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怀念顶银小楼
2011-09-09 06:11阅读:
怀念顶银小楼
翻阅父亲的旧相册,发现了一组顶银小楼的照片,那是1989年早春,父亲请朋友从各个角度拍摄的小楼外观。父亲对小楼的眷恋、感恩,我理解。他常常感叹,如果不是50年代末搬入这幢小灰楼,自己在63岁的年龄,又失去一条腿的情况下,要创办《英语世界》杂志实在是难以想像的。
似乎微不足道,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凑手的工作条件,恰恰也是父亲成就事业的机缘之一。父亲与小灰楼就有着这样的缘分,前前后后的变迁,阴差阳错地都顺应了办杂志的需要,这座小楼成了《英语世界》的发祥地,助佑《英语世界》走上它的鼎盛期,顶银小楼成了父亲最后梦想成真、如愿以偿的地方。
如今这一切都已不复存在:一条闹中取静的胡同——东城区顶银胡同的西口,一幢德式小灰楼——36号。小楼的外观并不显山露水,50年代之后日渐破败。万幸的是,它没有在文革过后成为“群雄割据”的“杂居楼”,还戏剧性地与主人一道,有一个声名鹊起的“晚年”。80年代初起它被送入公众视野,每年从全国各地寄往这里的信函达上万件。而最终于2006年因城建规划被彻底拆除之前,它两次登上了《英语世界》的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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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起,小灰楼开始热闹起来,工作人员到这里上班,来访者络绎不绝。门户严紧的私人住宅变成了开放的编辑部;风雨飘摇的小楼,成了《英语世界.》杂志的家,多少有点与世隔绝味道的小楼,竟成了
“通过英语观察世界”的窗口,寰宇之内的大事小情,古的、今的、洋的、中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科技的、教育的……都揽入它的眼底。“山月临窗近,天河入户低”,“天地入胸臆,吁嗟生风雷。文章得其微,物象由我裁”!这些诗句或可反映父亲当时的情怀,不叹岁月流逝,不改志向高远,临窗伏案就从手边做起!
这幢德式小洋楼建于民国年间,有人推测说不会晚于30年代。整幢楼砖木结构,地上两层半,地下半层。地上的半层开窗,为地下室采光,临街的底窗都有铁护栏。小楼的南面被一个精致的花园环抱着,花园有东西两个连廊,上面爬满紫藤萝。进入花园可走从东门,沿院墙南面有一排厢房原是仆人用房,穿过砖墙的一扇半圆形门洞,便是花园了。小楼的北门开在顶银胡同南侧,凹进去的单扇木门,厚重而低调。进门拾级而上,七、八层石阶上来就是一楼了。宽大的客厅、餐厅、主卧室、主客卫生间、厨房和过厅将一楼分布得井井有条。二楼是客房,东西两套客房平分秋色。东面是南北两间的套房,西面是一个独立的大间,西面北侧是共用卫生间。楼梯的东西两侧各有一坡顶储藏间。东西大房间外侧各有一个大阳台,阳台分别由东面的套间以及西面的卫生间出入。宽宽的扶手楼梯沿北墙旋转而下,北墙上错落有致地缀着窄长方形的玻璃窗,楼梯十分敞亮。下到一楼经一扇暗门,楼梯又沿北墙下到地下室。地下室分为许多小间,可作储藏室,也可以住人。猜想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功能,应当是烧壁炉,以便为整幢小楼供暖。南面花园的东西两侧均有进入地下室房门。小楼北门往西,又另开一门,门内一个天井般的小院,宽度与二楼西面的阳台相同,从这里亦可直接进入地下室。整幢小楼的设计堪称完美,空间布局精巧、严谨、合理,四通八达,功能周到。
父亲在顶银小楼门前留影。1996年
小楼的原主人已难考,只知道解放后产权即归属东城区房管局,50年代末模糊地耳闻,当时地下室居住的一位老太太,原先是房东。当时小楼的主要住户是宁波籍张姓大商人的遗孀和后裔,老太太使用一楼,有两位保姆服侍,二楼由张家小女儿夫妇和一位年轻亲戚居住。那时的小楼,除壁炉已废弃不用、一楼餐厅改作住房之外,基本上保持着原先的格局和功能。
1959年,父亲看中了这幢小楼,几经周折,终于与张家的年轻亲戚商妥交换住房。我家由原先租住的西城区羊肉胡同迁出,搬入了这幢小楼一楼原餐厅一间和二楼西面的一间。60年代,父母平日各自住在自己的单位,一个西城,一个南城,相距遥远,三个孩子在北京小学住校,只有周末大家才回到家中团聚。我和大弟上初中后,就我们两个孩子在家住。那时的小楼静悄悄的,静寂得有些怕人。地下室居住的老太太先过世了,不久,一楼张家的老太太也过世了,她的两位老保姆告老还乡。原先每日里大敞肆开、一览无遗的的客厅,悄悄地关闭了。除一楼拐角一间平时锁着的父母卧室外,诺大的小楼一层被房管局收回,再未租与别人。文革中父亲被审查,家被抄,我家楼下的一间也被贴了封条,于是小楼的一层就彻底没人居住了,仅仅成了通往二楼的过厅。
大约1968年,不知怎么,母亲通过房管局,将顶银一楼那间住房交换为玉渊潭附近一幢居民楼内的一套单元房中的一间,或许是为了逃避抄家之痛吧,然而仅住了一年有余,便随父亲远走湖北咸宁五七干校了。而交换的那一间也因手续不全而最终丢失了。70年代初,父亲从干校返回北京,重新收拾顶银的家,原来的两间住房就只剩下二楼一间了。
二楼的邻居是江、张夫妇和女儿毛毛。江伯伯是水电部的高级工程师,张阿姨是科技情报所图书馆的专业人员。他们为人谨慎、低调,生活中从没有喧哗,似乎平静得没有一丝波澜,日常起居也静得没有一点声响。
相比之下,我家就吵闹多了。1961年暑假,上海的大姨、福州的大舅,带上表哥表姐表弟来我家度假,孩子们楼上楼下地飞奔,在地板上铺开席子睡觉,开心得不得了。记得每年的年夜饭,母亲总要准备很久,食材要一道一道地加工。我的任务是坐在房间中的煤球炉旁,用铁汤勺煎鸡蛋角,金黄的蛋角包着肉馅,要煎满满一大碟,那是褒元宝汤的食材之一。困难时期,母亲想方设法地粗粮细作,记得她用果汁和棒子面做窝头,那些北方面食她也是学着做。然而,60年代的生活日甚一日地政治化,随着我们升入初学,不断地下乡劳动和参加各种运动,本就零星片段的家庭温馨也如同秋风扫落叶般地被集体生活取代了。
1976年暑假刚刚开始,我和大弟分别从黑龙江兵团和内蒙古农村回京上大学刚满一年,回家来过第一个暑假的第一夜晚,父母与我和大弟,挤在楼上的一间里,小弟住在那个坡顶的储藏间中。是夜凌晨,小楼剧烈地晃动起来,伴随着前所未闻的撕裂声,像是玻璃窗被撕拧,又像是小楼被伤筋动骨地揉搓而发出厉声哀号。我们都被惊醒了,摸黑跌跌撞撞地下了楼梯跑到街上。父亲柱着拐杖,由母亲搀扶着最后走下楼来。后半夜是如何度过的,如今已全然忘记,只记得不祥的夜空中,雷电交加,大雨倾盆。
之后的酷暑中,北京街道两旁挤满了地震棚。我们也带上些家什、椅子、塑料布,在方巾巷口占了一方地,搭起了一个地震棚,使命之一是接待从福州出差,顺道来京的大舅。父母先去翠微路的商务地震棚安身,而后赴上海寄宿在外婆和大姨家中。顶银小楼的住房开始漏雨了,房内一片狼藉,不记得几天之后,当我们推开西侧的阳台门才发现,小楼人字型坡屋顶上的瓦片,都倾泻到阳台上,已经堆得满满的了。万幸的是阳台大,足有30平米以上,否则砖头瓦块砸落到下面的平房大院中,后果不堪设想。
这是小楼所经历的最严峻的考验。大灾之后,救灾部队的战士们帮助整修了小楼的屋顶,修整的质量远超过现在几百万的商品房,因为房子再也没有漏过雨。也是在地震过后,父亲与房管局交涉,将阳台封顶,改造成了一个大房间和一个小间,小间连通卫生间。当时的考虑或许只是扩增一下住房面积,没有想到,它的真正意义却是为父亲1981年创办《英语世界》准备了可以回旋的空间。我们大学毕业后,一个特招入伍,到国防科委技术干部学院任教员,一个考取研究生,都离开了家。
新建的阳台房有宽敞的南窗,那是父亲设计的,想必费了不少口舌,父亲一向从容耐心,他的恒心和“磨力”,是一般人难以招架的。结果,新盖的阳台房丝毫不逊色于老房子,当你坐在洒满阳光的沙发上,与父亲温文尔雅的微笑面对面时,你的心情怎能不被这悦人的阳光融化呢?
父亲设计的阳台房。左起张一棠先生、许汉教授、父亲、阮礼先生。
李亚舒先生来访。1994年
1996年《英语世界》创刊15周年,封面图是一幅照片,照片是从顶银胡同36号小楼的南面花园中拍摄的。此时,顶银小楼的整个一层和南面的花园都由东城房管局的拆迁办公室占用,照片上“英语世界编辑部”的木牌,仅仅是为了说明主题被PS上去的。编辑部的用房只是二楼带遮阳窗帘的那间,还有西边一间没有进入镜头的阳台房。
顶银胡同36号,进入花园的东门。
顶银小楼从南面拍摄。
1987年《英语世界》创刊五周年时,第一期封面刊登了戴士和的一幅水粉风景画,画面视角是从顶银胡同的西口向东看过去,中心就是顶银胡同36号那幢灰色小洋楼。那是父亲从1959年至1999年居住了40年的家。1981年起,父亲将其中一间兼作《英语世界》编辑部,1992年父母有了方庄福利分房之后,顶银的两间——一间老房子和一间阳台房就都变成了办公室,但父亲仍不肯离开这幢小楼,他夜以继日地工作,全力以赴地推动《英语世界》的发展,于1995年完成了《英语世界》由双月刊向月刊的过渡,同时为《英语世界》于2000年成立杂志社,铺垫好了坚实的基础。于是,1999年父亲离开了编辑部的第一线,离开了那幢充满苦恼、希望、激情、友爱、奋斗和欢乐的顶银小楼。
顶银小楼,由东向西拍摄。
父亲每日工作到入夜,就睡在长沙发上。
陈羽纶一家与顶银邻居江礼璘(前左)、张涵芬(前中)、毛毛(后左)一家在方庄家中聚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