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有个观点，就是尽管资管政策越来越放开了，似乎什么都可以做了，但具体的资管机构还是只能选少数几样做。以前这样考虑的主要原因是，我信奉“不熟不做”的投资、经营及行为哲学，认为在这么残酷的竞争中如果轻易做不熟悉的事，无异于向竞争对手输送利益，相当于把自己变成尸干送给别人当早餐。
但近来对这一哲学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就是有很多资管业务看起来可以做，实际是不能轻易做的。这些业务受到监管的制约，却存在监管的盲点。做这类业务不出事没人管，出了事却可倒推为违规；或者监管机构尺度大一些不算违规，尺度小一些就算违规。究竟做不做，取决于资管机构的风控水平和风险偏好。如果相关机构风控水平一般、又是风险厌恶型的，最好就不要做了。举两个这类业务的例子：
一是集合计划的非标投资。政策规定，集合计划可以投资于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全仓投资于一个信托计划也是允许的。这就明确意味着，集合计划可以通过一个信托计划做通道，投资于范围非常广的领域。但是，监管部门后来又增加了一条规定，集合计划不能“变相”扩大投资范围。也就是说，只要监管尺度严一些，那些“创新”的非标投资集合计划就成为违规的了，因为它们绝对是“变相”扩大了投资范围。但是这类产品依然在不断地成功备报，那到底是能做还是不能做？
二是存在特定客户或特定投资标的的集合计划。这类项目的缘起，都是特定客户有某投资需求，拟通过集合计划，更便利地实现投资目标。从集合计划的政策规定上看，并没有禁止这类产品的存在，只要有两个投资者，就能发行集合计划。但后来监管部门增加了一项规定，就是集合计划不能充当通道，实际上又将这类产品封杀了。但在实际操作中，具有特定客户或特定投资标的的集合计划（特征是不分级产品客户在5人以内，分级产品劣后人在3人以内）又在不断成功报备。这么多产品，究竟如何区分是不是通道呢？还是由监管部门酌情判断？
如果真的严格执行上述两个补充规定，那集合计划同政策创新以前有多大区别？同集合信托计划相比，在业务范围和经营灵活性上实在相差太远，不利于创新。券商本来在盼望专项计划的放开，等来的却是专项计划只适用于资产证券化，上述两类业务依然没法正常操作，要做也只能拜托运气好。
创新要求“法无禁止则可为”，但其前提是“法”的完善和执法的严明。现在“法”存在模糊地带，创新的脚步也只能放慢。因
但近来对这一哲学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就是有很多资管业务看起来可以做，实际是不能轻易做的。这些业务受到监管的制约，却存在监管的盲点。做这类业务不出事没人管，出了事却可倒推为违规；或者监管机构尺度大一些不算违规，尺度小一些就算违规。究竟做不做，取决于资管机构的风控水平和风险偏好。如果相关机构风控水平一般、又是风险厌恶型的，最好就不要做了。举两个这类业务的例子：
一是集合计划的非标投资。政策规定，集合计划可以投资于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全仓投资于一个信托计划也是允许的。这就明确意味着，集合计划可以通过一个信托计划做通道，投资于范围非常广的领域。但是，监管部门后来又增加了一条规定，集合计划不能“变相”扩大投资范围。也就是说，只要监管尺度严一些，那些“创新”的非标投资集合计划就成为违规的了，因为它们绝对是“变相”扩大了投资范围。但是这类产品依然在不断地成功备报，那到底是能做还是不能做？
二是存在特定客户或特定投资标的的集合计划。这类项目的缘起，都是特定客户有某投资需求，拟通过集合计划，更便利地实现投资目标。从集合计划的政策规定上看，并没有禁止这类产品的存在，只要有两个投资者，就能发行集合计划。但后来监管部门增加了一项规定，就是集合计划不能充当通道，实际上又将这类产品封杀了。但在实际操作中，具有特定客户或特定投资标的的集合计划（特征是不分级产品客户在5人以内，分级产品劣后人在3人以内）又在不断成功报备。这么多产品，究竟如何区分是不是通道呢？还是由监管部门酌情判断？
如果真的严格执行上述两个补充规定，那集合计划同政策创新以前有多大区别？同集合信托计划相比，在业务范围和经营灵活性上实在相差太远，不利于创新。券商本来在盼望专项计划的放开，等来的却是专项计划只适用于资产证券化，上述两类业务依然没法正常操作，要做也只能拜托运气好。
创新要求“法无禁止则可为”，但其前提是“法”的完善和执法的严明。现在“法”存在模糊地带，创新的脚步也只能放慢。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