在场的同学们都笑了。一向只活在自己的学术世界里而不谙世事的他，带着这股天真气（或蠢萌），看来还蛮可爱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