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伤逝》解读
2007-04-03 22:01阅读：
这是给学生讲课用的，所以可能不够严谨，同时观点也有援引，但自己觉得间或有可取之处。由于冗长，为方便有心者阅读，预先指出下文中重要的几个方面：一、《伤逝》是对《玩偶之家》的小说式思考，但鲁迅其实批判了《玩偶之家》是乌托邦，是在“做诗”，对女性而言，在当时的社会现实下，缺乏经济实力的出走徒然满足了男性诱惑女性的潜在愿望，但对女性本身是不负责任的；二、《伤逝》有鲁迅对恋爱和婚姻的深刻认识；三、《伤逝》结尾的复杂涵义。
《狂人日记》被视为个性解放的宣言，而《伤逝》则可被视为个性解放的探询。
鲁迅的小说总体上可以分为知识分子小说和农民小说，这是属于知识分子小说类。知识分子小说类包括审视和自省。本篇既是审视（如《孔乙己》《端午》等）也是自审（类似的还有《在酒楼上》《孤独者》）。自省是应是知识分子的一个重要特征。
在结构上，这是一个类似于“黄粱一梦”“南柯一梦”的故事，即主人公从某一点出发，经历了复杂的过程（大喜大悲）后，又一无所有地回到了原地（体现为会所——吉兆胡同——会所，时间是一年，从以半枯的槐树的新叶标志的初春开始）。这是征服——失败的原型结构（如上述《在酒楼上》，苏童小说《米》亦是同类型，当然，我们从小写过一些习作，以回忆开始并以呼应回忆结束，也属于此类）。在这篇小说里，征服与失败的对象是五四时期的主流话语：婚姻解放与恋爱自由。当然也有另外的解释（下面再说）。
在小说形式上，采用了“手记”的形式。鲁迅的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就采用了日记的形式，当然，形式要与内容高度融合才能算成功。《伤逝》充分利用“手记”的体裁，以第一人称自叙的形式，深入人物的内心，可以说得其所哉。
小说写于1925年，在此之前的1923年7月，鲁迅兄弟决裂；1925年，他和许广平的感情正在开始。
周作人曾公开表明《伤逝》其实就为自己而写的。1925年10月2日，他在《京报副刊》上发表了翻译的罗马诗人喀都路斯的一首诗，题目就是《伤逝》。全文是：
“我走尽迢递的长途，渡过苍茫的灰土，作徒然的话别，因为她那命运的女神忽而给予又忽而收回，已经把你带走了。我照了古旧的遗风，将这些悲哀的祭品，来陈列在你的墓上：兄弟，你收了这些东西吧，都沁透了我的眼泪，从此永隔冥明。兄弟，只嘱咐你一声珍重。”
时隔多年
，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写道：“《伤逝》不是普通的恋爱小说，乃是假借了男女的死亡来哀悼兄弟恩情的断绝的，我这样说，或者世人都要以我为妄吧。但是我有我的感觉，深信这是不大会错的。”
如果说是写兄弟，那么，涓生回到会所后的反思正是兄弟失和后对新出路的反思。作为爱情坟墓的婚姻，其实同样也是被平凡的日子磨掉的兄弟亲情的隐喻。如果说是写和许即将开始的爱情，那么，理性成熟细致如鲁迅，一定想到眼前的爱情至将来婚姻的可能。也许二者兼而有之吧。
下面进入文章。
第一节类似于故事片中寻梦者的“画外音”。而“会所”，周楠本考证，鲁迅在绍兴会馆居八年之久，由此认为涓生与鲁迅近似。但显然，作者在创作时移植自己所熟悉的环境也是常事，无需过于拘泥。主人公阴差阳错回到以前的住所，追忆往昔的结构让我们想到了宗璞在“双百方针”期间创作的小说《红豆》，那里的女主人公同样也是命运使然，被安排到了当年她和男友一起呆过的宿舍，甚至还在原来的地方发现了当时的信物“红豆”。只不过，革命的豪情、理想注定了选择了革命道路的女主人公不会是“一无所有”。
回忆的结构在鲁迅小说中也比较多。比如《祝福》和《孔乙己》。这在结构上，是一个更大意义的回环结构。小说随着回忆结构的展开，开始了主人公思路的历险。
鲁迅对人物心理、动作、细节描写的功力是毋庸置疑的。但让我们把注意点集中到“这些地方，子君就大概还未脱尽旧思想的束缚，——我后来也想，倒不如换一张雪莱淹死在海里的纪念像或是伊孛生的罢”，所谓的“后来”，应该是指爱情的美好光环褪却，主人公对当初的选择后悔了之后。雪莱淹死也许可以表明现实残酷的一面，易卜生也许可以提醒她女性应该要自己独立。而子君的言行也已经证明了她没有脱尽旧思想——但是，现在只有浪漫。（浪漫有着盲目的可怕。顺便想到因《玉梨魂》天下知名的鸳鸯蝴蝶派作家，妻子去世之后，为他小说倾倒的一位女读者，末代状元刘春霖之女刘沅颖，非徐不嫁，但婚后，由于住北京还是上海两人不能调和，加上性格方面的原因，很快分手，徐于1937年贫病交迫而死。）
“这几句话很震动了我的灵魂……”，我们可以从中感受到一种布道者、启蒙者的语气，一种居高临下的自信，“两眼里弥漫关稚气的好奇的光泽”，正是受道者的典型表情。但是，这种自信其实没有足够的思想根基，它也许会使布道者绊一跤，但更能让受道者跌进深渊。
鲁迅小说中标志性的、无处不在的看客又出现了，此时此地，他正化身为鲇鱼须的老东西，脸紧贴在脏的窗玻璃上。而此刻，叛逆者的心理是强健的。
再下面是细致的写实，是对骄傲的布道者的反讽和解构，是对启蒙者的嘲笑。因此启蒙者随后会觉得它“甚而至于可鄙”。
在整个行动的开始，女性一直是比男性更坚贞的，因为较之男性，爱情能够给她们以更多的精神支持，依赖度更大。俗话说，恋爱中的女人是盲目的。惟其如此，恋爱的肥皂泡破灭后给她们的打击更大。
“揭去了许多先前以为了解而现在看来却是隔膜，即所谓真的隔膜了。”这是恋爱的光环退却后的现实，即真的现实。在恋爱的光环中放眼看去，缺点是可爱的，见解、性格的差异也不是不可弥合的，但是，当彼此真切地看清之后，便会意识到，差异是“真的”差异。
大的差异体现在见解上，小的差异体现在生活中，如我之爱花和她之爱动物。有一句话是名言：“爱情必须时时更新，生长，创造。”否则，如小说中呈现的，是生活的琐碎与平凡。而生活的琐碎与平凡更能磨灭抗争的勇气，因此，生活的打击来宁时，安宁的生活的影像体现了我的退却。
退却的决心如同坝上蚁穴，放大的速度惊人。在消灭了油鸡、赶走了狗阿随之后，自私的思想降临了：“只要能远走高飞，生路还宽广得很。现在忍受着这生活压迫的苦痛，大半倒是为她，便是放掉阿随，也何尝不如此。”其实，婚姻本身就意味着责任，如果幸福是由对方或者彼此所赐予，那么痛苦也就不应由对方单独来品尝。只承担幸福而不承担失败，有谁的本能中没有这样的倾向呢？但在更多的时候，我们不能。因为我们是人。
逃避是从对家的现实形式上的逃避开始的。对此最敏感的是女人。因此，子君的敏感是悲剧式的，她的作为也是悲剧式的。她想作有限的抵抗，和我笑谈还在会馆的时候。但回忆永远温暖不了现实，也只有鲁迅，才能在白话小说中如此熟练地描写人物悲剧来临之际的反向运动，或者说，是回天乏力前夕的回光返照。
夫妻本是同命鸟，大难临头各东西。对子君，怨色和绝望固然是软弱和无力的表现，当她有勇气摆脱世人的眼光追求自己的爱情时，也应预备有同样的勇气承担接踵而来的打击。其实，对她，勇气不但是思想给予的，同时还是男性的支撑给予的，前提是，所有困难一起扛，现在，前提的大厦轰然倒塌。而在男性，显示出强者逻辑和自私软弱。正如他自己所意识到的：“我看见我是一个卑怯者，应该被摈于强有力的人们，无论是真实者，虚伪者。然而她却自始至终，还希望我维持较久的生活……”
对涓生而言，他面临的其实还有虚伪和真实的困境。这是当代婚姻的另一个命题：在虚伪和真实之间，我们到底何去何从？“你说便是你的错”。许多人在无爱的婚姻中终此一生。联系到鲁迅的实际情况，1925年正是鲁迅在朱安与许广平之间做抉择的时候，因此，是保持与朱的无爱的婚姻，还是要真实？这也许是鲁迅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因此，一些研究者认为在涓生与子君的关系中有朱安和许广平关系的折光，是有一定道理的。
但是，具体到《伤逝》的文本，从这个角度来分析，我觉得，涓生的做法也是值得商榷的。他选择了不适当的时机。在困难的时候提出，只能说是一种自私。
对于女性而言，一个女性，初恋时总是被追求的，但若是停留于此，悲剧就往往会发生。涓生没有认识到问题的根本，也无从知道真正的爱情和个性解放背后的前提，那就是对责任的担当。
因此，涓生的忏悔是必要的，但也是无效的。最后，涓生的忏悔是一切陈世美的忏悔，同样的忏悔，出现在当代作家张贤亮笔下，甚至形成了一种模式，即落难才子（右派）被美女帮助，后来又离开、抛弃那些在乡下帮助他们的那些女人。主人公往往在最后都有真诚的忏悔，但是，对于已经死去或者已经无从相见的女方来说，这些忏悔都是虚伪和苍白的，在某种意义上，它只是负心的男性求得心安的又一次欺骗，对自己良心的欺骗。换言之，如果他忏悔的对象，当初的那个女性再次出现时，你千万不能天真地相信，他会毫无保留地接纳你。这一事实已经在曹禺的经典话剧《雷雨》中被周朴园践行，并在近期的大片《夜宴》中被再次演绎。
在吉兆胡同里，当初被抛弃的小狗阿随回来了。这对男主人公来说，无疑是精神上的救命稻草，是女性留给男性的最后恩典。因为，如前所说，负心的男性的所有忏悔其实都已经是无法投递的包裹，男性未尝不知道这一点（鲁迅是注意到这一点的，在其散文《风筝》中，就有类似的思考）。但是，阿随作为女主人公的恩物，它的出现无疑使男性在良心上得到补偿。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一般情况下，男性会给予这条狗以同情和照顾（因为它毕竟蕴藏着女主人公的信息，同时，养活它的成本要比养活一个妻子要小得多）。
可以认为，男主人公为了阿随搬出吉兆胡同，是为了满足“开始新的生活”的潜在愿望，他
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来给已经去世的妻子某种补偿：自己确乎这么做了，如果她还在，那么，我们就会这样一起开始新的生活。见证人就是妻子的这条小狗。
“但是，这却更虚空于新的生路……”这是对的，因为沉浸在忏悔与回忆之中是没有前途的。回忆追悔的结果只能是“更”虚空，因此，哪怕对子君的抛弃已经是一个错误，按照合理原则，只能在理性的空间再次摒弃。“我总得向着新的生路跨出去”，要如此，第一就要卸掉身上的一切重负，包括对子君的忏悔和回忆，乃至连遗忘一并忘却。几年前，鲁迅写过一篇《为了忘却的记念》，为的是纪念牺牲的战友左联五烈士，但那是一重的抛弃，抛弃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记念；但现在，是二重的抛弃，抛弃的目的更是为了个人。
如何理解小说的结尾？涓生的忏悔是真诚的还是虚假的，寻找新的生路是讽刺还是勉励？
“新路”的问题被喋喋不休地提出数次，但都空泛没有具体所指。我认为，要理解这一问题，首先要知道鲁迅对五四知识分子的整体态度，如杨义所言，鲁迅的知识分子小说中有三代知识分子，第一代是鲁四老爷、丁举人与孔乙己、陈士成等；第二代是鲁迅的同辈，如四铭、高尔础、吕纬甫、魏连殳等；第三代是年轻一辈，即涓生和子君。如大家所知，鲁迅对年轻人都是宽容的，而且一直认为他们代表了中国未来的希望。因此，他有必要让子君死去，但同样，他要让涓生作为新青年的希望（代表）活下来（这不同于魏连殳最后身穿戎装死去）。
但是，未来的生路在哪里呢？如大家所知，鲁迅自己其实是迷茫的，同样的迷茫在《呐喊·自序》中已经表达过，即他有名的关于“铁屋子”的比喻；这种迷茫在《徬徨》阶段尤甚。但是，鲁迅的深刻之处在于，他同样洞察自身可能存在的弱点，“不能以己之所认为无”，否定别人所认为的有；同时，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战士，他有较好的大局观（所以在《药》的最后“不恤曲笔”，给夏瑜的坟上添个花环，留点火种）。在《伤逝》中，鲁迅其实也有同样的看法，无论如何，应该摆脱虚无，寻找“新的生路”，但新的生路在哪里？无从得知。如他在散文诗《过客》中，过客所走的方向是荒冢累累的原野，至于到底能找到什么？自己其实也很难清楚，但“走”本身是一个重要的姿势。在极度的黑暗中，犹如在冰寒地冻的环境里，停滞是离死亡最近的。我认为这种理解更接近鲁迅复杂的内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