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孟海在他的《略论两晋北朝隋代的书法》(见《沙孟海论书丛稿》)一文中指出：北碑结体大致可分“斜画紧结”与“平画宽结”两个类型。这里，沙孟海虽然没有直说两类型之间的并存关系，而前后文意已极明了。翻阅大量的出土资料，我们的印象是北朝早期的作品“斜画紧结”，北朝晚期的作品“平画宽结”。二者是不同的阶段特征。本文试做进一步考察，用来纪念先生周年大祭。谈北朝书法，不能抛开魏晋，因为魏晋是这个书法新时期的开端，是隶向真变革的关键时期。从魏晋南北朝书坛发展框架上观察，横断面上存在着篆书类型、隶书类型、章草书类型、真书类型、行草真书类型五条发展线。每一发展线自成系统，各系统间相互影响，彼此制约，从而又形成了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因此从纵断面上看，又可分为几个发展期：魏晋为变革期，北魏为真书发展期，东魏西魏至隋为巩固期。变革时期的魏晋书法，最突出的特征是新旧因素共存。所谓新因素是以真书类型为代表，所谓旧因素是以隶书类型为代表。另有篆书类型、章草书类型等。三国时期，旧因素还占有绝对地位；至晋，作品比例发生了明显变化，真书、行草真书占百分之六十还强，篆、隶、章草已不足百分之四十。且书法面貌全然不像魏晋以前，篆书用笔随意，形体或方或圆、或纵或横，笔画或粗或细，显得极为草率。隶书用笔多加装饰，峭丽而滑媚，有的随手涂来，结体虽还平正，然疏密随意，看得出是明显的衰败势头。新出现的真书、行草真书类型是刚从汉魏通俗隶书中演化而来，因此带有很多隶书成分，例如《徐文德改葬记》(298年)、《王兴之夫妇志》(394年)、《刘克志》(357年)、《王丹虎志》(359年)等，体势都是平正的，且有较浓的拙厚意味。《颜谦妇刘氏砖志》(345年)、《司马芳残碑》等作品，真书因素明显得多，用笔起落均有较强的层次感和节奏感，然汉代书法朴茂的品格依然流露于表。它们一方面保留着浓厚的汉代遗风，另一方面，新因素又占有极其明显的优势，这就是魏晋书法的时代特征。北魏是真书大发展的时期，经过魏晋隶真嬗变之后，真书以崭新的面目，笼罩了几乎整个北魏书坛。从全国出土的碑、志、造像记等资料看，真书、行草真书的比例约在百分之九十二以上，比两晋时增加了一倍。篆书仅在碑额志盖上见到，约有百分之六。隶书除极个别的墓志采用之外，例如《林虑哀王元文志》(太昌元年，据王壮弘《六朝墓志检要》)，其他资料几乎一点不见。北魏时真书、行草真书独行的状况是当时书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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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大特点。北魏真书的发展是不平衡的。以宣武帝为界，以前的作品，多少还有些汉魏遗风，但真书成分是主要的，结体比较活泼随意，笔画关系虽算不上“紧结”，然几乎是笔笔“斜画”，真书的特点和优势首次大显。宣武帝开始，真书进入自身特点大发展的阶段。例如《元弼志》(499年)、《任城王李氏志》(501年)、《元寿妃
氏志》(507年)、《元继妃石婉志》(508年)、《元珍志》(514年)、《崔敬邕志》(517年)等，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作品皆是“斜画紧结”，取势活泼，去掉了以前大起大落显山露水的笔画，从乱头粗服中走出来。个别的如《吊比干文》(494年)、《肖融志》(502年)《李
造像记》(514年)体势略显平正，但其中侧倚的笔画也时而出之，与东、西魏以后大量出现的“平画宽结”作品，有很大区别。大约从孝明帝初开始，“斜画紧结”的真书有开始向“平画宽结”转化的迹象，《元礻右
志》(519年)是较早的例子，《元日卓 志》(525年)、《寇亻品
志》(526年)、《元湛志》表现得更明显一些。“斜画”开始拉平，但“紧结”并没有放宽，北魏书法“茂密”的特色自始至终保持着。这种面目的作品仅是个别的，绝大多数仍是侧倚、雄强、茂密的体态，只是因用笔较前细腻、周到，雄强之风又增添了几分秀美。东魏、西魏开始直到隋代，是北朝书法的又一新阶段，这个阶段突出的特点，一是篆、隶古体重又出现，由魏晋的繁荣到北魏真书“独霸”的书坛，此时又丰富起来，篆、隶、真、行、草无体不备。特点之二是大批作品由“斜画紧结”转向“平画宽结”。篆书的出现，不再限于庄重的地方，日常的使用中也时而夹杂着几个篆字或篆书的笔画，像《杜照贤造像记》(546年)、《张世宝造塔记》(552年)中都存在。隶书的数量比篆书要多得多，与《杜照贤》同时的有《道凭法师造像记》(546年)。至北齐、北周数量大增，《鲁思明造像记》(564年)、《法
禅师志》(562年)、《高百年志》(564年》、《玄极寺碑》(565年)、《高肱志》(566年)、《韩永义造像佛龛碑》(567年)、《赫连子悦志》(573年)等，这些作品基本丢尽了汉风，而仅以华媚的品格显现于世。真书仍是北朝后期书坛的主角。这时期的作品，一部分放慢了向楷书转化的节奏，这种迹象从北魏末期就可看得出来，作品不再像晋和北魏初那样急风暴雨式地追求态势的变化。而是把注意力转移到用笔、结体的细微环节上进行精雕细琢。例如《元湛妃王令媛志》、《王怜妻赵氏志》、《高氵育
志》、《寇胤哲志》，简直和初唐楷书难以分开。另一部分作品中增加了篆或隶的笔画成分，带有很强的装饰性，泯去了真书刚毅峻厚的风貌。这两类作品，精雕细琢也罢，着意装饰也罢，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斜画放平，紧结放宽，北魏时期的险峻、雄强、跳宕、奇逸、紧密，皆有收敛。本阶段最令人瞩目的是，一种新的书法类型———隶真书的出现。它的特点是以隶为基本骨架，用笔以真书为主，又吸收了篆的圆转内核，篆、隶、真三法有机地融会贯通，形成了笔画平正、结体宽博疏朗、似隶非隶、似真非真的新书法内容。沙孟海所说的“平画宽结”，此类书最具有代表性。时间稍早的有东魏《元鸷妃公孙甑生墓志》，用笔隶真皆备，起落不显，笔画粗细均匀，笔意圆浑，结体平正，布白疏朗。与此作品相近的不在少数，《刘懿志》(540年)、《李显族造像记》(542年)、《李道赞造像记》(543年)、《王偃志》(543年)、《叔孙固志》(544年)、《报德王像七佛颂碑》(545年)、《水牛山文殊碑》、《法仪造像》、《赫连子悦妻闾忄玄
志》、《唐邕写经记》以及南、北响堂寺，涉县娲皇宫部分刻经，山东泰山经石峪，邹县铁山、尖山、葛山、峄山摩崖刻经也属此类；一直延续到隋，《曹子建碑》、《章仇禹生造像碑》、《安阳宝山寺隋代刻经》等皆是。王学仲先生把这一类型中的部分作品称为“经系”书法，可见其个性之突出。沙孟海把北碑分作“斜画紧结”与“平画宽结”，显然也是有感于隶真书醒目的平宽特点。二“斜画紧结”是北魏书法的时代特点，“平画宽结”是东魏、西魏、北齐、北周、隋代书法的时代风格。这就是我们沿着沙孟海的思路观察北朝书坛得出的结论，也是我们与沙孟海不尽一致的地方。我们相信，任何文化，不论是物质文化还是精神文化都是有其时代特点的。书法作为精神文化的一个内容，自然也不例外。同样是隶书，西汉隶和东汉隶不同，北朝隶和唐代隶也有区别，即使同一时代的不同阶段，也有不同的内容和特质。这些差别，皆受制于社会文化总和的不断发展、变化、更新所形成的阶段性内容，同时还有书法自身的规律作用。魏晋时期的隶真书变革，主要由于东汉末至三国时期文字结构与书写的突出矛盾引起。东汉末的隶书趋于高度“雅化”，而艺术的“雅化”，实则意味着僵化。僵化的隶书，艺术上无生机可言，实用上又无民间通俗隶书的诸多优势，因此很快便滑向了末路。通俗隶书易写、易识、方便、快捷，因而迅速发展起来，于魏晋之际转化为真书———这完全是实用的必要，是隶书的结构与书写矛盾运动的结果。按右手执笔的生理习惯，写斜画要比写平画方便、快捷。沙孟海说，这是“由于写字用右手执笔关系，自然形成”。真书取代隶书符合文字演化的规律和书写的生理习惯。从审美上讲，虽然“斜画”比“平画”略显粗野，但却比“平画”来得顺手。北魏正处在隶真刚刚变后的初期，文字在实用上的矛盾还没有马上缓和下来的时候，“斜画紧结”是其必然形成的结体特点。当新的文字形体出现后，文字结构与书写的矛盾暂时趋于缓和，书写的艺术性追求便逐渐被突出出来。尤其是文字的艺术性在社会上普遍受到重视的时候，这种追求很快就表现出明显效果来。一般地说，早期的文字变革形体为上，笔画次之，而艺术性追求笔画为上，形体次之。所以，北魏初期的短短几十年内，真书的笔画形态已相当丰富多彩，一直到北魏末，真书总是在笔画形态上大下功夫。而形体一直恪守着变革后“斜画紧结”的特点而未变，尽管有个别作品曾以平正面世，但它不代表时代特点，代表时代特点的是那些占绝对优势的“斜画紧结”者。东、西魏开始，“斜画紧结”的真书转向“平画宽结”，溯其根源，主要是由于隶书重又大量出现的影响；其次还有真书追求艺术完美形象时遗弃粗野风习的结果。隶书的基调本来就是“平画宽结”，它对真书的影响，不仅“拉”平了斜势，而且还创造出一个新的隶书真法类型。隶真书类型也是以“平画宽结”为特征的。这样，隶书、隶真书、被隶书“拉”平笔画的真书，无一不是“平画宽结”。所以说，“平画宽结”是东西魏、北齐、北周、隋代的书法时代特点。
隶书的大量复出，与当时社会上的复古风气有关。社会上的复古根源于政局长期的动荡不安。“自晋永嘉之后，运钟丧乱，宇内分崩，群凶肆祸，生民不见俎豆之容，黔首惟睹戎马之迹，礼乐文章，扫地将尽。”(《魏书·儒林传》)欲想天下太平，心须“黜魏晋之制度。复姬旦之茂典”。“于是求阙文于三古，得至理于千载”，实行全面复古。先是在政治上，后又在文化上。以文字、书法来讲，真书取代隶书被认为是古法丧尽，太武帝曾感叹文字“传习多失其真”(《魏书·世祖记》)。“文字改革，篆形谬错，隶体失真，俗学鄙习，复加虚巧，谈辩之士，又以意说，炫惑于时，难以厘改。”当时的人连篆书都不认识了，《南齐书·五行志》、《南史·范云传》、《南史·江淹传》皆有记述不识篆书的例子。因而有很多人呼吁恢复古法。至北周时，“文帝以隶书（实指真书)纰缪，命文深与黎季明、沈遐等依《说文》及《字林》刊定六体，成一万余言，行于世。”(《北史·赵文深传》)赵文深在当时是很有名气的书法大家，他少学楷隶，年十一，献书于魏帝，后立义归朝，除大丞相府法曹参军。雅有钟、王之则，笔势可观。当时碑榜，惟文深，冀隽而已。《石墨镌华》云：“文渊(本名渊)书《华岳颂碑》，字小变隶书，时兼篆籀。”可见他是地道的复古派。北朝后期的复古风对书法的影响是很大的。如果没有这股风的刮起，很难想像隶书就在这个阶段复出，没有隶书的复古，北朝前期的“斜画紧结”向北朝后期的“平画宽结”转化，则难以成为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