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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辛的短篇小说《十九号房》

2007-10-11 23:17阅读:
苏珊真的是没有理由自杀的。
苏珊与丈夫马修结婚时已经年近三十,两个都是在经过多次恋爱的风雨后才认为真正找到了自己的另一半。不仅他们自己觉得自己的婚姻无可挑剔,朋友们也认为他们是天生的一对。
两人的收入也都很高,丈夫是伦敦一家大报的副编辑,苏珊在广告公司做事。婚前两个各自有自己的公寓,为了体现平等原则,不使对方有寄人篱下之感,他们另租了一座公寓,家中常常高朋满座,在朋友圈中,他们被看作是可依赖的人。两年后,苏珊怀孕了,他们买了一间有庭院的房子。再接下去,他们一连生了两男两女,一家六口,生活在一座不错的有庭有院的房子里,应有尽有,事事按部就班。
在这个家庭里,丈夫为维持美丽的家和一家六口的生计,拼命地工作,女主人为将家里的一切安排得井井有条,也是绞尽脑汁。丈夫尊重妻子的劳动,为家尽职尽责,只是偶尔出了一件逢场作戏的事,也没有影响她们夫妻的感情;为了家庭幸福,尽管原来供职的公司依然希望她回去工作,作妻子的从没想过在孩子还没长大前之就去工作,她认为,等到五十岁以后,孩子长大了,作为女人的她的智力和体力都达到了高峰,那时再去工作也不晚。
十多年过去了,最小的孩子也上学了,苏珊认为自己终于可以不整日围着孩子转,可以从心理上准备几年后的重新工作了,然而,也就是在这时,她忽然变得忧郁起来,她觉着,虽然孩子不在她身边,她的心思永远为这家里的一切所困扰着,每当她独处,独自在家里的小花园里,她都觉着有一个叫做不安、空虚的敌人在窥视着她,她觉得自己是一个囚徒,一个无一刻属于自己的囚徒。她告诉丈夫自己需要真正的独处,尽管丈夫不理解,却也尽量给她提供条件,甚至在家里专门为她布置了一间房间,不许孩子们去打扰。然而,家中的苏珊“自己的房子”,很快成了培养孩子们学会尊重他人隐私的教育手段,根本无法让苏珊真正地独自面对自己。
后来,苏珊在一家肮脏的小旅馆里租了一间十九号房,每周去三次,每次在房间里独自从上10点待到下午6点。她在房间里什么都不做,只是坐着,坐够了,就站起来,走到窗边伸伸腰充分享受这分难得的独自一人的清静。这里肮脏、破败,然而,只有在这里,她是单独一人,她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独自一人时,在家中的那种孤独和空虚不见了,她觉得她终于找到了一间自己的房间。
有十九号房间作藏身地,生活变得不再那样难以忍受。然而,由于每月必须向丈夫索取
房租,使丈夫觉得不安起来,并派了私人侦探打探到了十九号房。从那之后,“自已的房间”不再有独处的快乐。
终于有一天,苏珊最后一次来到她的十九号房。她打开煤气,结束了生命。
这就是英国女作家多丽丝·莱辛的小说《十九号房》给我们讲的故事,一个幸福的中产阶级的女人,一个什么都有的女人,就这样毫无理由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她想死去,想离开人间,“只因为她实在没有力气呆在人间”。
然而,如果我们仔细想一下,也许这毫地理由,就是真正的理由。苏珊的生活是富足的,并且既不缺乏亲情,也不缺乏爱情,然而,她依然免不了要这样想:“结婚这么多年,生了孩子,负起种种责任,而我完全没有变;然而我又常常觉得,自己除了当马修·罗林太太之外,什么都不是。”关键就在这儿,人没有变,身份却发生了变化,她不再是一个属于自己的苏珊,她是苏珊·罗林,是马修·罗林的太太,是她孩子的母亲,是她的有庭有院的家的女主人,她看上去拥有一切,却失去了自我。
美国著名女权主义者贝蒂·弗里丹在1963年出版了她的名作《女性的奥秘》,在这本书中,她向人们展示了二战以后中产阶级妇女的困惑与不满。
由于战争,男人们走上了前线,妇女不得不从事起了战前由男从事的事业。战争结束后,男人们回到了家里,女人重新回到家庭,随着战后经济的发展,社会生活水平提高了,女性,特别是受过较好教育的中产阶级的女性过起了衣食无忧的日子。弗里丹也是这些“快乐的家庭主妇”中的一员,然而,在这样的“快乐”生活中,她隐隐地感到有些不安,为此,她展开了广泛的调查,并根据这些调查写成了《女性的奥秘》。在这本书中,她向人们展示了一股强大的社会思潮:无论是弗洛伊德理论,还是广告商的推销术,都在努力将女性变成贤妻良母,所有的舆论都在强化着作为贤妻良母的“完美女人”的形象。然而,那些被这种思潮包围着的女性,却在应对着每天的日常生活之余,总是觉得自己的生活不应该只是这样,生活中应该还有其他的内容,由于不知道这其他内容是什么,她们焦躁不安,无以排解。
这本书出版之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反呼,在六、七十年代,美国妇女组织纷纷成立,妇女运动有了新的发展。
多丽丝·莱辛不喜欢给自己的作品标上女权主义的标签,然而,女性问题无疑是她的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其创作的《金色笔记本》,甚至被美国的女权主义者看成是女权运动的号角。在这篇《十九号房》里,我们看到了《女性的奥秘》揭示的问题。苏珊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快乐主妇”,然而,她象战后美国的“快乐主妇”一样,面对着失去自我的困惑与不安。虽然莱辛笔下的人物没有象美国激进的女权主义者那样为男女的不平等而声嘶力竭地呼喊,然而,苏珊的死,正是一种无言的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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