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三国演义》中诸葛亮的悲剧色彩
2009-04-10 10:11阅读：3,436
浅析《三国演义》中
诸葛亮形象的悲剧色彩
《三国演义》（以下简称《演义》）是我国“四大名著”之一，其中描写的人物多达一千二百多人，而有名有姓、活跃在前台的鲜明生动、呼之欲出的人物即有数十人之多。在众多的人物形象中，蜀汉的军师诸葛亮是一个光照全书的人物。自有“三国”故事以来，无论是高居庙堂的达官显贵、感事伤怀的文人墨客、还是街巷闾里的平民百姓、大家无不对诸葛亮的事迹不津津乐道，真可谓家喻户晓、尽人皆知。关于他的故事亦不胜枚举：初出茅庐三把火、舌战群儒、草船借箭、火烧赤壁等等。在民间，他是智慧的化身，以至于人们夸奖某人聪明，往往称其为“赛孔明”、“小诸葛”等等。而流传至今的《出师表》和“白帝城托孤”的演义传说，更是使他成为了“忠贞、贤臣”的代名词。但是由于《演义》的创作存在着明显的“拥刘反曹”情感倾向，导致对作为刘备主要谋士的诸葛亮的形象描写过于的“高、大、全”，作者在倾尽全力的美化着诸葛亮，而对于他身上存在的一些不足往往是轻描淡写。使读者往往对诸葛亮的超人智慧津津乐道、对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啧啧称赞，而忽视了他也是一个有血有肉的普通人的本质。“人无完人”，再优秀的人也会犯错，通过阅读《演义》，我认为诸葛亮在其“有经天纬地之才、神鬼莫测之术”、“鞠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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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瘁”的高大形象背后，其实存在着一些过失与错误，这些恰恰给诸葛亮的形象增加了很多悲剧性的色彩：他的一生在不停的与“命”、“数”抗衡；他忠于刘蜀政权、独自苦撑危局，他呕心沥血、积劳成疾、真至最终累死，这些都是发生在身上的他悲剧的最大特色。下面就通过几个方面简单的谈一下《演义》中对诸葛亮形象的悲剧性描写。
一、知其不可为而强为之
恩格斯曾经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 ,科学地解决了从亚里士多德以来欧洲戏剧 (尤其是历史剧 )理论上的根本问题 ,提出了悲剧是“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的冲突”理论。而《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无疑是一个悲剧人物。但其悲剧精神,既不在于其为蜀汉“鞠躯尽瘁,死而后 已”的臣子风范,也不在于数伐曹魏,徒劳无功的坎坷 军旅,而在于与命运相抗衡,知其不可而强为的悲剧 性抗争之中。自隆中出山到秋风五丈原,诸葛亮的后半生就是不断抗争宿命、最终走向毁灭的悲壮行程,。其伟大之处在于以壮烈的失败、用自我的牺牲换取了人类主体的尊严和价值。
（一）“隆中对”的无奈与片面
刘备三顾茅庐时，诸葛亮提出了“隆中对”的战略设想。根据他的分析：“将军欲成霸业，北让曹操占天时，南让孙权占地利，将军可占人和。先取荆州为家，后即取西川建基业，以成鼎足之势，然后可图中原也。”通过这段话，我们不难看出，当时的曹操占了天时、孙权占了地利，留给刘备的只有“人和”这一条路可以走。诸葛亮还没有出山展示自己的能力，就已经被现实逼近了死胡同。而作者在这里赋予了诸葛亮“贤臣择主而事”的君臣观念，刘备请诸葛亮出山的目的正是为了匡复社稷，救黎民于水火，他“仁君”的身份以及“三顾茅庐”的真诚确实感动了诸葛亮，使得诸葛亮把自己的道德理想转化成为了政治理想并为之追求。他片面的追求自己的人格理想，却忘记了去审视社会现实。用道德理想来对抗现实，是他走向悲剧的主要原因。诸葛亮对于自己未来的处境很清楚：当时曹操统一北方挟天子占天时，孙权巩固江东基业占地利，而刘备寄人篱下，无立足之地，只能尽所能用“人谋”而求“人和”，以他的才华而实现隆中决策的三国鼎立。而以蜀地之一州而对抗曹操的八州之地及孙权的“三江之雄”是何其的困难，他身上的悲剧色彩就在于他并没放弃，而想用自己的才学与天命一比高下，即便最后壮志难酬也在所不惜。为了维护传统道德的“完善”、为了施展自己的平生所学和实现个人理想、为了“匡复汉室，救民于水火”，他选择了“知其不可为而强为之”的道路。这种观点，使得诸葛亮始终无法摆脱悲剧命运的支配。
虽然诸葛亮有超凡的意志和过人的智慧，但是在失去“天时”、“地利”的艰难境况下，即使占荆、益二州，去实现“隆中对”的战略构想，也是十分艰巨的。对于这一点他是有比较清楚的认识的：荆州一路有后顾之忧，孙权虎视眈眈，不能远离；益州一路，山高路险，易守难攻，实在不是理想的用武之地，所以实现暂的三足鼎立进而进取中原，统一天下难于上青天。何况刘备死后蜀只占有益州一处，更是雪上加霜，也不可避免的导致诸葛亮再有才华也无力回天，以至与最后心劳力竭而亡。虽明晰这些，但诸葛亮坚信自己的理想。有坚强的意志力量，他宁可辅刘室决不会去投曹操，从这个角度就带有悲剧色彩。在后来的征战岁月中，他面对困难时总是“知其不可为而强为之”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越是如此越能显出命运对他的不公。
而从战略的角度去看待“隆中对”的设想，我们也能发现不妥之处：诸葛亮为刘备制定的“先取荆州、后取西川”的战略，仅仅是片面的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局势而忽视了“隆中对”中存在着的地理条件方面的弊端。根据设想，在未来的军事行动中，主要的进攻方向是在“将军身率益州之众”的秦川方向，而费尽周折“借”来的荆州只能是未来主力作战的牵制力量。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指出“荆州之兵利于水，一逾楚塞出宛、洛而气馁于平陆；益州之兵利于山，一逾剑阁出泰川而情摇于广野。恃形势，而形势之外无恃焉，得则仅保其疆域，矢则只成乎坐困。”根据后来北伐中原的经验教训，由益州出秦川的部队往往会受到补给线过长、缺乏战争准备隐蔽性等缺点。而荆州处于魏、蜀、吴三国的交界之地，是三国时期我国农业生产比较发达的地区，有比较稳定的后勤保证。而且由于地势比较平坦而且河湖众多，有利与荆州士兵展开作战而不利与曹军的防守。所以，进攻中原的主要方向放在荆州方向，而把出秦川的部队作为牵制兵力更为妥当。
（二）“出师表”的悲壮与遗憾
根据《演义》第三十七回的描写，司马徽得知徐庶向刘备推荐了诸葛亮后，笑着说：“元直欲去，自去便了，何又惹他出来呕心血也？”但他仍在刘备面前称赞了诸葛亮的才干：“可比兴周八百年之姜子牙、旺汉四百年之张子房也。”从他人之口表现了诸葛亮的王佐之才和经天伟地之能，司马徵虽如此称颂，但他出门时仰天大笑：“卧龙虽得其主，不得其时，惜哉！”对诸葛亮的才华能得以施展感倒慰藉，更慨叹了他将面临的多舛的命运。
夷陵之战以后，虽然蜀国丢失了荆州这一战略要地，但是由于在秦川方向拥有像阴平、剑阁这样的战略要地，而后来又和吴国缔结了同盟，本来是蜀国韬光养晦、修炼内功的大好时机。但是诸葛亮没有认清当时敌强我弱的战略形式，而是一味的企图在他的有生之年，完成统一中原的大业。“今南方已定，甲兵已足，当奖帅三军，北定中原，庶竭弩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尽管谯周提出“北方旺气正盛，星曜倍明，未可图也。”
以至于一百零三回《上方谷司马受困、五丈原诸葛禳星》中，诸葛亮在上方谷火烧司马懿，眼看就要成功，忽然天降滂沱大雨，使之功败垂成，连诸葛亮自己都不得不叹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不可强也！”从他的言语中也暗示以蜀国之弱小去讨伐强大的魏国是何其的艰难，更何况有天助之，这也预示诸葛亮与“天命”抗衡的无奈。但他没有因为天命不可违而放弃自己的意志力量和远大的政治理想，没有放弃“匡复汉室，使天下太平，百姓安居”的思想动机和历史责任。企图通过个人的努力和奋斗与“天命”抗衡。他的悲壮，体现在这顽强不息的意志力量上。
但是，诸葛亮在明显敌强我弱的态势下，还是照搬了“隆中对”中的战略思想，而忽视了在他设想的牵制方向上，已经没有了出兵的可能。若想进攻中原，只能有眼前的“率益州之众以出秦川”这一条路，而实践证明，为了保证后勤补给的顺畅，诸葛亮不得不在六次北伐中都采用了稳扎稳打的战术，而忽视了“出奇制胜”的重要作用。导致每次北伐都无功而返，最终自己在五丈原“奄然归天”了。没能实现“克服中原”的梦想，不能不说是诸葛亮一生中的遗憾。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六出祁山的作战虽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却起到了一定的以攻代守、阻碍魏军攻蜀的作用，从而在攻势作战中保持了三国的均势局面。
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背后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是诸葛亮从《出师表》中的一句话，这不仅是一句千古名言，也是诸葛亮一生表现的概括。当时刘备求贤若渴，“三顾茅庐”真心诚意的请诸葛亮出来相助，甚至于泪沾袍袖，衣襟尽湿。诸葛亮深受感动，而且像刘备这样的“仁君”是符合诸葛亮选择君主标准的，于是诸葛亮决定出山以效犬马之劳，从此开始了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征程。
在以后两人接触中，诸葛亮意识自己没有选错
明君，刘备对他始终言听计从，给予他充分施展自己才华的空间，以实现自己的远大志向。我们不难看出，刘备的“知遇之恩”是足以让诸葛亮为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而到了《演义》第八十五回，刘备临终对诸葛亮说：“朕今死矣，有心腹之言相告”，“君才二倍曹丕，必能定邦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则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为成都之主”。诸葛亮听后，吓得“汗流遍体，手足失措”，哭着说：“臣安敢不竭股肱之力，尽忠贞之节，继之以死乎！”刘备死前对于后事的判断基本上是正确的，自己的接班人确实是有些“不才”：听信谗言、宠信宦官。假如诸葛亮能够“自为成都之主”，也许蜀国就不会最先被魏灭亡了。而可悲的是，诸葛亮为报答知遇之恩的思想动机在此时此刻竟然越发坚决起来，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思想已经牢牢的扎根在了他的脑海里。但正是由于有了着这种思想意识使得诸葛亮的思想意识被束缚了，导致了自己出现了一定的失误。
（一）使用人才存在失误
比如，在《三国演义》第六十三回
《诸葛亮痛哭庞统、张翼德义释严颜》中，刘备在雒城中了埋伏，副军师庞统被乱箭射死。刘备请留守荆州要地的诸葛亮入川助战，并将防守荆州的重任交给了结拜的兄弟关羽。尽管诸葛亮在临行前对关羽三令五申要其“北拒曹操，东和孙权”。但却带走了办事稳重、智勇双全的大将赵云，使得本来就心高气傲的关羽更加没有了约束。可以说，诸葛亮留关羽镇守荆州而带走赵云的这个决策，与后来的荆州失守不能说没有前后的联系。另外，诸葛亮在后来六出祁山的作战中，也在用人的思维上存在着一些失误：在第一次北伐中，任用马谡镇守战略要地街亭，而马谡刚愎自用、不听良言相劝，致使街亭失守，让“从不弄险”的诸葛亮不得不唱了一出“空城计”，全军只得撤回汉中“徐缓图进”。第四次北伐时，让李严“应付粮草，运赴军前”，而李严为了掩盖自己的筹粮不利而谎称近闻东吴令人入洛阳，与魏连和；魏令吴取蜀”。使诸葛亮“甚是惊疑”，不得不“教祁山大寨人马，且退回西川”，原本十分顺利的北伐在一次前功尽弃。不仅如此，诸葛亮在他的有生之年，虽然经常讲选才、用才，却始终没有培养出一位能继承自己事业的合格的接班人。诸葛亮死后，蒋琬、费祎曾相继执政，但这二人循规蹈矩有余而才气不足，根本无法和诸葛亮相比。孔明在兵出祁山时虽然收降了姜维，但姜维作为一员武将只能管理军事，并且缺少战略眼光和政治头脑，不可能担负起治理国家、统一天下的大任。所以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指出:“巴蜀、汉中之地隘矣，其人寡，则其贸亦仅矣。故蒋琬死，费祎刺，而蜀汉无人。”这不能不说是诸葛亮一生最大的悲剧。
（二）识别人才存在偏见
诸葛亮身上的悲剧色彩，还表现在他人才的识别和判断上的偏见上。“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诸葛亮为人办事“端严精密”，但却由此产生出他的一个严重缺点:求全责备。正如《读通鉴论》中谈到的：“明察则有短而必见、端方则有瑕而必不容”。他用人总是“察之密，待之严”，要求人皆完人；而对一些确有特长，又有棱有角的雄才，往往因小事弃大节，见其有瑕而不重其玉，结果使他们有的“无以自全而或见弃”，有的虽被“加意收录，而固不任之”。例如，魏延本是一位勇猛的战将，但是他给诸葛亮的第一印象竟然是“脑后有反骨，久后必反”。尽管刘备占领成都后，就“拜延为魏扬武将军”。后来刘备建立政权“受文武官员拜贺为汉中王”后，更是加封魏延为汉中太守。但是由于有了先入为主的印象，诸葛亮总是抓住他的这一缺点，不仅将其“提兵五万、循秦岭以东，当投子午谷而北”而取长安的雄才大略看作是“急躁冒进”，还始终对魏延用而不信，总是抱着“魏延素有反相，知彼常有不平之意；因怜其勇而用之。久后必生患害”的偏见。在六出祁山北伐的过程中，安排魏延去干的往往是阵前叫骂、诱敌上钩之类的令人“不乐”的事情，到上阵杀敌时却总是不中用他。而诸葛亮死前作出“魏延必反”的预测，于是安排撤退方案中“令延断后，姜维次之；若延或不从命，军便自发”。这根本就是不把魏延当做心腹看待的表现。最后魏延真的反了，马岱按照诸葛亮临终时的安排将其杀之。与其说魏延的造反是诸葛亮的神机妙算，倒不如说这是诸葛亮一手造成的。长期的压抑和不受重用，使智勇双全的魏延心理失衡，最后酿成悲剧。
诸葛亮对于那些有一技之长，但是又存在着较大缺点的部下，往往使用起来不得要领，而且处置起来也过于极端。比如，刘封本来是一员勇敢的战将，《三国志》中曾经记载刘封：“有武艺，气力过人，将兵俱与诸葛亮、张飞等溯流西上，所在战克”。他随刘备南征北战立下了不少战功。但是诸葛亮却认为他“刚猛难制”，劝刘备因其上庸之败而趁机除之；马谡虽然曾经被刘备评价为“言过其实，不可大用”，但是在南征孟获时，也向诸葛亮提出过“攻心为上、攻城为下”的这一很有战略眼光的建议。诸葛亮在祁山作战中先是对他使用不当，结果街亭失守导致第一次北伐全盘皆输。在丢失了街亭后又挥泪将其斩首。以上事件都可以说明，由于诸葛亮这种“求全责备”的偏颇，处之极端的做法，使得当时蜀国的许多大小官员谨小慎微，喜欢做表面文章。这不能不说是由于他自身的固执思维而造成的悲剧。
（三）事必躬亲、包办代替
诸葛亮身负刘备的托孤之重托，蜀国的大小国事他始终是以“夙夜忧虑，恐付托不效”的心态去对待的。所以他对内政军戎总是事必躬亲。根据演义一百零三回《上方谷司马受困五丈原诸葛禳星》中的描写，司马懿曾向前来送信的蜀营使者询问：“孔明寝食及事之烦简若何？”使者回答：“丞相夙兴夜寐，罚二十以上皆亲览焉。所啖之食，日不过数升”。诸葛亮的这种做法，不仅让自己“食少事烦”，直到累的吐血，也严重影响了对于蜀国其他官员的锻炼。相比较而言在这一点上，他和曹操、孙权等人相比，确实有很大的差距。曹操一生最信任的谋士莫过于郭嘉了，而这位能让曹操在遭遇赤壁大败后“捶胸大哭”感叹“哀哉，痛哉，惜哉”的郭奉孝，死时不过才三十八岁，但“从征十有一年”。孙权敢于放手使用年轻的将领出任重要的职位，当周瑜、陆逊被提拔当上大都督时，还都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而刘备“三顾草庐”请诸葛亮“出山相助”，诸葛亮不过才二十六岁。所以，尽管诸葛亮对与蜀国鞠躬尽瘁、忠心耿耿，但是由于他自身的性格与修养，严重的影响了他选拔人才的眼界。使得他在选材时更多的是看重“志虑忠纯”或是“性行淑均”，而往往忽视了真正的才学。致使自己的后辈费祎不得不发出了这样的感叹“蒋琬、董允皆相继而亡，内治无人。”
不仅如此，身为丞相的诸葛亮，就连对于视自己为“相父”的刘禅态度上也有一定的失误。从《出师表》中可以看出诸葛亮对刘禅的处理态度。他让刘禅在对待“宫中之事”和“营中之事”时，“事无大小”都要向郭攸之、费祎、董允、向宠等人“悉以咨之，然后施行”，实际上就等于是让刘禅什么事情也别干，什么主意也别拿。当然这从当时“主上尚小”的角度看确实收到了很大的效果，但是从长远角度来看，我认为诸葛亮这样做的做法是欠妥的。试想：如果一切要依靠群臣而自己毫无主见，刘禅怎能当个好皇帝呢？而且诸葛亮死后，蒋琬、董允、费祎又继续执行诸葛亮的做法，大约要到费祎执政的晚期，刘禅才开始处理朝政。根据演义中给出的时间推算，刘备死时，刘禅已经有17年了，到诸葛亮第一次出师北伐时，刘禅已有21岁了。费祎死于延熙十六年（公元253年），也就是说从刘备死时的公元223年到公元253年这近30年的时间里，刘禅做了个“无权皇帝”。同样，孙权在接掌东吴时，也是20岁，他在当时艰难的环境下成长为一名卓越而老练的政治家、外交谋略家，是非常不容易的。孙权是通过自已的实践，才会有如此巨大的成绩。而反观刘禅，本身资质就不如孙权，诸葛亮再不给他多加实践的机会，他又怎么能成为一个有为之主呢？所以我们在感慨刘禅“听信谗言、宠信宦官”的同时，必须承认，正是由于诸葛亮的“鞠躬尽瘁”，使得自己对任何人都不放心，事事处处必须“事必躬亲”。从而间接造成了刘禅的无能，以至于没到北伐的关键时刻，刘禅总是会成为蜀汉继续前进的障碍。
综合以上分析不难看出，虽然诸葛亮对蜀国的事业忠心耿耿，死而后已。但是由于在选用人才上存在这一系列失误，使得西蜀在五虎大将相继去世，人才逐渐匮乏，而诸葛亮死后，更是出现了人才的“真空”。这些都是蜀国最先被魏国所灭亡的主要原因。这不能不说是诸葛亮一手造成的悲剧。
三、总结
诸葛亮的“出师未捷”不仅使英雄泪满襟，就是千万读者也已以泪洗面，真真切切的为罗贯中所塑造的诸葛亮的悲剧形象所感动。人们既感慨他“知其不可为而强为之”，
推崇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献身于事业心的品质。但是透过这些，我们必须认识到，尽管罗贯中满怀挚爱之情，倾注了自己的全部心血，调动各种艺术手段，将理想化的自我人格塑造成诸葛亮这么一个光彩照人的艺术典型。但是历史的莫测发展于个人修养造化弄人，使得诸葛亮的形象充满了悲剧色彩，另世代读者为之而回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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