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书五经”的形成与西传之初
2020-08-03 09:26阅读：
“四书五经”的形成与西传之初
【“四书五经”是南宋以来官方对儒家核心典籍“四书”与“五经”的合称。其称谓来历尚需从儒家典籍“十三经”的形成说起。
儒家之尊经典，始自汉武帝的“罢黜百家，表彰六经”。“六经”即《易经》、《书经》、《诗经》、《乐经》、《礼经》、《春秋经》这儒家的六部文献。因《乐经》亡佚，故汉武帝将《易经》、《书经》、《诗经》、《礼经》这四部相传是孔子授徒所用的教材、加上孔子亲手所撰《春秋经》共五部古代文献升格为“经”，统称“五经”并立为官学教材。
到魏晋时，读书人为了学习便利，就将解读《春秋经》的三篇“传”文，即《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和《春秋榖梁传》，附在了《春秋经》的后面。
隋唐始行科举制度，为规范考试范围，定《易经》、《书经》、《诗经》及解《春秋经》的三“传”：《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榖梁传》与三“礼”：《周礼》、《仪礼》、《礼记》同升格后并列为“九经”。至唐文宗开成年间，在国子学内立碑刻石时，于上述“九经”外，又多镌刻了升格为“经”的《论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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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雅》、《孝经》三部文献，成了“十二经”。
五代时蜀主孟昶在国子学内立碑刻石时，去除了《孝经》、《尔雅》两部“经”书，而收入了《孟子》。《孟子》便升格为儒家“经”典，为“十一经”。
南宋时，朝廷将唐文宗开成年间所定之“十二经”加上《孟子》，最终确立了十三部儒家文献的经典地位。即：《易经》、《书经》、《周礼》、《仪礼》、《礼记》、《诗经》、《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榖梁传》、《论语》、《孝经》、《孟子》、《尔雅》。其中《易经》、《书经》、《周礼》、《仪礼》、《诗经》、《春秋经》属于文献中之“经”，在“十三经”里地位最高；《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榖梁传》属于“传”，
《礼记》、《论语》、《孝经》、《孟子》属于“记”，
“传”与“记”在“十三经”里的地位次于“经”；《尔雅》是战、汉历代经师编写的解说上述儒家典籍中名物事象的词书，在“十三经”里的地位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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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四书”。南宋时，朱熹将“十三经”中《礼记》里的《大学》、《中庸》两篇析出，与《论语》、《孟子》并列，将本属于“记”的四种文献合称“四书”。朱熹不仅给这四种文献逐一作了注释，还按其内容的深浅程度排定了《大学》、《论语》、《孟子》、《中庸》的先后顺序。但在当时雕版印刷时代，为了刻印的便利，工匠私自把篇幅较短的《大学》与《中庸》一起置前，成了现在《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的排列顺序，被朱熹默许。朱熹死后，南宋朝廷因“理学”地位的提升，遂将朱熹所注“四书”亦升为官方典籍地位。元代延佑年间（1314—1320）恢复科举考试时，规定把试题范围限制在朱熹所注的“四书”之内。明、清沿袭元制，科考题目也均出自朱熹所注的“四书”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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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常用拉丁文阶段、法文阶段、英文阶段三大段落来划分中华文化西传的先后顺序。拉丁文阶段大体在14—17世纪，当时欧洲文化中心在意大利。法文阶段大体在18---19世纪，当时欧洲文化中心在法兰西。英文阶段始于19世纪中后期。
这里主要介绍19世纪之前儒家经典初被介绍到欧洲的情况。
“五经”
前文已述，汉武帝“罢黜百家，表彰六经”。“六经”就是儒家《诗经》、《书经》、《礼经》、《乐经》、《易经》、《春秋经》六部文献。后因《乐经》亡佚难寻，故汉武帝将《诗经》、《书经》、《礼经》、《易经》这四部相传为孔子授徒编纂的教材、再加上孔子亲手所撰的《春秋经》共五部作为研究儒学基础理论的文献，统称“五经”，立为官学教材。
“五经”对古代社会生活有着重大指导意义，如《庄子•天下》篇：“《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故成为被国人推崇的五部儒家经典。
汉唐以来，“五经”排列的顺序和内容都发生了些许变化。现代我们常看到的“五经”一般是按《易经》（别称《羲经》）、《书经》（别称《壁经》）、《诗经》（别称《葩经》）、《礼记》（别称《戴经》）、《春秋经》（别称《麟经》，后逐渐被《春秋左氏传》所代）次序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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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的弟子、法国耶稣会士金尼阁以其师译“四书”为榜样，将“五经”译为拉丁文，于1626年印行于中国杭州。这是“五经”西文译本见于文献的最早记载。惜已佚散无存。
《易经》
有种说法是，《易经》的命名源于先民对壁虎的错误认识。壁虎一名蜥蜴，先民因其爬行飞快，且有迅速变换皮肤颜色的本领，便将其行动快、善变化的特点谓之“蜴”。先民觉得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不停变化与“蜴”相仿，就将推测天、地、雷、风、水、火、山、泽八种自然现象变化影响到人类社会变化规律的文字称之为“易”。
相传人类始祖伏羲据河图首创先天八卦易图，故《易经》别称《羲经》；数百年后，周文王姬昌在被殷王商纣囚禁于羑里时，又据洛书推演出后天八卦易图。从此，《易》在中国传统文献中便被尊为诸“经”之首，大道之源。我国夏、商、周三代都有《易》书在指导人们的生产与生活：夏代有《连山易》，殷商有《归藏易》，周代《易》书即《周易》。
《周易》全书共24000多字，由“经”和“传”两部分组成。“经”部包括卦符、卦辞、爻辞；“传”部含彖传上下、象传上下、系传上下、文言传、说卦传、序卦传、杂卦传共十篇，称作“十翼”。“十翼”是阐明“经”的文字，相传为孔子所撰，单行于世。到了汉代，一说是西汉费直、另说是东汉郑玄，为读书人研学便利而将“经”、“传”两部分单行本合订为一册，沿袭至今。
《周易》是中国古代文献中最为古老深邃的经典。长期以来被视为是用来“卜筮”的封建迷信之书，但“卜筮”却是对未来事态发展变化的预测，可见总结这些预测规律理论的《周易》并非封建迷信，而是一部融汇了华夏文明智慧结晶的哲学著述，只不过因为表述得过于抽象、大众难以理解而已。《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晚而喜《易》。……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故在古代中国，《周易》被列为政治家、军事家、医家、商家的必修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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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亦被明清时期来华的耶稣会士译为西方文字。法国耶稣会士金尼阁1626年印行于中国杭州的《易经》拉丁文译本是迄今所知最早的西文译本，已佚失。
法国耶稣会士白晋于1688年到北京传教，同时研习《易经》,著拉丁文《<</span>易经>大意》，未刊。他1697年回国述职时，在巴黎做了一场关于《易经》的演讲，因以与德国哲学家、数学家莱布尼兹相识并建立了通信联系。白晋返回中国后，在1701年11月致莱布尼兹的信中，向他介绍了中国文字并附“伏羲先天[d1]
（六十四）卦次序图”。莱布尼兹立即据此信内容对自己关于二进制算术的文稿[d2]
进行补充和修改，定稿后以题为《关于仅用0与1两个记号的二进制算术的说明并附有其效用及关于据此解释古代中国伏羲图的探讨》于1703年5月5日刊载在法国科学院院报上。莱布尼茨兴奋地函告白晋：“这张图（指‘伏羲先天卦次序图’）乃是现今世界上最古老的科学丰碑之一，似乎已有四千年之久，……它与我的二进制算术如此吻合，这的确令人吃惊。”然而白晋却在回复莱布尼茨的信中称：“你不应该把二进制视为一门新科学，因为中国的伏羲早已发明了。”
与白晋同时来华的刘应，是最早给《易经》作注释的法国耶稣会士。他所做的《<</span>易经>注释》没有单行本，而是附在法国耶稣会士宋君荣所译《书经》法译本卷后。还有一位给《易经》作注释的法国耶稣会士马若瑟，他于1728年出版了《<</span>易经>入门注释》法文本。在欧洲颇有影响。
法国耶稣会士宋君荣对翻译《易经》的贡献是：在来华耶稣会士皆译《易经》的“经”部时，他选择了专译《易经》的“传”部，即“十翼”，从此《周易》就有了“经”“传”两部分合一的西文译本。
1834年，法国耶稣会士雷孝思出版了他的《易经》拉丁文译本，是为《周易》对西方世界影响最大的译本。
《书经》
先秦时称《书经》为《书》或《尚书》，意为“上古之书”。它记载了上起尧舜、下至东周（春秋中期）1500多年间历代帝王的政令文告和君臣对话等重要史事，是一部历代史官的记录汇编。
相传《书》原有百篇之多。秦始皇焚书坑儒后，汉初仅搜集到用当时通行隶书写出的29篇，称今文《尚书》。汉景帝时从孔子故宅的墙壁中发现了用古文字写出的《尚书》45篇，称为古文《尚书》。因此后世又称《尚书》为《壁经》。
《史记•孔子世家》称孔子“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据此，后世认定《尚书》是孔子编纂用以作授徒的教材。
《书经》的两种传本是《今文尚书》，与《古文尚书》。因从孔壁中发现的《古文尚书》45篇要比《今文尚书》多出16篇，而这16篇不久再度亡佚，于是晋人便伪造了《古文尚书》25篇，又从《今文尚书》中析出数篇，连同原有的《今文尚书》合为58篇，也称《古文尚书》。现通行的《“十三经”注疏》本，就是《今文尚书》与晋人伪造《古文尚书》的合编。2008年7月，在清华大学接受境外捐赠的战国中期竹简中，发现了原始的《古文尚书》书简。证实了目前传世的《古文尚书》确系伪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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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经》最早的西文译本是法国耶稣会士金尼阁于1626年印行于中国杭州的《书经》拉丁文译本，已佚失不存。
法国耶稣会士巴多明将《书经》译为法文，于1735年出版。法国耶稣会士马若瑟1736年以英文节译《书经》，译本收入《中华帝国志》第二卷。
法国耶稣会士宋君荣率刘应、马若瑟用法文翻译《书经》并加以注释，于1770年在巴黎出版。（刘应此前亦单独译过《书经》）
法国耶稣会士蒋友仁，用拉丁文译有《书经》。
《诗经》
《诗经》在先秦称《诗》，或《诗三百》，是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汇集了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期500多年的诗歌305篇。因《诗》所录诗句均为入乐的歌词，故按其乐曲性质划分为“风”、“雅”、“颂”三个大类。“风”是从15国采集来的土风民谣160篇；“雅”是西周王畿的朝廷之乐，即用于宫廷宴享及朝会的正声雅乐105篇
；“颂”是各诸侯国贵族宗庙祭祀时所用乐舞歌词40篇。
《诗》编纂成书的过程，正如《汉书•艺文志》所载：“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但《史记•孔子世家》说：“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可是孔子在《论语》中自语说：“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可知孔子为《诗》正乐是实，并未对《诗》进行过“去其重”的工作。汉武帝将经过毛亨、毛苌叔侄整理过的《诗》提升为儒家经典，始称《诗经》，又称《毛诗》。
《诗经》是中国韵文诗史的源头，其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最广泛地反映了殷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可视为中国古代社会人生的百科全书。被誉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朵奇葩，故《诗经》亦被称作《葩经》。《诗经》的语言也是研究公元前11世纪到公元前6世纪汉语概貌的最重要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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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的西传在唐代以前己见端倪。20世纪上半叶在新疆吐鲁番地区出土的5世纪文书残片中，发现了其上书写有《毛诗•郑笺•小雅》诗句片断。便有人推测，《诗经》那时已经丝绸之路北路西传至中东乃至罗马了。
因在781年（唐建中二年）波斯传教士景净所撰“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碑文中，引用《诗经》词语达意有30余处。
法国耶稣会士金尼阁将“诗经”译为拉丁文，于1626年印行于杭州，但未见流传。惜已佚散无存。
法国耶稣会士孙璋于1728年---1733年亦将《诗经》译为拉丁文。因耶稣会士们认为《诗经》不过是文艺作品，与他们想直接了解的中华现实社会状况距离较远，故而不够重视。故直到一个世纪后，孙璋的《诗经》拉丁文译稿才被莫里斯加以编辑，于1830年在巴黎出版，书名为《孔夫子的诗经》。
法国耶稣会士马若瑟1736年以英文节译《诗经》，译本收入《中华帝国志》第二卷。
法国耶稣会士傅圣泽、法国耶稣会士赫苍璧均用法文翻译过《诗经》。
《礼经》
“三礼”之说，源于《汉书·河间献王传》。传中说，当时献王“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皆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徒所论。”把《周官》、《礼》、《礼记》三部讲“礼”制的文献排在一起。
其实先秦时即有《礼》，一称《士礼》，与秦焚书后传出的《士礼》17篇同，为记述冠、婚、丧、祭、乡、射、朝、聘等各种典礼节仪的文献，又称《仪礼》。相传其为孔子整理编订后用作授徒的教材。汉武帝时升为“经”。
《周礼》亦称《周官》或《周官经》，是两汉期间以儒家政治理想整理周朝官制和战国各诸侯国制度的资料汇编，也是中国最早与世界古代最完整的官制记录，更因保存了宗教、经济、哲学等诸多方面史料而为重要典籍。全书分“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6部分。但“冬官司空”内容早已佚失，在汉时以“考工记”代之。
《礼记》是西汉学者戴德、戴圣叔侄二人先后编纂的秦、汉以前诸学人解说《仪礼》的论著汇编。正如朱熹在《朱子语类•卷八十七》中所说：“《礼记》只是解《仪礼》。”其实，《礼记》不仅是对礼仪制度的记述与解说，还汇集了一些关于“礼”的相关理论与伦理道德思想的论述。人们习称戴德编纂的85篇（今存40篇）为《大戴礼记》，称戴圣选编的49篇为《小戴礼记》而推重之。故在唐朝升格为“经”的是《小戴礼记》。因之《礼记》也被称作《戴经》。
“礼”包括了国家典章制度和个人行为准则，孔子认为人若无“礼”，就丧失了立足社会的依据。因此孔子在《论语•泰伯》中强调，人在世上必须“立于礼”；并在《论语•季氏》中教导子女“不学礼，无以立”。孔子还在《礼记•经解》中希望国家要经常对百姓进行《礼》教，以使人人都能“恭俭庄敬”，成为有道德的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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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耶稣会士金尼阁将“礼经”译为拉丁文，于1626年印行于杭州，但未见流传。惜已佚散无存。
文献中有关于法国耶稣会士刘应节译《礼记》的记载。
法国耶稣会士孙璋以拉丁文译《礼记》，未刊。
《春秋经》
先秦各诸侯国国史通称《春秋》。因在五行学说中，“春”位应“东方”为木、“秋”位应“西方”为金，金、木为篆，可标禀历史；金、木为实，可以史为鉴。故，时均以《春秋》命名史书。
鲁国史官编纂的《鲁春秋》是鲁国编年史，经孔子整理、修订后流传于世，改称《春秋经》。相传孔子修订《鲁春秋》时，一猎户肩扛猎获的麒麟请孔子辨识。孔子大惊掷笔，从此不再续订，三年后谢世。后人因称《春秋经》为《麟经》。
孔子修订的《春秋经》是我国编年体史书之祖。它以鲁国12位国君承传为序，纲目式地记载了起自鲁隐公元年（前722年）、迄于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年）242年间的史事。该书突出的特点有二：一是以儒家正统观点评价史事和人物，并使用特定的字词寓褒贬之意，故后人视其为是部具“微言大义”而令“乱臣贼子惧”的经典，是定名分、制法度的范本。二是叙事文句简短、谨严精炼。
正因文句过简，诠释之作才相继出现。其影响大者有三，即《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及《春秋榖梁传》，合称“《春秋》三传”，唐朝时均列为儒家经典。
《春秋左氏传》始称《左氏春秋》、《春秋古文》，到了汉代才称《春秋左氏传》，是续《春秋》而写的鲁国编年体史书。《史记》称其作者为与孔子同时期的鲁国史官左丘明。相传左丘明与孔子交好，既知孔子修订《鲁春秋》的初衷，又知孔子因猎户获麟绝笔，遂奋起自代孔子续修鲁国的国史。《左传》与《春秋经》同起自鲁隐公元年（前722年），但《左传》止于鲁悼公四年（前464年），较《春秋经》多写了17年，单纯叙事又舖陈至鲁悼公十四年（前454年），共记叙了鲁国268年间的史事，为后世保存下了大量翔实可靠的古代史料。
故而南宋以后，人们逐渐以《春秋左氏传》取代了《春秋经》。
《春秋公羊传》作者是孔子弟子子夏的学生公羊高。该书重在阐释《春秋经》的“微言大义”，突出了其政治性、变易性和历史发展性。
《春秋榖梁传》作者亦是孔子弟子子夏的学生榖梁赤。该书重在阐明《春秋经》经文的义理，主张信以传信，贵义不贵惠，信道不信邪，成人之美而不成人之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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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耶稣会士金尼阁将“春秋经”译为拉丁文，于1626年印行于杭州，但未见流传。惜已佚散无存。
明清时期来华耶稣会士们认为，“春秋经”不过是讲中国上古时期鲁国历史的史书，与他们想直接了解明清时期的中华社会状况距离较远，不值得花费过多的时间与精力去翻译。故其后仅见法国耶稣会士白晋、傅圣泽翻译“春秋经”的文献记载。
“四书”
前文已述，南宋朱熹将“十三经”中《礼记》里的《大学》、《中庸》两篇析出，与《论语》、《孟子》并列，将本属于“记”的四种文献合称“四书”，并按其内容的深浅程度排定了《大学》、《论语》、《孟子》、《中庸》的顺序以利读书人研读。但当时的雕版工匠私自把篇幅较短的《大学》与《中庸》一并置前，成了现在《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的排列形式。朱熹去世后，随着“理学”地位的陡升，其作注的“四书”亦升格为官方典籍地位。元代延佑年间（1314—1320）恢复科举考试时，规定把试题范围限制在朱熹所注的“四书”之内。明、清沿袭元制，科考题目也均出自朱熹所注的“四书”范围之内。
“四书”虽都为“记”，但却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在社会规范、人际交流，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都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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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四书”地位如此重要，明清时期来华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在1596年从北京返回南京途经山东临清时，与当地的郭居敬神甫合作，完成了对“四书”的拉丁文翻译，寄还本国。是为“四书”最早的西文译本。惜已亡佚。
17世纪末，法王路易十四敕令比利时耶稣会士柏应理等将“四书”译成拉丁文。1687年，巴黎出版了拉丁文版《中国哲学家：孔子》一书，其中文书名为《西文“四书”直解》，虽说是“四书”全译，但实际上只译了《大学》、《中庸》和《论语》三部。欧洲学者评价说：“在这里18世纪学界，才将中国、孔子与政治道德三个不同的名词联成一起。”
比利时耶稣会士卫方济，1711年于布拉格大学图书馆出版了《中华帝国经典》一书，内含“四书”的拉丁文译本。后于1783年至1786年译为法文。因书中盛赞中华哲学，一度被罗马教皇禁止发行。
《大学》
《大学》是《礼记》的第42篇，相传为孔子弟子曾参所
撰。其内容是阐发儒家教育理论。提出了“明明德”、“亲民”和“止于至善”的“三纲领”及
“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八条目”,强调“修己”是为人于世的前提与保证。
本篇在唐代颇受韩愈、李翱的推崇，在北宋又得到程颢、程颐的褒扬，称：“《大学》，孔氏之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也”。南宋朱熹继承二程思想，便把《大学》从《礼记》中抽出单行，与《论语》《孟子》《中庸》并列为“四书”之一。并认定其为研习儒家学术的入门读物，故将其列为“四书”之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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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耶稣会士罗明坚1579年来华传教，很快成为“中国通”。1589年他回欧洲觐见教皇期间，把“四书”中《大学》的部分内容译成拉丁文在罗马公开发表。
意大利耶稣会士殷铎泽与葡萄牙耶稣会士郭纳爵，以拉丁文合译《大学》，1662年在中国江西建昌府用木版印刷出版。
1776年出版的《北京耶稣会士中国纪要》第一册首篇，发表了无名氏所译的《大学》。
法国耶稣会士蒋友仁，以法文译过《大学》。
法国耶稣会士韩国英用法文译《大学》，未单独刊行。其作品皆收入《中国杂纂》(又名：《耶稣会士北京论集》)一书中。
《中庸》
《中庸》是《礼记》第31篇，《史记•孔子世家》称“（孔子之孙）子思作《中庸》”。其内容是阐述儒家“中庸之道”的人生修养教育理论。认为“诚”是世界本体，只有践行“中庸之道”，才能达到“至诚”的人生最高境界。提出了“中庸之道”的“慎独自修”、“忠恕宽容”、“至诚尽性”三原则；阐释了“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学习过程和认识方法。
此篇受唐代韩愈、李翱推崇，得北宋程颢、程颐褒扬，视其为“孔门传收授心法”。南宋朱熹继承二程思想，便把《中庸》从《礼记》中抽出单行，与《大学》《论语》《孟子》并列为“四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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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耶稣会士殷泽铎，用拉丁文译出《中庸》，以《中国政治道德学》为书名于1667年印于广州、1669印于印度果阿
1672年，意大利耶稣会士殷泽铎所译《中庸》在巴黎出拉丁文版。书中还附有拉丁文与法文的《孔子传》。
1776年出版的《北京耶稣会士中国纪要》第一册首篇，发表了无名氏所译的《中庸》。
法国耶稣会士韩国英用法文译《中庸》，未单独刊行。其作品皆收入《中国杂纂》(又名：《耶稣会士北京论集》)一书中。
2010年8月，在中国上海世博园意大利馆展出了有“孔子的第一名欧洲译者”之誉的意大利耶稣会士殷铎泽用拉丁文所译《中庸》限量版手稿。
《论语》
《论语》是记载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录。《汉书•艺文志》说：“《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言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可见，《论语》之“论”为“论纂”之意，“语”即“语言”。《论语》就是孔子弟子在老师去世后，追忆老师生前言行而加以整理编纂的记录。
孔子（前551年—前479年），名丘，字仲尼，西周时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人。是中国著名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和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其言行对中国思想文化乃至世界思想文化的发展都有极为深远的影响，被尊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圣人”。如北宋开国功臣赵普对其有“半部《论语》打天下”与“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誉。
经秦火后，汉初有《鲁论语》20篇、《齐论语》22篇传出，汉景帝时于孔子故宅墙壁中又发现《古文论语》（又称《古论》）21篇。西汉末年，安昌侯张禹将《鲁论语》与《齐论语》合一，称《张侯论》。东汉末年，郑玄以《张侯论》为底本，参考《齐论语》和《古文论语》（《古论》）编校合三为一并加注释，流传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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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的早期西译本都包含在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于1596年出版的“四书”拉丁文译本（已佚）、
意大利耶稣会士殷铎泽与郭纳爵以拉丁文合译《论语》。
1687年巴黎出版比利时耶稣会士柏应理与意大利耶稣会士殷铎泽合译的“四书”拉丁文译本（书名为《中国哲学家：孔子》）中含《论语》。
值得注意的是，让•勒克莱尔发表在阿姆斯特丹出版的《世界和历史文库》月刊1687年12月上对柏应理殷铎泽《中国哲学家：孔子》的书评。在这篇书评之后，附着作者从拉丁文转译为法文的《论语》16段。
《孟子》
《孟子》是阐述孟子思想、记叙孟子及其弟子言行的书。《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说孟子“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孟子（约前372--前289年），名轲，字子舆，东周邹国（今山东邹城市）人。是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自称孔子私淑弟子，以儒家学说传道者自居。曾率弟子游历各诸侯国，并一度为齐国客卿。但其主张屡遭排斥，故而返乡授徒、并与弟子万章等著书立说。
汉文帝时曾把传授《孟子》者置为“传记博士”。东晋以后，学界始将孔子、孟子并提。唐代韩愈抑荀扬孟，认定孟子为孔子学说唯一继承人，并称之谓“亚圣”。后蜀主孟昶在国子学内立碑刻石时，将《孟子》首次入列“经”中。南宋朱熹编“四书”时，亦将《孟子》列为其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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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将《孟子》译成拉丁文的，是意大利耶稣会士罗明坚。1589年他在回欧洲觐见教皇期间，把“四书”中《孟子》译成拉丁文，但未公开发表。其译本手稿现存意大利国家图书馆。
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在1596年从北京返回南京途经山东临清时，与当地的郭居敬神甫合作，完成了对“四书”的拉丁文翻译。中有《孟子》。惜已亡佚。
在意大利耶稣会士殷铎泽和葡萄牙耶稣会士郭纳爵所译的“四书”拉丁文译本中，均含《孟子》片断或全文。
比利时耶稣会士卫方济，1711年于布拉格出版了《中华帝国经典》一书，内含“四书”的拉丁文译本。因书中盛赞中华哲学，一度被罗马教皇禁止发行。
法国耶稣会士蒋友仁，用拉丁文译有《孟子》。
2020.07.07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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