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在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攻读博士学位的人非常少，我们这届只有六个人，即外国教育史两人、比较教育两人、教育基本理论两人。而下一届也大致也就这么多，来自河南的黄威就是其中之一。因为我们年龄差不多，加之又是住的挨着，因此来往比较密切，即使毕业很多年他去了广州，只要我到广州出差，一定联系见面。
黄威的的导师是教育管理学院孙喜亭老师，这是大名鼎鼎的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五虎将”之一，以理论思维见长。时隔多年，五位先生相继去世，作为他们的学生撰写了著名的回忆文章“一个教育学时代的结束”，对黄济、王策三、成有信、孙喜亭、历以贤这五位教育学界的先生的理论贡献进行了系统总结，一时轰动全国，洛阳纸贵。而黄威正是在孙先生的指导下，不仅顺利完成博士论文，而且毕业进入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系，勤奋耕耘，短短几年就评为副教授、教授以致博士生导师。成为华南师范大学教育学科的学术带头人。
黄威最大的特点是不安于现状，九十年代他本来已经在河南师范大学留校工作，而且爱人也在本校工作，并且有了一个女儿。但是他坚持考北京师范大学的博士。毕业后本来可以留校，但是他选择去了广州，在华南师范大学评为教授、博士导师后，他突然调往中山大学教育学院，而且在这申请到了一项国家重大教育科学课题，经费几十万。但时间不久他又调到广东省教育科学研究院，2010年左右有人告诉我，他已经任广东岭南师范学院副院长了。可以说每隔一段时间，他就要换一个单位，对于像我这样在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干到退休的人，确实有些不理解。
博士阶段是一个人学术奠基的阶段，你研究什么，将来朝那个方向发展，都是在这个时候形成的。我们同期的周作宇、褚宏起、王本陆等，后来都成为国内教育学界有影响的人物，都和博士期间，导师耳提面命、亲自指导有关系。遗憾的是我是比较教育专业毕业，但是毕业进入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工作，由于主要面临的是教育系统的干部培训工作，在学术研究上没有投入更多的精力，其研究成果和前面的师弟们相差太远。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认识到，学术需要积累，要有长期做冷板凳的准备。黄威尽管换了许多单位，但是业务一直没丢。我经常看到他发表的学术论文和出版的著作，证明他一直在做着学术研究，这一点非常值得我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