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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编码运动为什么消亡了？

2016-02-20 21:48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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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编码运动为什么消亡了？

轰轰烈烈的汉字编码运动终于结束了，它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到现在已三十多年，早已偃旗息鼓。

汉字编码运动为什么消亡了？
当年汉字编码运动号称“万马（码）奔腾”，上万种编码发明如大潮奔涌！

一、汉字编码发明只是轰动一时的运动
 我所说“汉字编码运动”，不包括之前和之后专业部门做的种种有关汉字编码的技术工作，实际上一直到现在还在做。既称“运动”，我是指大规模、群众性，一窝峰的专家和民间共创发明种种汉字编码方案的壮举，试图解决电脑汉字输入难题。估计当年起码有数千种方案问世，号称“万码奔腾”，一时之盛，蔚为大观。
而我，做为当年发明者之一，亲自参与了这场运动的全过
程，看着它出生，成长，高潮，疯狂，直到落寞。正如俗话说：“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宴宾客，眼见他楼塌了。”
就连当年最红火的“五笔字型”，到今天也没多少人用了。其它千百种发明更是扔进了历史垃圾堆。现在回想当年的辉煌热烈，多少专利，多少论文，多少学术会议，多少“世界领先”“全国先进”，多少培训班，多少软盘光盘，到现在居然白忙活一场，禁不住心头发酸。

二、当年为什么不用拼音码？还要另外发明编码？
 也许现在的年轻人，或者玩电脑不久的老年人，都不明白当年干嘛非得来那么一场费力不讨好的运动？直接用拼音码输入不就挺好嘛。这就得说道说道了，也算为这场悲壮的运动送终吧。其实简单一句话，就是“被逼无奈”。
八十年代初，电脑刚刚在中国开始普及，立刻就遇到了最大的难题，汉字没法儿输入。西方没这个问题，直接敲键盘，出来的就是他们的文字。而中国上万汉字，怎样能用通用的英文键盘把汉字敲进去？
当然，当时现成方法也是有的，那就是随机配置的拼音码。
当时汉字输入有两种人——专业录入员和非专业一般人。
专业录入员为了追求速度，当然不能用拼音码，而是像拍电报那样，直接用电报码，或者用电脑里配置的区位码（也是四位数字对应一个汉字）。
而我们一般人只好用拼音码，我一开始用的就是拼音码。
但当年的拼音码之落后，不是现在人们能想象的。没有词组功能，没有联想功能，只能一个个单字，硬用拼音码往里敲。
那时敲拼音码，不像现在敲第一键就出字出，再敲再不断换字，比如想输入huang，当你不断地敲h,hu,hua,huan,huang，屏幕都出字。我们那时候必须把全部音节都敲完，再敲空格键表示“确定”，这时才开始出字，如果拼音不熟，敲错了，就出不来字。
更重要的是，汉语同音字太多，一个音节，少则对应几个汉字，多则几十个，上百个。一屏就算出10个汉字，动辙就得翻七八页、十几页，来回找，好半天才能输入一个汉字。想输入一篇几百字的小文，恐怕得大半天，比写字不知慢多少倍，令人无法忍受，逼得人们必须想办法解决汉字输入的难题。
还有个原因，那时除了专业录入员之外，用电脑的人很多不会拼音。因为多半是中年人，甚至老年人，而不像现在以青年为主。为什么呢？那时电脑很少，单位上只有像我这样的科技骨干，甚至科学家才轮得上使用。就连写字最多的作家、记者之类，也都没开始用电脑。他们多是文科生，掌握电脑比我们科技人员要难得多。

汉字编码运动为什么消亡了？
中国最初玩电脑的全是老科学家

我去北京开汉字编码会议，发明家多半是中老年，我当时四十来岁，算比较年轻的。那些比我老的，多半没学过拼音码，所以他们只好另外发明按字形部件编码的方案。
另外，当年普通话远不如现在普及，许多南方人不会说普通话，使用拼音码肯定错误百出，找不到要输入的字。
总之，为什么当年人们不用拼音码？三个原因：一，当年拼音码没有词组，单字输入重码太多，输入太慢；二，老人不懂拼音；三，南方人说不好普通话。所以当年的汉字编码发明主要以形码为主，以字根、部件来拆分汉字。

三，运动的起步和划时代的五笔字型
 当时台湾电脑业比我们先进，他们已经发明了一种“苍颉码”，就是形码，把每个汉字拆分成几个部件，几百部件对应在键盘的不同键位上，组成一个部件键盘图。打字时只要看图练熟，每字固定的三四下敲键，肯定比拼音码快得多。
但“苍颉码”只适合于繁体字，而且我看过那方案，部件与键盘的对应关系以及输入规则非常繁难。于是大陆人开始行动了，八方诸侯，群雄并起。
中国第一位编码人开始于1978年，上海电工仪器研究所部工程师支秉彝创造了一种“见字识码”法，以四个字母表示一个汉字，如“路”字，可拆成口、止、文、口四部分，取部首拼音读音的第一个字母，即组成“路”的代码KZWK。看似形码，实际上有音的因素。
这种方法看起来很简单，实际上像“路”这样好拆分的汉字并不多，很多字不好拆分，汉字部件极为模糊，没有规律，真正学起来是很困难的。
1983年8月，河南科技人员，电子专家王永民发明五笔字型，这是纯粹的形码，与字音无关。把一百多汉字部件按照每个部件的头两笔有规律地分配在五组共25个字母键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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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永民和五笔字型

1984年在联合国表演中创造了每分钟输入200多汉字的记录，汉字输入第一次创造了比英文输入还快的奇迹。
五笔字型的推广极为成功，在大陆全面推开，创造了丰厚的效益，王永民也成为编码人中最成功的发明家，后来的所有汉字编码方案都远没有达到他那样高的成就。

四、高潮兴起
 既然五笔字型已有了那样巧妙的设计，占据了那样的高位，按理说中国人全用这个编码不就完了？比如台湾人就用一个苍颉码，为什么后面又要出来数千种编码方案？原因就是五笔字型仍然难学。它之所以快，是因为里面加了大量词组，而且重码少。
一开始我用拼音码输入，速度太慢，在报纸上看到五笔字型码，说得天花乱坠，实际拿来一学，记忆量太大，很难学会。光那个键盘图表就不好记。更难的是汉字部件拆分非常模糊，充满歧义，全得靠人长期试错训练，记忆下来。只适合于年轻的专业录入员，一般人学习还是太难了，所以大家仍然不能接受五笔字型，都试图发明更好学的编码。
跟五笔字型差不多同时问世的还有1985年推出的钱码，是物理学三钱的那个钱伟长教授发明的，当年钱老先生已经73岁。由于他对汉字编码做出的贡献，成为中文信息学会的首任理事长。
上面所说的支秉彝、王永民，到钱伟长，不是科学家，就是工程师。可知发明汉字编码一开始就是科技人员打头阵。这些发明家有个共同点，文理兼通，对文科也都很有兴趣。
比如王永民为中国科技大学无线电电子学系毕业。通诗文、书法、篆刻和音乐。
再比如钱伟长，当年以物理5分，化学和数学一共考了20分，而中文和历史两个100分的成绩进入了清华大学历史系，后来才改学物理。
就连我这样最没名的发明家也一样，本身学物理，同时爱好美术、文学，最喜欢查字典，在中学被同学戏称为“陈源（中华大字典作者）大弟子”。也就是说，我们都是“通才型”。
钱码是声形码，打一个字只需3码，首码声母，二三码分取首末字根。我也研究过，实际上键盘不如五笔字型有规律，编码规则复杂，歧义多，比五笔字型还难。
再往后，著名的方案比比皆是，比如表形码, 大众码、笔形码、五十字元码、前三末一码、自然码、太极码、声数码, 二维三码、火炬码……全是名震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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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种笔形码方案
这些方案我全都仔细研究过，分析过，他们多数都是形码，都是因为五笔字型不好学，试图克服它的缺点，取而代之。初看每个方案的设计也都很巧妙，各有长处，但真正一学就知道，各有各的难处和缺点。顾东顾不了西，在总体上仍然无法超过和取代五笔字型。
究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汉字部件、字根本来就规律性极差，极模糊，谁都无法克服这个困难。
当时也有人另僻蹊径，搞音形结合的码，试图以好学的音码来部分代替难学的形码。
但没人去钻研纯拼音码，因为那东西是死的，就那些东西，没多少变化空间。

 五、我的探索
 我对拆分汉字部件字根的困难深有体会，为了彻底突破这个困难。我突发奇想，把汉字部件不再看成传统的部首、字根，而是看成电路，看成连通图，而连通图是非常有规律的。因为这已经不是文字学，而是数学、物理学了。这在编码学概念上的确是从未有过的独创思维，所以得到了鉴定专家高度的赞扬。就在全国学术会议上也得到了不少发明家的赞许，说所有方案中只有你的最科学，一看就是理科生搞的。
但后来我在真正的实际编码和输入中，发现仍然有困难，因为汉字到底不是真的连通图，笔画之间到底是连着？通着？还是断开？有时真的不很明确，从而导致了新的模糊性、歧义性。另一方面，中国人普遍不大接受这种纯数学的西方式分类法，仍然习惯于传统部件。
但我没有放弃，后来又发明五分钟码，以汉字属性中最少歧义，最明确，最易学的声母、韵母和笔顺做为编码材料。键盘安排也和五笔字型一样有规律。最终获得了成功，得到了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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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因发明编码而获金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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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五分钟码专利发明证书

 以我现在的角度看，我这个方案仍然是当年众多方案中最易学，最不模糊的，只要学会几条简单规则，记住有规律的键盘，就可以说基本学会了。而且实际打字速度也不慢。后来被国家科委列为重点推广项目。
实际上我先后研究出多个方案，起码获得了三个发明专利，多项发明金奖，科技进步奖，光论文就发表了几十篇，全国学术会议就参加过三回。起码在新疆，我算是唯一的真正的“编码人”，虽然还有几位发明人，其实只是纸上谈兵而已，只有我把发明变成了软件，推广了出去。即使在全国也算有影响的“编码人”。
就连北京的二伯，九十多岁成了痴呆，每见我还笑问：“力德的发明推广得怎么样了？”没想到现在一切都成了过眼烟云，全都跟没发生过一样。
但我这个五分钟码最终也未能推向全国。原因很多，主要是：一、五笔字型已经占领了制高点，谁也搬不动它；二、我起步太晚，在“万码奔腾”的海洋中，我被淹没了；三、我是个人发明，只靠一己之力，无财力，无后台，力量太小；四、我处在边远的新疆是无法推向全国的，要想推广必须扎根北京才行，但我正上着班，没有辞职创业开公司的魄力和能力。
总之，我闹腾了好些年，有点动静儿，在全国也有一定影响，很多刊物对我的方案都有介绍和评价，但最终推不下去，只能放弃。

六、学术会议与刊物
 汉字编码运动在中国兴起，自然就出现了全国性的学术组织和会议，即中文信息学会下面的汉字编码专业委员会。我也算中文信息学会的会员。
中国中文信息学会成立于1981年6月。钱伟长、甄健民、安其春为主要发起人。隶属于中国科协，它研究的范围比较广，除了汉字编码之外，其它许多技术工作，比如建立三级汉字库，字频词频统计，汉字识别，汉字字形压缩存储，少数民族文字计算机处理，机器翻译，信息检索，等等，都由它管。
而中文信息学会下面的汉字编码专业委员会，顾名思义，是专门搞汉字编码的，如何将汉字按形音义的规律作出编码，将汉字信息输入计算机。
我共参加了三次学术会议，都在北京。第一次是1990年，在北京西郊的板桥村，那时周围还是农村。参会起码上百人，来自全国各省，南腔北调，好不热闹。全是一色老爷们儿，没一个女发明家。这些发明家似乎各行各业、三教九流都有，除了科技人员，还有许多其它行业的。总之，多是一些思维古怪，不修边幅的编码迷。
后来又参加了两次会，兄弟重逢，格外亲切，成了朋友。
所谓会议无非大家交流论文，发言讲解自己的方案。许多发明家我以往只在资料上研究分析过，这次见到了真人。有一位山西发明家，其方案《飞天码》全靠背功，就跟背珠算口诀一样，我见了他面，立刻背出他的几句口诀“丝印纸里黑白日，耳刀鱼边框贝舟……”，他大喜过望。
不过给我们印象深刻的是人大的陶沙教授，他是专业委员会的委员，代表“组织上”给我们做学术报告，口若悬河，语含机锋，幽默生动，大家非常喜欢听。
陶沙在报告中曾说：“汉字部件究竟应该怎样分类和拆分，新疆的王老师的方法是一条可行的路。”
会场喜气洋洋，生机勃勃，大家都对中国的汉字编码运动充满期待和信心，为生逢盛世感到自豪。现在回忆起那些火热的日子仍然激动不己。
我们的会议在央视也实时播出，我晚上到北京大哥家里看电视，恰好正在播这段报道，我和大哥居然在电视上看到了中午正在参加会议的我自己，虽然只有几秒钟，但这是我此生唯一出现在央视中的镜头，弥足珍贵。
这三次学术会议的三本论文集都有我的文章，分别是：《对汉字字形规律的再认识（1991.6.）》《以数学方法重新认识汉字（1991.10.）》《汉字编码的普及目标体系和编码实例（1994.11.》。
我们也有专业刊物，最主要的就是《中文信息》，我在上面发表过十四篇论文。因为发表太多，刊物主编已经都认识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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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一少部分论文

另外我在《计算机应用与研究》《电脑》《软件世界》《中国计算机报》等刊物上都发表过与汉字编码有关的论文。
有些文章在列举国内主要编码方案时，我的方案《五分钟码》往往也在其中。
七、万码奔腾终于回归拼音码
 高潮时几乎天天都有新方案问世，尽管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但始终没有一家方案独霸天下，为全国普遍接受。因为无论哪家方案都有各自的短处，没一个十全十美的。
而一家独大的五笔字型并不参加我们的会议，根本没把我们放在眼里，只顾向全国推他的王码电脑。但他也同样无法独霸全国市场。
就这样百花齐放，一花独秀的热闹了好些年，终于寂寞下去了。新方案越来越少，报刊报道越来越稀，人们的兴趣热情也日渐淡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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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码奔腾“最后就剩了王永民这一匹还在跑，而且还是缺胳臂少腿的。

最终不是五笔字型，而是最早的，我们全都看不上的拼音码把大家挤出了市场。
为什么？我分析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因为这时电脑已全面普及到所有单位，甚至所有家庭。这时用电脑的主体不再是我们这些中老年科技骨干，而是年轻人。
起初那些年是我们这些得风气之先的中老年专家给年轻人教电脑，后来电脑普及，反过来了，是年轻人给他们父母或爷爷教电脑。
这些年轻人从小就会拼音，会普通话。一接触电脑立刻就能掌握里面的拼音码。他们手快，反应快，记忆力强，学习能力强，所以他们用起来并不感到慢。
二、经过一二十年的技术革新，拼音码已面目全非，功能比我们那时强得太多了。带有海量词组（我们那时一般都用标准的5000词库，太小了），而且有联想功能，高频先见功能，动态记忆功能。词组既能每字打全拼，也能这个字全拼，那个字只打声母，甚至几个字全打声母，任意组合，随便拼凑。
最厉害的是即时造词功能，不管词库里有没有这个词，你只管打，甚至你自己的姓名，如果没有，就继续选字，把这个词凑全，到下一次它就有了。这样的词库少说也得有上百万个词，越用越多，最后恐怕上千万词也打不住，连根本不是词或词组的组合串都能自由创造进去，比如“喜大普奔”之类。
这些功能是我们那个时代想都无法想的，有了这么强大的功能，又遇上那么机灵的年轻人，一学就会，一会就熟，最后用拼音码打字并不比我们发明的那些极巧妙的编码慢。
三、拼音码实际上是我们当年最理想的“不学就会”的编码，就跟外国人直接敲他们的文字一样。而我们发明的所有方案全都需要一个学习的过程，不管多么简单也得学。
五笔字型是个典型，它在当年众多形码（部件码、字根码）当中算比较全面，有规律好学的，但如果现在给年轻人教，恐怕他们会大吃一惊，怎么这么难？这么复杂？这么麻烦？这么模糊没规律？
我的五分钟码是另一个典型，在当年众多方案中，确实是最简单最好学的，只记一个有规律的键盘，和几条简单的规则，五分钟内真能掌握，而且没有什么模糊性、歧义性。但即使这样的方案，要想完全掌握，也有一个学习的过程，起码得十天半个月吧。
比如我的老网友，因为已经掌握了拼音码，看到我的方案，觉得很奇怪，还要记那么多东西？这也太难了。因为他们在那个时代还没开始玩电脑，无法体会到我们当年输入汉字的苦恼和困难。就连我这个最简单的方案，他们都已经觉得难得不可思议。
现在的年轻人已经先入为主地会用拼音码，已经能打得那么快，谁还有耐心去另外学一个完全陌生的而且难得多的方案？
所以，现在拼音码取代“万码奔腾”是大势所趋，任谁都无法阻挡。
拼音码在汉字输入中起了这么大的决定性作用，我们必须要感谢汉语拼音方案的创始者们，其代表就是现在还活着的百岁学者周有光。

八、“过时”的编码仍然有人使用
 虽然汉字编码运动已经结束，但并非一点痕迹没有留下。
虽然99.9的中国人都用拼音码，但仍有极少数人坚持在用以前发明的方案。这些人包括：
第一类，以前的专业打字员，他们从一开始就已经用熟了五笔字型之类编码，速度快得不得了，即使现在拼音码玩得最熟的年轻人也还是赶不上他们。包括现在的专业打字员，恐怕也得使用五笔字型，才能达到理想的速度。
第二类，我们这些发明家，以及我们的铁杆粉丝。我们对自己的方案自然都很熟，从八九十年代到现在一直在用，也很熟，速度并不比年轻人用拼音码慢。如果让我们改学拼音码，仍然不习惯。虽然它功能很强大，但要想达到我们现在的速度，仍然需要很长一段努力，所以我们也懒得改用拼音码。
第三类，那些经常需要输入古籍古文古诗词的人。那里面的生僻字、繁难字很多，就算你拼音码再熟，遇到这类文章还是不好办，很多字不认识，读不出音来，就算能读出音，但这类生僻字往往组不成词，而且排在拼音码重码字的靠后位置，要翻很多页来回找才行。打这类文章，还不如彻底掌握一种成熟的形码，比如五笔字型。不管汉字读什么音，不管多复杂，四键下去，这个字必定出来，基本没有重码，不用选择，那速度肯定快得多。
现在电脑里装的基本都是各类拼音码，比如百度、微软、智能等等，也有少数几种以前推广得比较好的形码、音形码，起码五笔字型肯定能找到。

九、是否白忙活一场？
 虽然现在汉字编码技术工作并未停止，但做为一个轰轰烈烈的发明运动，确实已经结束了。
从整个运动我们可以看出是这样一个过程：拼音码——各种编码——拼音码，这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也是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过程，后来的拼音码跟之前的拼音码不可同日而语。
从表面看，好像我们那些年的发明运动基本等于白忙活，但实际上并非一点儿用都没有。
首先，它解决了过渡阶段的困难。即从电脑开始进入中国，到全面普及，从少数中老年科技人员用电脑，到全国普遍用电脑，在这样一个过渡阶段中，我们解决了输入汉字的困难。如果我们不发明这许多编码方案，汉字输入的困难当时几乎无法解决，也就无法跨入到现在。
其次，它通过竞争筛选，留下了一些优秀成熟的方案，在少数人中继续使用，尤其对专业打字员，还是那些方案比拼音码更快。所以没有这些方案也是不行的。
再次，它通过这个运动，充分调动了全国的专业和业余的编码发明家的聪明才智，参与到中文信息处理中来，对电脑知识普及起到了不可小视的作用。
再次，拼音码技术之所以能达到今天这样强大的功能，实际上也得益于这场汉字编码运动，在这场运动中发明家们钻研出数不清的技巧，光是我自己就发明出许多很实用的技巧，比如“汉字输入系统的开放式码表”“在编辑位直接输出汉字”“不兼容型简码对重码的制约”等等。这些技巧都发表在相关论文上，对整个技术的提高都会产生影响。
最后，培养锻炼出一批电脑专家。在我们开始搞发明时，中国的大学里还没有计算机系，也没有专业的电脑工作者和毕业生。大家都是由别的行业（主要是理工科）转向电脑行业的。比如我自己在单位原先是科技期刊编辑，通过发明电脑输入法，逐渐学会了电脑软件编程，最终成为一名电脑工作者，专业从事数据库软件的开发工作。同时也向青年人讲授电脑编程。

汉字编码运动为什么消亡了？
计算机系学生还得由老专家培训出来
后来一批批计算机系毕业的大学生被培养出来，参加工作，他们逐步成为更专业的电脑人员，最终取代了我们。
总之，这场汉字编码发明的运动，在中国科技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做出了它应有的贡献，最后退出了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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