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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暴力沟通还帮助我反思过去的沟通方式。在生活中,我们习惯于从彼此的角色出发来处理人际关系。例如:这是我的父母,我应该爱他们敬他们;这是我的孩子,我应该好好抚养他;等等。同时,我们对别人也有要求:他是我的老公,他应该好好疼我;我工作表现不错,老板应该给我提高待遇;等等。这样做的好处是,我们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也知道自己可以期待什么。然而,这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一旦我们不情愿,就会感到压抑和纠结;二是,一旦自己的期待落空了,心理就容易不平衡。这样,彼此的关系也就出现了问题,甚至会难以为继。
面对人们普遍存在的沟通问题,非暴力沟通的视角让我眼前一亮。卢森堡博士曾引用鲁米的话说:“在对与错的区分之外,有片田野。我将在那里见你。”这句话形象地描述了非暴力沟通的方法:超越“你”和“我”的对立,去爱所有人。具体的做法是,我们有意识地放开角色意识,不再评判是非对错,而去关注彼此作为人都有的感受和需要,然后寻求兼顾双方的解决办法。在一定程度上,这有助于我们缓和情绪,并带着对双方的善意来解决问题。有个朋友曾经这样描述她的感受:“看到对与错之外还有一片田野的时候,突然好像有种拨云见日的感觉。可能这么说有点夸张,但确实觉得真的就是有一束光从浓密的乌云或浓雾中照过来,让你感到希望的力量。”
看到非暴力沟通对个人成长和解决冲突的重要意义后,我就联系国外的出版社,表达了自己翻译这本书的愿望。那是在2006年3月。后来,在吕靖安老师的指导下,我用了大概两年的时间翻译了《非暴力沟通》。用这么长的时间,主要是因为我需要时间深入学习和体会非暴力沟通。期间,我还去印度参加了卢森堡博士主持的历时九天的国际强化培训营。到了2008年的时候,我开始正式给人讲非暴力沟通。
非暴力沟通的学习和实践给我带来了许许多多的感动。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也清楚地看到,不少学习者虽然解决了一些困难,但他们又面临新的困难。有个朋友的反馈很有代表性。她谈道:“我曾经特别向往‘对错之外的那片田野’,唯它是尊,试图在家中营造那样一片田野。比如,孩子玩电脑游戏超过一小时了,我有些急了,走过去说:‘看到你玩了一个小时了,我很担心这会影响你的视力和健康。你现在是否愿意关上电脑,玩会儿其他的游戏呢?’结果,孩子说了声‘知道了’,然后继续玩。我爱人看我用这样的方式说了两三次,孩子仍没反应,就冲出来喊:‘玩这么久还不休息,眼睛还要不要了?!’那时,我心中对爱人立刻生出不满,因为我已经跟他沟通过了,对错没那么重要。”像这位朋友那样,许多人在实践中和家人发生了冲突,并体会到了无力感。这些困难和他们对非暴力沟通的理解有关,同时也和非暴力沟通与传统观念的冲突密切相关。特别是在养育子女上,价值观念一旦不同,就非常容易产生矛盾。
这些年,在学习和探索非暴力沟通的同时,我也在深入地学习传统文化。传统文化是一个很大的概念,让人难以把握,但它又分主流和支流。梁启超先生在《读书指南》中讲道:“《论语》为两千年来国人思想之总源泉。”他又说:“六七百年来,数岁孩童入三家村塾者,莫不以‘四书’为主要读本,其书遂形成一般常识之基础,且为国民心理之总关键。”“四书”包括《论语》《孟子》《大学》和《中庸》。它们并称“四书”,最早是由南宋的朱熹提出来的。在宋以后,元、明、清三朝都把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作为官方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标准。这样,在长达六七百年的时间中,“四书”也就成了中国文化的主流。它们也是我重新认识传统文化的关键切入点。
除了对人性的尊重,我们的传统还强调遵循正确的原则来解决问题。在谈到“修身”和“齐家”的关系时,《大学》表达了下面的观点:“为什么齐家需要修身呢?当我们喜欢一个人,我们就有可能忽视他的缺点。当我们讨厌一个人,就有可能看不到他的可取之处。当我们敬畏一个人,就有可能对他过于疏远。当我们同情一个人,就有可能姑息他。当我们对一个人没有特别的感情,就有可能过于冷淡。喜欢一个人却能了解他的缺点,讨厌一个人却能够知道他的优点,这样的人是少见的。这也是为什么俗话说,‘溺爱的人看不到孩子的缺点,贪婪的人不会认为自己的苗长得茂盛’。人一旦受自己情感的好恶所左右,也就难以客观地对待人和事。所以,不修身的话,就无法齐家。”《大学》中的这个观点提醒我们遵循理性和讲原则的重要性,而不能任凭感情的好恶来处理家庭关系。实际上,处理其他的关系也是如此。
我深切地体会到,如果我们能够尊重人性并遵循人与人相处的一般规律,那我们就不仅可以促进家庭的和谐,还可以改善自己的工作关系。而传统文化对处理家庭关系和社会关系提出的简明实用的原则已经经过数千年历史的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