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孔丘
2023-07-01 17:26阅读:
蒋廷锡 幽兰丛竹
在中国古代儒家文化的思想框架中,人之所以为人,乃在于有仁义,或者说源于有礼义。非仁非义,则不可以为人。“凡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也。”(《礼记·冠义》)
人藉由礼义,就可脱离禽兽而成为有文化的大写之人。
克己复礼而循礼以行,是孔子给予人生修为和道德行为所开出的简要之方略。在增强和践行文化自信中,有必要探究这一文化基因的精髓,知道我们中国人的人生志趣和人格理想为何,做一名中国人的有礼有节意味着什么。
孔子关于循礼以行的人生道论,出自《论语·颜渊》,原文是:颜渊问仁之目。
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
礼义之规矩和准则,贯乎为人成人的全过程,并成为政治教化的核心价值,实是人生言行举止的遵循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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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人生修为路径的真谛是:先知道怎么做,然后中规中矩地去做,进而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做,自觉为何乐意这样做。人生弘道为仁,必有具体的准则或可操作、遵循的条目。
礼者,便是人生道理之节文。藉由这一行为准则和条目,我们的言行举止就会有理有据,进入仁义之道,走入人生正路。
一、非礼勿视,不该看的不看。
就孔子“非礼勿视”之价值意蕴,宋代儒家学者程颐著有《视箴》以为解说:“心兮本虚,应物无迹。操之有要,视为之则。蔽交于前,其中则迁。制之于外,以安其内。克己复礼,久而诚矣。”
礼之功用之一,就在于节制视觉的本能冲动和欲望的贪求妄视。人的目视,可看见外在世界的一切,然若不由心之主宰加以节制,则必为外物的色彩所诱惑,遮蔽于心而流荡不反。
“五色令人目盲”(《老子》),说的就是这一价值意旨。外在的色彩和形态,固是人生感官的欲求所在。
喜欢色彩斑斓的场景,喜爱五颜六色的事物,喜悦花枝招展、曼妙舞姿等,皆是人的正常生理需求,而无可厚非。不过,贪求声色犬马、酒绿灯红和花天酒地等,则是不良视觉感官的嗜好。
从“非礼勿视”的“制之于外”入手,就会规避色彩和形态等物欲的诱惑,而保持纯真之心。
对于初入人生旅途之人而言,就有“操之有要,视为之则”的要求,而这便是“非礼勿视”的价值准则。藉由“非礼勿视”,就能践行人生的“克己复礼”之修为。
心识本虚,而视觉之欲望使之遮蔽。“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孟子·告子上》)以礼制行,使外在物欲不扰于心,就能安其内而心平气和。
一旦达致“克己复礼”的“久而诚”,就能从心所欲而不逾矩,自能有“非礼勿视”的道德自然而自由。
二、非礼勿听,不该听的不听。
就“非礼勿听”之价值意蕴,程子著有《听箴》以为解说:“人有秉彝,本乎天性。知诱物化,遂亡其正。卓彼先觉,知止有定。闲邪存诚,非礼勿听。”礼之功用之二,就在于节制听之感官欲望的贪求妄听。
人的耳听,可听到外在世界的一切,然若不由心之主宰加以节制,则必为外在的声音所诱引,遮蔽于心而流荡不反。
“五声令人耳聋”(《老子》),说的就是这一价值意旨。外在的声音和韵律,固是人生感官的欲求所在。
喜欢五音六律的音乐,喜爱自然律动的乐曲,喜悦声乐艺术和歌曲纯享等,皆是人的正常生理需求,而无可厚非。不过,贪求声色犬马、歌舞升平和靡靡之音等,则是不良听觉感官的嗜好。
从“非礼勿听”的“制之于外”入手,就会规避声音和乐曲等物欲的诱惑,而保持纯正之心。对于初入人生正路之人而言,就有“知止有定”的要求。若能“知止有定”,则声乐之物欲不能诱,而这便是“非礼勿听”的价值准则。
藉由“非礼勿听”,就能践行人生的“克己复礼”之修为。心性本真,而听觉之欲望使之遮蔽。“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而这也就是“知诱物化,遂亡其正”的价值意旨。
以礼制行,先觉而“知止有定”,就能抵御外在声乐物欲的侵扰。一旦达致“闲邪存诚”的修为,就能从心所欲而不逾矩,自能有“非礼勿听”的道德自然而自由。
三、非礼勿言,不该言的不言。
就“非礼勿言”之价值意蕴,程子著有《言箴》以为解说:“人心之动,因言以宜。发禁躁妄,内斯静专。矧是枢机,兴戎出好。吉凶荣辱,惟其所召。伤易则诞,伤烦则支。己肆物忤,出悖来违。非法不道,钦哉训辞。”
礼之功用之三,就在于节制言论的随意和胡言乱语。人的言说,可随意乱出、不讲信诺,然若不由心之主宰加以节制,则必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恶言满天飞。
“言有招祸”(《荀子·劝学》),说的就是这一价值意旨。巧语花言和甜言蜜语、好言好语,固是人之乐听的喜好所在。
喜欢三言两语的简洁,喜爱甜言蜜语的倾述,喜悦好言好语的劝说等,皆是人的正常生理需求,而无可厚非。不过,喜好花言巧语的奉承和流言蜚语的攻讦等,则是痴迷不良言说的恶习。
从“非礼勿言”的“制之于外”入手,就会规避言语和论说的随意和妄出,而保持纯正之心。对于初入人生正道之人而言,就有“发禁躁妄,内斯静专”的要求,而这便是“非礼勿言”的价值准则。藉由“非礼勿言”,就能践行人生的“克己复礼”之修为。
人之妄言,不外乎内心躁乱之妄,故必禁之。言节制于外,外不躁则内静,外不妄则内专。言为人之枢机,兴恶之言,则必凶而辱;出善之言,则必吉而荣。出言由礼,则无躁妄而生爱;出言非礼,则必躁妄而起争。躁言弊在流荡,而必成欺诳之诞;妄言患在于烦,而必致逆祸之失。一言既出,驷马难追。言而忠信,则是“因言以宜”;言肆忤物,则是胡言乱语。言语之出,切忌“非法不道”。“诐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孟子·公孙丑上》)的“知言”,乃是人生修为的必要工夫。
四、非礼勿动,不该动的不动。
就“非礼勿动”之价值意蕴,程子著有《动箴》以为解说:“哲人知几,诚之于思。志士厉行,守之于为。顺理则裕,从欲惟危。造次克念,战竞自持。习与性成,圣贤同归。”
礼之功用之四,就在于节制行为的躁动和妄作。
人的行为和举止,可随便乱动、不讲道理,然若不由心之主宰加以节制,则必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甚至是胡作非为。
“行有招辱”(《荀子·劝学》),说的就是这一价值意旨。对于人生作为而言,喜欢行胜于言的实在,喜爱言行相副的诚实,喜悦脚踏实地的笃行等,皆是人的正常价值欲求,而令人称赞。不过,喜好倒行逆施的悖乱和横行无忌的暴戾等,则是邪恶无理之行为。
从“非礼勿动”的“制之于外”入手,就会规避行为和动作的随便和无理,而保持中正之德。对于初入人生正理之人而言,就有“顺理则裕,从欲惟危”的哲理,而这便是“非礼勿动”的价值所在。藉由“非礼勿动”,就能践行人生的“克己复礼”之修为。
人心之几者,是善、恶之念欲动而未形之前,其兆甚微。哲人心通理明,故能觉思于先,而不妄动。顺理而行,则可以厉行贞动,而自致其荣。反之,若是从欲而动,则必是胡作非为,而自招其危。
谨言慎行,防微杜渐,就可以免过防患。人之妄动,不外乎内心私贪之求,故要惩忿窒欲以止之。行为、举止节制于外,则内心平静而无妄。行是人之枢机,积善之行,则自求多福;妄为之行,则自取其辱。
行动由礼,则无躁妄而生敬;动作非礼,则必造妄而生害。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行而忠信,则是积善成德;胡作非为,则是倒行逆施。
“非礼勿动”,则动于无妄。人生举止动作,不可不诚于思,而密其涵养之功,笃其存养之力。一旦由礼之行成为习惯之自然,便可进入圣贤境界。
五、非礼吾为,动容周旋中礼。
人一生下来,非是就如圣贤那样能够率性自然,“从容中道”(《中庸》)。
人生学问有渐次,功德修为有层级。道德准则和行为规矩,无非是成就圣贤境界的阶梯和修为路径。
人生修为的重品行、尊德性,往往是先知道该如何做,然后待由思想成熟而知其所以然。
在孔子的思想中,成人由仁,而“克己复礼为仁”。
礼作为进入仁道的价值载体和德行依循,乃是为仁不可或缺的必要行为规矩和准则。礼者为履,在于践行仁义之道。可见,由礼而行,实是由仁义行的人性之率性自然。
孔子所言的“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四条目,显然以成人之德行为价值旨归。
这四个条目,既在胜私,又在复礼。四者作为修身之用,乃是由乎中而应乎外,制乎外而养于中。
胜私而由礼,则日用之间莫非理义之流行。礼虽制之于外,而实安之于内。克己复礼,则闲邪存诚。从否定意义上言,非礼勿视、勿听、勿言、勿动,排除了一切非礼之为。从肯定意义上,就是知所敬畏,视、听、言、动无不由礼,或者说是动容周旋无不中礼。
在明代儒家学者唐鹤征看来,“盖礼之所由名,正谓事事物物皆有一个恰好至当处,秩然有序,而不可乱,所谓则也。恰好至当之处,便是天理人心之至。”(《桃溪札记》)礼作为道理人性之至处,安得不约于礼、复其礼?安得不由此而为仁?
礼之本质为义,而义便是调理人际关系之宜。由礼而行,虽表面看来是规范言行举止,使人事事有规矩,实则内在价值意蕴是在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做到自卑而尊人。
“礼义之始,在于正容体,齐颜色,顺辞令。容体正,颜色齐,辞令顺,而后礼义备。”(《礼记·冠义》)礼的德行,一方面在于克制情欲,节制情性;一方面在于尊敬他人,包容他人。
在明代学者焦竑看来,人生之礼则,“能视听,能言动,能孝弟,能贤贤,能事君,能交友;可以为尧舜,可以通天地,可以育万物;人人具足,人人浑成”(《论学语》)。
礼无不涵容,可为人生遵循的无所不由者。人人可以藉由礼达致成仁成人,做一个有礼有节的君子,进而成贤成圣。
中华文明五千年,历经沧桑而绵延不绝,已充分证明中华传统文化的顽强生命力,和迎接各种挑战的开拓能力。
这一文化内涵,既本自“学·思·观”的探求真理而来,又呈现着“学·思·观”的理性自觉和开放思维。
让我们齐心协力地一道投入“文化自信”的时代洪流之中,为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冷静的思考,清醒的应对,果敢的斗争,无愧的付出。
坚信“文化自信”,践行“文化自信”,中华民族一定能够实现伟大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