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化湖州府志记载武康县县署“旧在余英溪北”、嘉靖武康县志记载武康县县署“旧在余英溪北一百步”、乾隆武康县志记载旧县署在余英溪北一百步，而在道光武康县志卷二十一里的“后署”一名记载：“后署，在永安山下，俗名后市，即永安旧署，今成村落。”
浙江通史的秦汉六朝卷里记载“武康县，初建县时，县治在永安山麓，西晋太康三年(282)，改名武康县，县治迁到前溪北”。
德清博物馆的宣传资料里也采用旧县治在永安山麓的说法，并用了一张现在紫山东南麓的八都村的照片来说明旧县治之所。
可见武康旧县治在永安山麓的说法形成较晚，应该是乾隆武康县志成书后才形成的说法。
那永安山麓是否适合建立县治？明崇祯乌程县志记载：孙皓宝鼎元年，永安山贼施丹等聚众数千人，劫皓庶弟谦出乌程，取孙和陵上鼓吹，后败之。于是分吴郡、丹阳郡......今吴郡阳羡、永安......诸县......地势水流之变，悉注乌程，既宜立郡，以镇山越。可知孙皓设吴兴郡主要为了防范山越，以此可以推测孙权设立永安县除了考虑此地人口和经济的发展需要精细化管理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防范山越。山越在史料中记载是在汉六朝活动于浙苏皖交界地带的天目山一带的族群，和当朝政权屡有不合，经常侵扰劫掠平原地区百姓，东汉时期的费凤就曾临危受命去治理丹阳郡的山越侵扰，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故鄣县，费凤也领命去治理，因政绩卓越被提升为左堂邑。因而永安县治的选址一定会谨慎处理，显然在靠近山脚的缓坡设立县治于守卫不利，从安全角度考虑要么占住山头，要么建水城，用河道包围县治以防山越袭扰。隋书《地理志》的《名胜志》记载：“（武康）县初置在余英溪北。隋仁寿二年，中史苏伦徙于溪南。唐广德元年袁晁乱，毁于兵。二年，左兵卫曹参军庆澄，舆瓦砾，伐荆莽，重建于溪北。铜岘山之水三面环绕，浚为壕堑”。仔细思索以上记载可以发现，永安城在隋仁寿二年之前在余英溪北，广德二年重建时铜岘山之水（余英溪）已经三面环绕形成水城，重建时只需要把河道疏浚一下即成为了护城河。说明在隋唐之前的永安城建设中，当初的设计建设之人已经利用这个地形建了水城，那这种设计思路很可能就是从立县之初就是如此，用以防范山越。
顺便说一句，宝鼎元年永安山越劫孙皓庶弟孙谦，当时孙谦的名号是永安侯，这可能是史书记载最早的永安地方官名字，但他应该不是永安县令，比如他的哥哥孙皓当时也被封为乌
浙江通史的秦汉六朝卷里记载“武康县，初建县时，县治在永安山麓，西晋太康三年(282)，改名武康县，县治迁到前溪北”。
德清博物馆的宣传资料里也采用旧县治在永安山麓的说法，并用了一张现在紫山东南麓的八都村的照片来说明旧县治之所。
可见武康旧县治在永安山麓的说法形成较晚，应该是乾隆武康县志成书后才形成的说法。
那永安山麓是否适合建立县治？明崇祯乌程县志记载：孙皓宝鼎元年，永安山贼施丹等聚众数千人，劫皓庶弟谦出乌程，取孙和陵上鼓吹，后败之。于是分吴郡、丹阳郡......今吴郡阳羡、永安......诸县......地势水流之变，悉注乌程，既宜立郡，以镇山越。可知孙皓设吴兴郡主要为了防范山越，以此可以推测孙权设立永安县除了考虑此地人口和经济的发展需要精细化管理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防范山越。山越在史料中记载是在汉六朝活动于浙苏皖交界地带的天目山一带的族群，和当朝政权屡有不合，经常侵扰劫掠平原地区百姓，东汉时期的费凤就曾临危受命去治理丹阳郡的山越侵扰，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故鄣县，费凤也领命去治理，因政绩卓越被提升为左堂邑。因而永安县治的选址一定会谨慎处理，显然在靠近山脚的缓坡设立县治于守卫不利，从安全角度考虑要么占住山头，要么建水城，用河道包围县治以防山越袭扰。隋书《地理志》的《名胜志》记载：“（武康）县初置在余英溪北。隋仁寿二年，中史苏伦徙于溪南。唐广德元年袁晁乱，毁于兵。二年，左兵卫曹参军庆澄，舆瓦砾，伐荆莽，重建于溪北。铜岘山之水三面环绕，浚为壕堑”。仔细思索以上记载可以发现，永安城在隋仁寿二年之前在余英溪北，广德二年重建时铜岘山之水（余英溪）已经三面环绕形成水城，重建时只需要把河道疏浚一下即成为了护城河。说明在隋唐之前的永安城建设中，当初的设计建设之人已经利用这个地形建了水城，那这种设计思路很可能就是从立县之初就是如此，用以防范山越。
顺便说一句，宝鼎元年永安山越劫孙皓庶弟孙谦，当时孙谦的名号是永安侯，这可能是史书记载最早的永安地方官名字，但他应该不是永安县令，比如他的哥哥孙皓当时也被封为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