敢于突破程朱理学的曾国藩
2015-07-15 00:15阅读：
敢于突破程朱理学的曾国藩
刘绪义
（摘自《曾国藩与晚清大变局》，九州出版社，2015年版）
我们知道，曾国藩一生的前30年基本上也就是读书求官。他读的书和当时代的其他人所读书的完全一样，都是程朱理学，都是“四书五经”，都是科举应试之学问。很多人在问，曾国藩何以能在科举途中得以超脱出来？
程朱理学，在现代人眼里，那是最没有真学问的、老朽不堪的东西。科举应试，也早就被学者们看成是最害人的东西。然而，曾国藩却能一反常态，从这些最没用的书本里读出了真才实学，并且把它们运用发挥并成就了一生骄人的事功。
很少有人思考这是为什么？
我认为，这就是曾国藩读书方面的解放思想：不唯书，敢于突破程朱理学。
现在有很多学者认为曾国藩道学气很浓，甚至把他视为“道学家”，所谓道学家，就是理学家。理学是宋代以二程、朱熹为代表所开创的一代新儒学，他们提出，理是先天地万物而存在的，为学就是要“即物而穷理”，理在宋代的儒学里是居于最高范畴的，后来到明代中后期，以陆
九渊、王阳明为首的一派，则以“心”为最高范畴，因称“心学”。理学，原称道学，《宋史》即有“道学传”。但是道学这一名词为时人取用，是在南宋。1183年吏部尚书郑丙上疏，提及“近世士大夫有所谓道学者，欺世盗名，不宜信用”。监察御史陈贾也对孝宗赵春说及：“臣伏见近世士大夫有所谓道学者，其说以谨独为能，以践履为高，以正心诚意克己复礼为事，若此之类皆学者所共学也，而其徒及谓己独能之。”他们攻击得最厉害的对象，却是朱熹。道学词，也是个贬义词。
朱熹其实算不得道学家，后人对朱熹的误解很大。曾国藩也算不得道学家。曾国藩虽然褒扬程朱，反对空谈心性，要立足于经世致用，但他却在很多场合控诉理学和理学家。如他在给郭嵩焘的一封信中写道：“性理之说愈推愈密，苛责君子愈无容身之地，纵容小人愈得宽然无忌，如虎飞而鲸漏，谈性理者熟视而莫敢谁何，独于一二朴讷之君子攻击惨毒而已。”曾国藩后来也罗致一批道学先生，“然第给以厚糈，不假以事权。”把他们养起来，并不要求他们做事。因此，有一次他的亲信幕僚对这些人有不敬之词，他便直言不讳地告诫道：“此辈皆虚声纯盗之流，言行必不能坦白如一，吾亦知之。然彼所以能猎得厚资者，正赖此虚名耳。今必揭破之，使失其衣食之资，则彼之仇汝，岂寻常睚眦之怨可比，杀身赤族之祸，伏于是矣。盍戢诸！”可见，曾国藩明知其人却把他们养起来，实际上也是出于与人为善。
曾国藩的思想解放首先就是从突破程朱理学开始的。比如当时学术界汉宋对立非常严重，而曾国藩力主调和汉宋；再比如大家熟悉的曾国藩一生三变，先是习程朱理学，后转为法家的严刑峻法；再在江西失败后又转为道家哲学。这样他又调和了儒法道，并融这三家于一身。
此外，据曾国藩的后裔聂其杰透露，曾国藩于佛教亦有汲取。聂是曾国藩的外孙，他在《德育古鉴》中说：“昔曾文正公早年读袁了凡立命说，遂有志学圣贤，改号曰涤生（见求阙斋日记省克门）。公撰纪氏嘉言序，深以佛氏因果祸福之说为善，谓其警世之功，与吾儒同。晚年日记，犹言生平愆尤丛集，撰联自警。然则公之学修，始终得力于了凡之学；即因果祸福之说也。故公之为学，务实践而不托空言，以视一般程朱家之争门户意气，而鲜实效可称者，度量之相越何其远也。程朱学者好为高论，动言人不当欣于福而为善，畏于祸而始不为恶，故了凡之说，每为人所讥诋。而不知以欣畏劝人，莫先于孔子。‘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非孔子言乎？‘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非文经乎？以文正之贤，犹赖于因果祸福之说以资警策，而谓凡庸之材，不必有所欣畏而自然能为善不为恶乎？”
此说曾国藩之学修完全得力于明朝佛教大居士袁了凡，当有所夸大。然曾国藩能突破程朱理学尤其是汉学宋学之藩篱，融摄百家，当是事实。正如何贻焜在《曾国藩评传》中所说：“曾公处儒家之地位，虽以其说（指佛门教义）为妄；于其警世之功，亦加以赞扬；盖亦颇有折衷之趋向，诚不愧为一综合学派也。”
不信书，信运气。这是曾国藩晚期的心得。
不信书，就是不盲从书中的教条，运气就是自己的悟性。在读书中悟方法，悟明道经世之术。
在京居期间，自涤旧生新以来，一有闲暇，曾国藩对于军政大计，以及各种庶务，通过大量的并有所选择性地阅读古代史籍，尽量把现实的问题考究详尽。所以一旦当权，便能把平时读书得来的学问，拿出来应用。后来广西事变发生，曾国藩冷眼旁观朝廷的调派指挥，就能敏锐地察觉到，皇帝指派大学士赛尚阿亲自带兵，“岂不知千金之弩轻于一发”，只是因为朝廷再也派不出别的人来。他准确地预见到赛尚阿不是太平军的对手。一般人只以一书生出而致用，终?镇灭洪、杨，都引以为异。而不知他十多年的京官生活，十多年京师名流之间的交往互教，十多年京师期间坚持不懈地刻苦攻读经世致用之书籍，是如何地准备着应付事变，如何地关切时务，如何地虚心研究，便可知道曾国藩的成功，绝不是侥幸得来的了。
他的弟子黎庶昌这样说：始公居京师，从太常寺卿唐公鉴讲授义理学，疾门户家言，汉宋不通晓，亦宗尚考据，治古文辞，与蒙古倭公仁、六安吴公廷栋、师宗何公桂珍、汉阳刘公传莹、仁和邵公懿辰数辈友善，更相砻砥，务为通儒之学。由是精研百氏，体用赅备，名称重于京师。
可知，曾国藩迅速发迹的重要原因之一便是通过读书获益颇大。
曾国藩还曾经说：近世所学者，不以身心切近为务，恒视一世之风尚以为程而趋之，不数年风尚稍变，又弃其所业，以趋于新，如汉学、宋学、词章、经济以及一技一艺之流，皆各有门户，更迭为盛衰，论其原皆圣道所存，苟一念希天下之誉，校没世之名，则适以自丧其守，而害于世。
此说到现在仍然有现实意义，追逐新潮，弃本求新，以至学问成为一时之时尚。曾国藩本着“知本好古，不逐乎流俗”，故能超越于时人之上。（刘绪义/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