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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天、算地的科研之路（压缩版）

2021-09-22 05:42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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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建国初期发生在河南农业的重大事件！
------叙述一个老知识分子科研报国的奋斗历程！

引 子

br> 单枪匹马、以笔“算天”，竭尽全力向“长期天气预报”难题发起挑战。他宏伟的目标是：将天气预报做成《日历》，为农业生产服务，为人类造福! 1978年2月3日，河南省气象局在他尚未解除限制的时候，聘请他为河南省气象学会常务理事。同年12月4日，河南省农业科学院党的核心组领导，直接指定他参加《全国农业气象科学技术规划会议》。

这位特殊的人物就是：原河南省农业试验场（现河南省农业科学院前身）建场时期的副场长兼技术室主任，四级农艺师、小麦育种、生物统计专家王植璧先生。

王植璧，男，河南省获嘉县西刘固堤人（1918--2008）。1941年毕业于西北农学院农艺学系，1950年6月，王植璧被任命为河南省农业试验场技术副场长，负责全省的农业科学研究与管理工作。

（一）、献身农科 硕果累累

河南，地处中原又是农业大省，其粮食产量占全国粮食总产的十分之一，小麦产量占全国小麦总产的四分之一，是中华民族的重要粮仓。河南的粮食产量不但关系到全省人民温饱，也直接影响着国民经济的运行及国家粮食安全。作为河南农业科研事业的带头人王植璧先生深感责任重大，矢志不辜负党和国家的厚望，决心为河南农业的发展贡献出自己的一切。

有志者事竟成！为发展河南农业科研事业，全面实现粮食丰收，王植璧每天朝思暮想：战后的河南农业怎样恢复？如何组建科研队伍培育优良品种？怎样才能当好省委、省政府在农业科学技术方面的参谋？为使这些问题能有一个满意的答案，他将铺盖搬至农场，与科研人员一起同甘共苦、艰苦创业，经过八年奋战，终于使河南农业科研工作结出累累硕果，跨入全国先进的行列。

当年的河南省农业试验场虽说是一个科研单位，却承担着全省的农业科研计划与各地农场事业费的分配与管理任务。因此，上任后的王植璧工作十分繁忙。我们翻开当年《河南日报》与《河南省农业科学院志》，可以清晰地看到王植璧为河南农业发展留下的点点轨迹：

他主持全省第一次农业调查，一人承担方案设计和培训调查队员的任务，为勾画河南农业发展蓝图摸清了家底（注1）；他以独特的视野向政府提出：“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不应远离政治、文化、科技中心”主张，反复陈述利弊，终于为河南省农业试验场迁入郑州市郊区，打开了通道、选定好场址，也为日后河南农科院发展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注2）；他提议建成全国第一个省级种质资源库，主持征集到8460份农作物种质资源，为科研育种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注3）；他率先在全省组建起36个作物品种试验网点，坚持采用生物统计方法开展区域试验，“算”出“阿夫”等小麦优良品种在河南推广（注4）；他率领全省科研团队奋战八年，使河南粮食总产量，从1949年的713.5万吨增加到1958年的1264.5万吨，为解决河南人民“吃饭”问题做出了应有的努力（注5）；他多次代表河南在全国农业会议上作经验介绍，其“河南小麦增产经验”作为典型案例，被收录到农业部推广的丛书中（注6）；他爱岗敬业、严于律己，培养出一支技术过硬的科研队伍，原中国农科院副院长刘更令院士，便是他1953年tui jian留学苏联的学生。他为建国初期河南农业科研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奠基性贡献（注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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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植璧先生1991年于河南省农业科学院试验田）

（二）、力排众议 拯救河南霜灾麦苗

1953年4月12日，河南省110个县中有97个遭到历史上罕见的霜灾，“冬麦和春播作物受到严重摧残”（注8），遍地是被霜打枯死的麦苗。在“春荒未过，夏荒又成定局，对人民生产、生活情绪的打击与威胁至巨”的情况下（注9），使尚未集体化的个体农民感到十分恐惧，不少人准备逃荒要饭，部分地区甚至发生了群体性抢粮事件，全省上下弥漫着恐慌气氛。“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历史上的1925年云南霜灾，曾“造成24万余人死亡，62万余人成为病夫，64万人流离失所”（注10）。

面对如此严重的霜灾，河南省政府立即召开紧急救灾会议，并电话北京寻求帮助。与会人员一致认为：“应尽快犁掉麦苗，改种高粱、玉米等作物来弥补损失。”面对形成的决议和在场的省委领导，王植壁力排众议，坚决反对“犁耙麦苗”的决定（注11），认为那样做小麦将绝收，会严重威胁已经“青黄不接”的农民生活，其后果不堪设想。他说：“被霜打枯死的麦苗根部并未死去，采取灌溉、施肥的保苗方法，可以保证收成。”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认知下，他一人孤掌难鸣，建议未被通过。

由于“犁耙麦苗”事关全省夏粮收成，省政府也不敢轻易否定专家意见，要求王植璧尽快拿出调查报告后再议。次日，“副场长王植璧等同志组成研究小组，奔赴农村实地研究防治办法”（注12）。然而，河南省农业厅仍坚持“犁耙麦苗”的救灾意见，并于4月17日在《河南日报》发文指导，结果部分地区照办损失惨重。

河南省政府根据王植璧等同志的调查报告，最终采纳了“浇麦保苗”建议，并于1953年4月25日《河南日报》头版，发出《河南省政府关于开展浇麦保苗运动的紧急指示》《河南省委重要通知》，和河南省农业试验场副场长王植璧撰写的《受霜害小麦的收成和抢救保苗问题》文章（注13）。

河南省委、省政府及时开展的这场大规模“浇麦保苗”运动，对挽救河南霜灾麦苗及安定民心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麦苗迅速恢复生长。资料显示：当年河南省小麦总产量达到299万吨，仅比上年的306万吨减少7万吨，减产2.3 ％（注14）。如果将枯死的麦苗全部犁掉，势必威胁到农民的生活，会严重影响社会的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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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4月25日，《河南日报》刊登河南省委、省政府，关于开展“浇麦保苗”运动的紧急指示和重要通知，及王植璧先生的救灾文章。）

同年6月3日，《河南日报》又刊登许昌县黄庄乡姚中锋等六名群众来信，批评河南省农业厅4月17日发表的救灾指导意见，是工作轻率、不负责的表现，误导该乡农民犁掉了500多亩麦苗。

河南农科院谢志隆研究员在其“霜灾”文章中不无遗憾地写道：“作为省委在农业方面参谋部的省农场，可算是立了一大功，在科研上可称为一项大成果。因当时国家还没有申报成果的制度，它没有成为一项成果纳入档案。”

（三）、身陷绝境 矢志“算天”

“天有不测之风云、人有旦夕之祸福。”正当王植璧满怀壮志准备继续施展才华的时候，1958年4月1日，他被补划为“you pai”分子，受到“开除公职、留用察看，只发生活费”的处分。同时，一件往事又被翻出。1942年，24岁的王植璧为找工作参加国民政府文官高等考试，成绩获全国农业经济类第一名，在中央政治学校受训时受到过教育长陈果夫的单独接见，为此又被加上一顶“历史fan ge ming ”帽子。这年他才40岁，刚刚进入科研人员的黄金期。

俗话说：人间最痛苦的“三大悲”，莫过于“少年丧父，中年丧妻，老年丧子。”就在王植璧受处分后的5年内，如此的悲剧在他家接踵而至，妻子因车祸不幸去世，长子患上精神病整日疯癫，父母先后也离他而去。连续的打击使他痛不欲生，考验着他人生的选择。望着几个未成年孩子，此刻他更明白一个做父亲的重要责任，便咬紧牙关，艰难地承担起父亲与母亲的双重职责。

然而，1966年9月6日“厄运”再次降临，一张勒令“王植璧三天之内滚回老家去”的大字报贴到家门口，从此他失去工作，生活费也被取消，迎来了人生最为坚难的时刻！无奈中，他两天让孩子向省委送去两封紧急呼吁信，阐述自己的专长，希望承担更多的任务为国家多做贡献。但在那个动荡的年代，工厂停工、学校停课，领导干部自身难保，谁还会去理会一个右派的呼声？

有位哲人讲：“人在最危急的时刻，能保持极端的放松，不是一种技术，而是一种修养。”王植璧经过镇定思考，以他特有的坚韧和责任感决定：为了孩子们的前途，为了能在有生之年摘掉头上的两顶“重冠”，更为了将自己的一技之长贡献给国家，他选择服从！随后，他将8岁的小女儿送其姥姥家寄养，让两个稍大的孩子投亲靠友住校上学。然后，自己拉上患病的孩子，一步一步离开了经他亲手创建、培育起来的河南省农业试验场，回到阔别37年的河南省获嘉县西刘固堤村老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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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9月8日，王植璧被撵回农村时的粮食关系转移证明）

一个知识分子所拥有的任何财富都莫过于知识。作为专政对象的王植璧回到农村后困难重重，逆境中，他重新审视了自身条件和潜力，决心以“科研报国”壮志来接受新的考验。“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由于王植璧有较强的数学功底，特别是在生物统计方面有着突出的才能和优势，重要的是他有颗未曾向困难屈服过的心，从不绝望！最终，他确定了今后人生奋斗的目标：以笔“算天”、科研攻关！为当地农业生产预报天气，向长期天气预报科研难题发起挑战。

20世纪60年代，我国大部分地区的农作物仍处在靠天吃饭状况，天气变化和农业生产联系紧密，对农作物影响较大。王植璧认为：自然界任何事物都有它必然的运动规律，天气变化应该也是如此。他想通过“算天”的方式，把天气预报做成《天气历》，让农民按天气变化安排农事，让工人避开不良气象施工，让将士在困难条件无法使用常规预报时，也能隔海掌握敌方的天气状况。他认为这样做不但利国利民，说不定还能走出一条独辟的蹊径之路。

然而，天气变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大气物理现象，认识、了解和利用它，是科研工作者的长期重要任务。人们常用“静如岩石动如马，厚如棉堆薄如沙”谜语，来描述“云”的变化无常，再加上突如其来的风雨雷电，它始终像雾一样阻挡着探索者的脚步。在拥有气象卫星、电子计算机和遍布世界各地气象网点的今天，短期天气预报尚不能百分之百准确，长期天气预报更是研究的难题和禁区，研制《天气历》则史无前例！一般来说，凡带“历”字的工程都非同小可，一提到这个字，便让人望而生畏！

我国气象专家、中山大学大气科学系温之平教授，在谈到2010年5月7日广州大暴雨气象台漏报成灾时表示：“暴雨定时、定点、定量预报是国际性难题，美国等发达国家准确率为23%，中国平均只有15%~18%”；中国气象局长刘雅鸣女士，2017年3月15日在zheng xie十二届五次会议上对记者说：“比如24小时内的预报准确率，温度怎样、有没有下雨，我们的准确率是87%。还有13%预报的不准。”

千百年来，各国气象工作者为探索天气变化规律不懈进取，天气预报才走到如今的水平。可以想象：五十年前，一个被监督劳改的“you pai”分子仅靠一支笔，还是气象外行，在没有任何计算设备、气象资料和团队支援情况下，想把当地的阴雨晴空用《日历》形式表现出来，在长期预报上有所突破，可谓千难万险。所有人都认为这是天方夜谭！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王植璧当然明白：他选择的是条充满艰辛与磨难的坎坷之路。为了早日破解自然界规律密码造福人类，早日摘掉沉重的“you pai”帽子还孩子们自由，一位父亲、一介书生决心为此奋力一搏！1966年10月17日，他在给河南农科院党委及革委会的信中郑重写下：“我立誓！在政治上不完成改造，在科研上不继续贡献，死不瞑目！”

当王植璧带着这个“天”大的目标，来到村革命委员会向领导汇报时，当场就遭到zao fan派批判：“算天？天是你能算得么？” 这话别说当时人们不信，即使放到现在也会认为他精神错乱。zao fan派说：“气象台都报不准，你能算出什么？别耍滑头！”王植璧认真地向大家表示：“我是一个知识分子，请相信我的保证！”

西刘固堤村党支部书记王世福，是位敢于支持新生事物的领导，沉思后对他说：“给你一个月时间，行就继续干，不行马上停。”王植璧解释道：“气象资料属保密性质，我需要记录半年天气状况才能具备‘算天’条件”,经过争取，他得到了三个月时间。

回到农村后的王植璧日子过的异常艰难。他从小体弱多病，再加上一个生活不能自理的病孩子需要照顾，依靠他挣工分难以维持两个人的生活，仍需大女儿寄钱来接济。然而，困苦的生活未能击垮他心中的意念，再难也没有停止过“算天”。为减轻女儿负担，他常以煮红薯干充饥，用省下的钱购买笔墨纸砚和支付向省气象局等部门写汇报信的邮资。家徒四壁的他为还去所欠的债务，忍痛卖掉祖传房子的楼板。寒冷的冬季买不起煤，他身披棉被绘图计算。肺病复发时无钱医治，他就在家中采取“休息疗法”，依靠自己顽强的信念，竟奇迹般活了下来。每日清晨，他与“五类分子”一起清扫大街，白天耕作于田间，夜晚就趴在昏暗的油灯下拼命“算天”。一旦他钻进数字的海洋，便忘却了所有的烦恼，专心致志地去解读那些毫无生气的阿拉伯符号。为了寻找宇宙深处的“密码”，为了人类的幸福和希望，他像过河的卒子一样奋勇向前、无言退缩！

哥白尼说：“人的天职在于勇于探索真理！”这也是勇敢者的法宝。王植璧运用生物统计方法和多年在农业科学试验中的经验，创造出一套“综合分析图解法”，运用它可以使运算简洁，还可及时在浩瀚的数据中发现目标，让无法想象的事一点点变为现实。为实现自己的梦想，和让孩子们能正常求学与工作，他是以生命为代价和时间赛跑、与自己拼搏。不知这是与“天斗”，还是与“人斗”，总之，是一场决定他命运的“大决斗！”

“光阴似箭、时光如梭”，三个月时间在他面前一晃而过，领导派人来要“算天”结果。这对王植璧来说是决定命运的时刻，他只能根据短暂的气象资料进行运算，结果推算出下周某天有雨。或许是思路正确，也可能是机缘巧合，再不然就是感动了“天公”，等到这天，老天竟然真的滴了几滴“眼泪”，这让他像看到曙光一样兴奋，领导看似也有点名堂，就允许他继续研究下去。从此，王植璧“算天”的劲头更加高涨，在他上交“思想汇报”的同时，又多出一份《下周天气历》，随着研究的深入，逐步发展成《天气月历》。为感谢领导与乡亲们的支持，他将这份仅有的无形资产更名为《西刘天气历》，借此来表达自己的感恩之情。西刘固堤村的乡亲们深得其利，谁家晒粮食、盖房子、娶媳妇，都要问有雨没？为此，他还和“风水仙”产生了矛盾，那自然是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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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王植璧先生上交的《西刘天气历》底稿）

在农村，有关王植璧的传闻也一直在延续。2007年9月，乡亲王金瑞对王植璧的孩子说，他在距刘固堤三十里远的获嘉县城居住，一天邻居家要晒麦子，有人马上说：“不要晒！刘固堤的那个老you派说今天有雷阵雨。”我们不知这话是褒还是贬，其中是否含有一丝辛酸，但有一点我们知道：家乡的父老是认可《西刘天气历》的。

（四）、“西刘天气历”被省气象台认同

在长达九年的农村劳动gai zao中，王植璧克服种种困难，以惊人的毅力进行“算天”，预报的准确度也在不断提高，当地村民用他的《西刘天气历》和省气象台的每日预报相比，这在那个年代是无法想象的事。到了1974年麦收期间，亢村公社还将《西刘天气历》印发到各村指导夏收夏种，为农业生产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绳锯木断、水滴石穿。”多年来，王植璧按时将《西刘天气历》寄往河南省气象台、省农科院等部门。并随时写信汇报自己的科研动态，坚持七年未有停止。尽管他发出的几百封信全部石沉大海，但他始终坚信：为人类幸福去探索自然规律，早晚会得到党和人民的认同。一个you pai分子，又是气象外行，日复一日地在农村自费做气象局的工作，王植璧如此执着的定力，恐怕是一般人难以企及的。

1973年4月19日，王植璧突然收到河南省气象台的公函，来信表示：“这是个有益的思路，望你整理一下你所用方法的概念和具体做法步骤，并将5--9月逐日预报的结果，即晴、阴、雨等天气现象的具体预报寄给我们一份。”功夫不负有心人，七年的辛苦终于有了反馈，这对他是莫大的鼓舞，如果没有参考价值，气象台断然不会联系像他这样的人。
从此，河南省气象台将送至省、市委及省军区的，印有“保密”字样的内部“长期天气预报”（趋势预报），开始向西刘固堤村的you pai分子王植璧邮寄。这在当时的环境下，气象台能做到这一步已实属不易，如果有人以此做手脚，局领导和技术干部是要承担风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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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河南省气象台寄给农村王植璧的内部天气预报）
西刘固堤村党支部与革命委员会也做出决定：“今后王植璧可以不参加‘五类分子’的义务劳动”。放宽了对他的管制，以进一步支持他科研“算天”的工作。

与此同时，王植璧为寻求更多的支持，积极与全国各地科研部门及大专院校联系，向他们介绍自己“算天”的方法。“当代统计气候学奠基人”、南京气象学院专家么忱生教授，南京大学气象系主任朱炳海教授，创建我国大气物理专业的徐尔灏教授，“开创中国长期天气预报的先驱”、北京大气物理所著名专家杨鉴初研究员，西北农学院院长辛树帜教授等，先后都给他回了信，佩服他的科研精神，肯定他的科研成果。杨鉴初研究员在收到他第14封汇报信后仍不明他的身份，十分纳闷，便来信询问“你在农村做什么工作？”
1974年12月19日，河南省委生产指挥部（当时最高权力机构）为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批复省农科院核心领导小组报告，同意王植璧返回原单位继续劳动改造。1975年5月，王植璧终于重返郑州，被安排在省农院作物所小麦组参加田间劳动。

1976年7月18日，郑州下了场特大暴雨，河南省气象台“长、中、短期预报组”均无报出，出现了大漏报，而在王植璧上交的《西刘天气历》中，一个月前就标明这天有大雨，气象局对这次漏报百思不解。7月23日，省气象台派预报科长刘长秀同志，持介绍信专程到省农科院找王植璧学习。在此后二十余次的访谈中，刘几次转达河南省气象局领导，想帮助他解决生活及科研困难的意向。王植璧先生因长期在农业战线工作，有着很重的农业情结，同时也担心离开原单位“摘帽”时会遇到麻烦，便真诚地感谢省气象局的关心，婉言给予了谢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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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7月23日，河南省气象台派预报科长找王植璧先生的公函）

1978年2月3日，河南省气象局召开“春季天气研讨会”，局领导用仅有的一部吉普车来接王植璧参加会议，特聘他为省气象学会常务理事、顾问。1978年12月22日，省农科院领导在“全国农业气象科学技术规划会议”通知上直接pi shi：“核心组定王植璧同志参加。”1979年6月28日，家乡亢村公社党委和革委会联名发来公函，感谢他为家乡农业生产多年的付出，希望他能继续为家乡做天气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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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12月4日，河南农科院领导签发指定派王植璧参加会议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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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气象局、获嘉县农业局、亢村镇政府，给王植璧先生的部分信件，及本人劳动工褶。）

（五）、花甲之年志犹存

1979年元月26日，王植璧作为河南省农林系统中的you派典型人物，他的冤假错案终于被河南省革委农林水利办公室率先平反改正，被任命为河南省农业科学院情报所副所长，国家外文中译期刊《麦类文摘》杂志创刊主编，河南省作物学会技术组副组长。还按政策为他及子女恢复了城市户口与粮食关系，安排其小女儿到农科院工作，并为他配备了助手。禁锢了20年的精神枷锁终于被解除，王植璧激动地向党组织表示：“有生之年，要为国家多做贡献。”一位花甲老人,怀着坚定的报国信念，又踏上了新的征途。

“坚持真理，不随波逐流”，是王植璧一贯做人的准则。时隔26年后的1979年3月2日，王植璧又以小麦专家身份，应邀参加“河南省农业科学家座谈会”（注15）。在座谈会上，他摆事实、讲根据、提差距，积极为河南农业发展献计献策，仍同1953年的霜灾救灾会上一样，直言向省长建议：“我国、我省都应办农业经济研究所，不然的话，要按经济规律办事，那是空话，这其中确有比农业自然科学还难研究的大学问。凭印象开个决策会不行，凭蹲点后感性认识决策也有问题。可靠办法，要靠农业经济科学的研究，有些问题不上电子计算机计算，还难以找出恰当答案的。.....，其实，没有懂经济的人为主参加，是会出更大的瞎指挥错误的。”

座谈会上，他对河南省农业厅、农科院、农学院共同主持的，《河南省小麦高、稳、低研究推广协作组》的攻关方向也提出个人观点：“作为大田生产可以这样提，作为小麦科研课题，‘高、稳、低’的目标不够全面，大力研发低蛋白的高产粮食品种，是小农经济意识，会影响到全民的健康水平，我们以往在水稻研究上有过教训。”王植璧的提议得到省委领导的高度重视，河南省科委“根据王植璧等专家意见，发展变化为《河南省小麦高、稳、优、低研究推广协作组》”(注16)。这一个“优”字的增加，有着不同的内涵与效果，培育河南“优质”小麦品种的理念，从此被正式提到日程中来。“山中有直树，世上无直人”，王植璧可能就是这样一个宁愿被砍，也不愿做“弯树”的人。
对于“优质”概念，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农科院万建民副院长，2016年9月1日在“产业前沿技术大讲堂”作专题报告时指出：2015年我国粮食总产量超过了6亿吨，数量上已基本能够满足人民的需求，但“质”的问题却没有解决。长期微量营养素的缺乏和失衡，导致大量国人、尤其是偏远山区的贫困人群营养不良，并由此引发各种慢性疾病。必须的微量营养素长期摄入不足或失衡，身体虽然感觉不到饥饿，但健康却在无形中受损。多项研究表明，“隐形饥饿”会导致出生缺陷及发育障碍，增加儿童和孕妇死亡率，严重影响一个国家的人口素质和经济发展。


由于河南对培育“优质”小麦概念提出早、起步快、领导重视，在广大科技人员的不懈努力下，河南的优质小麦终于在2002年，率先代表中国小麦新形象出口新西兰、印度尼西亚等国家，从此结束了中国小麦只能作为饲料而不能作为食用粮食出口的历史。河南优质小麦的种植面积也始终占据全国首位。


新中国成立后，王植璧和他的同仁们对河南小麦进行过三次新品种的更新换代，为实现河南农业丰收，解决人民“吃”的大问题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在育种工作中他顶住压力，坚持“农业试验场的首要任务是科学实验，农家品种未经区域试验成功不能推广”的科学原则，勇敢地为试验农场把住了关口、守住了阵地。即便是在艰苦的劳动中，仍然坚持用科学的生物统计方法进行“算地”，筛选出“阿夫”“阿勃”“郑州24”“北京8号”等优良小麦品种，tui jian 给领导建议推广，取得了“多、快、好、省”的效果。同时，他还积极完成了领导交付的“河南省小麦科学研究工作远景规划”等文件起草任务 。20世纪60年代，他参加培育的“郑州683”和“郑州3号”小麦品种，于1978年分别获全国及省科学大会重大成果奖。“郑州683、郑州3号、郑引一号小麦品种的选育，促成了河南小麦第四次更新换代。”（注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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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8月5日，王植璧上交“河南省小麦科学研究工作远景规划”的文件底稿。）

1983年，65岁的王植璧退居二线，依然“老骥伏枥、壮志不已”，着手组建河南农科院生物统计研究室。他“以小麦资料为主进行生物统计方法应用上的基础研究，提出了Eberhart法B参数可用Francis参数及俞世蓉参数代替;表型聚类法及Wilson非参数法效率低；育种策略宜用系统工程方法解决等。均具有其独到的论证和规范化参考价值”（注18）。


1988年6月，王植璧参加在西安召开的国际生物数学学术讨论会，应邀作“作物品种试验中稳定性参数估值间的相关性”学术报告，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欢迎。加拿大马铃薯专家戴.乔治教授，首都师范大学生物系主任郭平仲教授，和南京农业大学著名小麦育种专家俞世蓉教授，还专门来信商谈合作事宜。

1993年，离开工作岗位后的王植璧将科研阵地转移到家中。《河南农业科学》1995年第5期刊登消息报道----“品种试验的对应图分析新方法”，让我们看到77岁的王植璧仍然在为农业科研事业耕耘，严格遵守着自己“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诺言。

（六）、尾 声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多少年来，凡在河南农业发展方向重大问题上，王植璧总能以犀利的目光提出前瞻性、战略性、科学性建议，为改变中国农业落后的面貌，他相信科学、坚持真理、淡泊名利，力尽一个知识分子的报国情怀和一个专家的神圣职责。“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1997年，中国农学会授予他“从事农业科技工作愈半个世纪成绩卓著”荣誉证书。

2008年元月23日，王植璧长眠于中原大地，安息在这块他曾洒落过许多汗水、十分眷恋的热土中。虽说“算天”工程没有达到他梦想的目标，但毕竟将人类对天气的认知向前推进了小小的一步。他以个人微薄之力，在极端困苦条件下自费科研“算天”，挑战这一浩瀚的工程，不能说不是一个大胆的创举，这种精神值得我们发扬光大。“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实现他的梦想或许还要更长的时间，但只要我们不言放弃持之以恒，总有一天，人类掌握自然的愿望就一定能实现，准确的长期天气预报将像日历一样呈现在我们的面前。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在他的悼词中说：“王植璧同志一辈子踏踏实实，勤勤恳恳，不争名，不图利，人格高尚，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农业科学研究事业”。是的！！！此刻我们听到、看到的，仍是那个铮铮有声老知识分子的满腔热血，和他赤胆忠心的报国情。难怪河南省农业科学院谢志隆研究员，在其“农业专家副场长王植璧先生的坎坷人生”文章中，竟连续用了19个词汇来评价他：“学风严谨、学识渊博，善于钻研、有学者之风。他光明磊落、实事求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忠于职守、忠于业务，不很关心政治。为人耿直、廉洁自律，生活简朴、作风朴实。性格内向、沉默寡言，自尊自爱、孤傲不群。他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农业科学家，也是河南农业试验场陈景润式的学者。”（注19）


注： 全书20万字，目前在出版社编辑排版中。
注1、《河南日报》1950.07.21
注2、《河南省农业科学院志》P848
注3、《河南省农业科学院志》P848、P2
注4、《河南省农业科学院志》P111
注5、《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历史统计资料汇编》P534
注6、《1953年小麦增产经验》P153，中央人民政府农业部
注7、《河南省农业科学院志》P848
注8、《河南省大事记》P45
注9、“河南省政府紧急救灾指示”1953.4.18
注10、《云南农业大学学报》2013.5期
注11、谢志隆研究员“霜灾”及王植壁本人信件
注12、《河南省农业科学院党史大事记》P4
注13、《河南日报》1953.04.25
注14、《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历史统计资料汇编》P534
注15、《河南日报》1978.03.15
注16、《河南省农业科学院志》P70
注17、《河南省农业科学院志》P3
注18、《河南省农业科学院志》P849
注19、谢志隆研究员“农业专家副场长王植璧先生的坎坷人生”

（本文初稿，刊登于2011年第3期《老人春秋》杂志。2019-12-09 修订于新西兰奥克兰市， E-mail：258466776@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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