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汉语拼音方案推行之初

2020-05-08 10:17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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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汉语拼音方案推行之初

回忆汉语拼音方案推行之初

今天的学生刚入学就学汉语拼音，很自然地，现在的中青年上电脑打汉字绝大多数都是用拼音码输入。而六十岁以上的老年人基本上都不大会拼音，几乎成了“电脑盲”，甚至连查字典都不容易。那么在中国，在乌鲁木齐，汉语拼音方案究竟是从哪年开始推行的呢？推行前中国的文字改革是怎样一种状态？推行后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做为当年学习汉语拼音的第一代人，有责任将这段历史留下来。

中国的文字改革实际上从上世纪初就已经开始了。1913年在北京成立了“读音统一会”，通过了注音字母方案，这些字母选自古汉字，具有民族特色。1918年由教育部公布实行，并在全国推广。直到现在，台湾地区使用的还是这套注音字母方案。大陆解放初，推行的也是这套方案。我们那时学的都是“ㄅㄆㄇㄈ”（剥泼摸佛）等注音字母。那时还有一首歌帮助学习，当时的《新华字典》也是按这套字母编排的，可能现在六十岁以上老人还记得这些字母。我现在家里还有一套这种字典。

回忆汉语拼音方案推行之初

注音字母颁布之后，中国文字改革的步伐并未停下来。五四运动时期文化界倡导国语罗马字运动，钱玄同等人制定了一套方案，1928年教育部通过，称为“国音字母第二式”，今天台湾还在使用。三十年代，又兴起了汉字拉丁化运动，这套方案是吴玉章制定的。当时，鲁迅、瞿秋白等都是文字改革的积极推动者，汉字拉丁化方案后来在陕甘宁边区推行过，这套方案成了今天汉语拼音方案的基础。

解放后，国家开始研究新的文字改革方案。一开始，文字改革委员会在毛泽东关于“民族形式”的指示下，研究出五套和注音字母类似的所谓“民族形式”的方案，同时全国各界都参与这项改革，竟设计出655种不同的“民族形式”方案，但没有一套能令人满意。另外，在当时“一切向苏联学习”的政治思潮影响下，又研究出好几套以俄文字母（斯拉夫字母）为基础的方案。最后，不知出于什么考虑，老人家和总理终于选定了现在这套拉丁字母的方案，才使得我们今天能比较方便地在信息时代与世界接轨。

回忆汉语拼音方案推行之初

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

1956年，国家公布了汉语拼音方案，1958年正式通过，开始向全国推广。

当时笔者正在乌鲁木齐二中上初二，我们那时的语文课被分为两门课：“文学”与“汉语”，其实我觉得这种分法很科学，使我们学到了比较系统严谨的语文知识。但这两种课本上都没有汉语拼音方案。给我们教汉语课的徐瑞琴老师事先参加了全市组织的集中突击学习，掌握了汉语拼音方案。接着给我们“现买现卖”，没课本，发的只是临时讲义。徐老师说，学会了拼音，就能更好地掌握普通话。当时的乌鲁木齐中小学生中，大部分人说的是新疆方言，还有相当一部分人说的是天津杨柳青方言，其它少数人说自己的家乡话，比如湖南话、四川话等，很少有人会说普通话，所以当时推广普通话可以说任重道远。

回忆汉语拼音方案推行之初

我们一下子要从原来的“ㄅㄆㄇㄈ”转到完全陌生的“ABCD”，的确有点不太适应。还好，在初二的代数课和物理课上已经接触过一些“洋字母”，所以学习起来并不是太隔阂。

记得当时学习时有一些难点。原来的注音字母，每个音都可以发成声带振动的响亮的音，而新的拼音方案要求声母发音时声带不要振动，就像说“悄悄话”似的，同学们觉得又可笑，又控制不住，一不留神就成了原来的“ㄅㄆㄇㄈ”。

另外，汉语拼音要加“四声标调”，很容易标错。于是就天天练习“阴阳上去”“锅盆碗灶”“工农努力”，总算逐渐掌握了。

还有一个难点，新疆方言中多把卷舌音念成舌尖音，比如“是”念成“四”，“产”念成“惨”，大部分同学们改过来都不习惯，觉得有点像个“秃舌子”，但卷舌音起码终归还是能发出来的，不算太困难。

最大的难点在于新疆方言中，前鼻音和后鼻音完全混为一谈，比如“平”和“贫”，“真”和“争”，“林”和“凌”，念起来都是一样的，同学们感到很难分辨，只好一个一个去记。

我记得当时学习汉语拼音时间不长，大概一个多月就结束了，由于方言的干扰，同学们学得参差不齐。

幸亏我老家是北京，从小就说普通话，四声、尖团音、前后鼻音对我来说都能分得很清楚，所以觉得学汉语拼音很容易，而且学会之后觉得就像掌握了一门新式武器似的，能把自己的意思写成与方块字完全不同的另一套“洋字母”，尤其用手写体写出来，就像英文似的，一般人都看不懂，等于自己有个秘密的小天地。当时还是少年的我觉得特别兴奋，有种神秘的自豪感。整个高中三年，我经常把写汉语拼音当做游戏来玩。但其它同学我估计都忘得差不多了。

巧的是，1962年参加高考，那年理科的语文卷子特有意思，只出两道题，一是作文，另一题是把一篇文章翻译成汉语拼音，我差点笑出来，这不正好撞到我抢口上了吗？

后来上了大学，我还继续玩这游戏，政治课用汉语拼音记笔记，为此还挨了批评，说是“不重视政治”。

正因为有了这种基础，我在调入市科委后，搞出了好几种计算机汉字输入编码方案的发明，获得了国家专利，也荣获了市级优秀科技工作者的称号。可以说，1958年徐瑞琴老师播下的种子终于结出了果实。

五十年代国家制定汉语拼音方案，初衷是为了在将来取代汉字。后来推行的过程中，在周恩来同志的指导下，发展方向逐渐转向了汉字的辅助工具。至于将来是否取代汉字，留待后人解决。

汉语拼音的推广，对我国文化教育事业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首先，大大推动了扫盲工作，五十年代文盲充斥，到2001年识字率高达84%，远远高于印度，虽然印度使用的是拼音文字，按理说更容易学。

汉语拼音对普通话的推广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三十年代，因方言阻隔，无法统一，鲁迅等人曾设想各省使用适合本省方言的拉丁化字母。而今天不管走到哪里，彼此都能无障碍交流，与鲁迅时代相比简直不可同日而语。

在字典排序，汉语教学、文化传播、科学技术，甚至商业流通等许多领域，汉语拼音都起到了标准化作用。中国从清末以来，在国际交往中一直使用外国人发明的威妥玛式拼音，用来拼写中国的人名、地名等，而现在完全代之以中国自己发明的汉语拼音，成为通行世界的新标准。

尤其在电脑普及之后，人们利用学校中早已掌握的汉语拼音很轻松地就能输入汉字，到2001年时中国大陆已经有千分之二十六的人成为因特网用户，今天更是普及到了每一个家庭。若非当年选定拉丁字母方案，而是采用所谓“民族形式”或者“俄语字母”，那我们大家不是离世界更远了吗？
只是我感到奇怪的是，比我低几级的，所谓“文革老三届”那一代人，对汉语拼音似乎大多不很熟，现在遇上电脑困难很大，我不知道为什么唯独我这样的“老前辈”反而对汉语拼音非常熟。

在乌鲁木齐我们也能清楚感受到汉语拼音带来的变化。六十年代以后，我们就能在商品包装上发现汉语拼音的普及。从那时到八十年代，新疆曾推广维语新文字，由于有汉语拼音的对照，对于汉族人学维语和维族人学汉语都曾起到很显著的作用。

回忆汉语拼音方案推行之初

尤其显著的变化是普通话的普及，今天乌鲁木齐的青少年甚至包括中年人，几乎全都说普通话。可以不夸张地说，除了北京市，全国没有哪个城市普通话的普及率能超过乌鲁木齐。不少青年甚至不知道乌鲁木齐还有本地方言，偶尔听到，则称之为“回回话”，甚至以为是“甘肃话”。普通话的普及使乌鲁木齐在对外开放方面占了语言的先机，没来过新疆的口里人以为新疆人全都说的是维语，到了乌鲁木齐才知道，这里大多数人都说普通话，惊讶不已。这一切无不与汉语拼音在乌鲁木齐的推广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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