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奸案无罪辩护的证据审查（律师案例）
正文
案情
《起诉书》指控：某年某月的某一天，被告人D某受朋友之邀约，与网友（多为女性）数人前往郊区游玩。入住农家院，晚餐数人均饮用大量白酒，K女士酒醉。被告人D某遂起羞羞之念，进入K女士房间，趁其醉酒不能反抗之际强行奸淫。其后，K女士报警。
以“强奸罪”立案后，笔者作为辩护人介入此案。
供述
会见时，被告人D某坚称二人发生性关系是你情我愿；云雨之后，K女士要钱不遂而报警。经阅卷，发现其前后供述稳定、一致，具备较高的可信度。在司法实践中，如果前后供述不一致，既有有罪供述，又有无罪辩解的，其真实性不能保证，可信度降低；其无罪辩解的部分，也就不能排除是为开脱罪责、逃避法律责任而作出。因此，被告人供述的稳定、一致性，是本案无罪辩护的基础。
然而，刑辩律师做无罪辩护要极其慎重，不能轻言无罪。审查被告人的无罪辩解是否成立，不仅要看笔录，而且要将其放置于全案证据体系以及本人的性格阅历、家庭背景中予以综合评价。通过观察发现：作为国家公职人员，被告人D某具有好面子、爱玩耍的特点，但是并没有暴力倾向；委托人是被告人的妻子，多年来夫妻感情融洽，且坚信丈夫“不是那种人”；被告人的女儿彬彬有礼，有良好的修养。
综合考虑上述因素，被告人无罪辩解趋近“客观事实”的程度很高，辩护人决定支持其作无罪辩护。
分析
关于被告人与被害人是否于案发当晚发生了性关系，有被告人供述、被害人陈述、DNA鉴定予以证实，控辩双方没有异议。罪与非罪的关键在于：发生性关系时，是否伴随着“暴力”，即是否“违背女方意志”。在法庭审理时，辩护人从三个层面展开了分析。
一、被害人陈述真实性、可信度的考量
被害人K女士的笔录前后不稳定、不一致，变化的趋势可疑，可信度不高。报案初期，K女士笔录称自己是“被强奸”；其后有若干次笔录称是“自愿”；再后来的所有笔录均称自己是“被强奸”，并逐渐固定了全案的细节。相比于被告人供述，被害人陈述的言词质量明显较低。
二、“暴力”是否有足够的证据支撑
从卷宗上看，被害人所称的“暴力”缺乏足够的证据支持。缺少《人体损伤程度鉴定意见》，原因是K女士拒绝配合侦查机关工作。缺少被害人身体损伤情况的相关病例、诊断证明，没有赶赴医院就医的记录。《现
正文
案情
《起诉书》指控：某年某月的某一天，被告人D某受朋友之邀约，与网友（多为女性）数人前往郊区游玩。入住农家院，晚餐数人均饮用大量白酒，K女士酒醉。被告人D某遂起羞羞之念，进入K女士房间，趁其醉酒不能反抗之际强行奸淫。其后，K女士报警。
以“强奸罪”立案后，笔者作为辩护人介入此案。
供述
会见时，被告人D某坚称二人发生性关系是你情我愿；云雨之后，K女士要钱不遂而报警。经阅卷，发现其前后供述稳定、一致，具备较高的可信度。在司法实践中，如果前后供述不一致，既有有罪供述，又有无罪辩解的，其真实性不能保证，可信度降低；其无罪辩解的部分，也就不能排除是为开脱罪责、逃避法律责任而作出。因此，被告人供述的稳定、一致性，是本案无罪辩护的基础。
然而，刑辩律师做无罪辩护要极其慎重，不能轻言无罪。审查被告人的无罪辩解是否成立，不仅要看笔录，而且要将其放置于全案证据体系以及本人的性格阅历、家庭背景中予以综合评价。通过观察发现：作为国家公职人员，被告人D某具有好面子、爱玩耍的特点，但是并没有暴力倾向；委托人是被告人的妻子，多年来夫妻感情融洽，且坚信丈夫“不是那种人”；被告人的女儿彬彬有礼，有良好的修养。
综合考虑上述因素，被告人无罪辩解趋近“客观事实”的程度很高，辩护人决定支持其作无罪辩护。
分析
关于被告人与被害人是否于案发当晚发生了性关系，有被告人供述、被害人陈述、DNA鉴定予以证实，控辩双方没有异议。罪与非罪的关键在于：发生性关系时，是否伴随着“暴力”，即是否“违背女方意志”。在法庭审理时，辩护人从三个层面展开了分析。
一、被害人陈述真实性、可信度的考量
被害人K女士的笔录前后不稳定、不一致，变化的趋势可疑，可信度不高。报案初期，K女士笔录称自己是“被强奸”；其后有若干次笔录称是“自愿”；再后来的所有笔录均称自己是“被强奸”，并逐渐固定了全案的细节。相比于被告人供述，被害人陈述的言词质量明显较低。
二、“暴力”是否有足够的证据支撑
从卷宗上看，被害人所称的“暴力”缺乏足够的证据支持。缺少《人体损伤程度鉴定意见》，原因是K女士拒绝配合侦查机关工作。缺少被害人身体损伤情况的相关病例、诊断证明，没有赶赴医院就医的记录。《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