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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析《京华烟云》中曼娘的形象——兼论林语堂的“一团矛盾”(2)

2007-03-13 22:08阅读:
一、自由的曙光与封建的阴霾
曼娘,一个处处折射着东方文化传统美德的女性,却成为林语堂向读者展示的封建礼教祭品,她的遭遇也透露出封建伦理的阴暗。在曾家老祖母的安排下,曼娘自幼便被许配给了其长孙平亚。在情窦初开的日子里,她与平亚互相爱慕却谨守礼法,矜持自重。当平亚已经病危时,她依旧习“冲喜”嫁入曾家,意图挽救平亚,但这并没有留住平亚,婚后不过几天,平亚便去世,一个年轻美貌的少女开始了其独枕孤灯的处女孀居生活。读罢小说,谁都会为温顺柔弱、美丽贞静的曼娘这一旧式女儿痛惜。细想之下,这条路曼娘似乎也走得合情合理。对于“冲喜”一事,曼娘母亲孙太太曾说“不过我已经告诉她们,这一定要问问曼娘……曼娘,这件事关系着你的一辈子,我做娘的,也不能勉强你。”[3]如果当时曼娘否决的话,以后就没有孀居的凄冷生活。而孙太太的这一席话,仿佛是这些年长的人给了曼娘关于婚姻选择的自由。然而从曼娘所受的教育、她对平亚的感情以及孙曾两家的家境和关系,曼娘根本就没有选择的余地,所以当曼娘听完孙太太的话后,“简简单单的说:‘妈,您决定吧。’这跟说她已经愿意是一样。”[3]一个在严格的封建礼教制度下所教化出来的女子,一个有着“容、言、德、工”良好教育的女子,在面对自己所爱的、即将亡故,而通过“冲喜”可能重生的平亚时,在一边是财大势粗的曾家而另一边是已近颓佚的孙家家境相比之下,曼娘除了走上这条路别无选择。她不能自主,当然她也放弃了自主,她放任平亚随时可能死去,自己随时可能成为寡妇的偶然因素左右自己,但也无可奈何。
不过,我们在看到曼娘对封建传统维护的同时,也可以看到她对封建樊篱的轻微冲撞,看到她追求自由的一缕曙光。曼娘虽然生活在封建大家庭下,她却不至于像公婆曾氏夫妇一般的迂腐刻板,她是个很矛盾的人。从思想上来说,她是忠于那个社会主流价值的,她拼命压抑自己的人欲,去迎合那个社会的规范,但是在实际行动上,有时她却有着一些和那个社会相抵触的做法。她对既是弟媳,又是好姐妹的木兰的洒脱虽然有时觉得不可思议,但却没有表现出反对,有时还很欣赏,甚至参与到其中。在娱乐生活上,她一个寡妇可以随着木兰一起去西山别墅小住,她也可以去看被认为是
伤风败俗的电影,只是这些行动是要付出代价的。对于去西山别墅小住,公公曾文璞 “处处防备,使她不致于心中别有所思”[4],而且还要木兰保证“她可以跟我睡在一个屋里,睡在一张床上,我对她一切负责。她连山都没有见过呢”[4]才得以成行;对于看电影,也是被木兰带着去,甚至回来木兰还要被曾文璞一顿数落,大吼:“什么!木兰,……电影这种东西,寡妇能看吗?”“木兰,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偏偏还带她去。她跟你不一样,她是个寡妇”[5],而这看电影的经历,成了曼娘有生之年第一次看电影,然而也是她最后一次看电影。这是封建礼教下青年寡妇多大的不幸。
作为一个有着西方教育背景的作家,林语堂一方面通过曼娘这一人物悲剧性命运的存在和“离经叛道”的言行举止,对中国传统的旧道德、旧传统进行抨击和贬抑。但是在另一方面,一个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和一个在以儒家文化为中心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作家,他却始终在挣扎着维护封建传统的秩序和尊严。同时西方特殊的教育背景和个人的主观理想,让林语堂在小说中加入了不少先进的元素。除了曼娘这样一个封建女子与封建社会的冲突行为外,林语堂也通过小说中其他不少人物,让我们看到了自由的曙光:出身寒门的孙立夫毫无阻碍地和姚府千金木兰结为联理;后来已颇具身份和地位的孙立夫之妹可以去爱上来京寻母的仆人之子。门第的概念,门当户对的规则仿佛已经荡然无存。更明显的,作者在人物命运的安排上也有意体现他对封建传统和思想的否定。小说中能够顺应历史潮流的人,如姚思安、姚木兰一类的人物均以喜剧而终;固守封建旧统的曾家却不断走向颓衰,牛家则彻底败亡,就连深受封建礼教毒害曼娘也没能逃脱悲剧的命运。然而,作者并没有彻底走出封建的阴霾,他对封建的伦理制度依旧恋恋不忘。曼娘是为“冲喜”而嫁入曾家的,一过就是终生的孀居生活,而且还不得不谨守着各种各样的封建旧习;姚家少爷体仁与婢仆银屏的爱情也让银屏成了封建婚姻制度的冤死鬼;木兰还打算为丈夫荪亚纳妾。这些都是几千年封建思想枷锁下人们扭曲自己的结果,这也正好体现了林语堂在追求自由时传递出来的反封建的不彻底性。

二、困境的挣扎与奴气的悲歌
自1840年的鸦片战争开始到20世纪中期,是一个中国历史上战争频仍的时期,曾经历这段历史的林语堂很自然地便把战争融入到了他的小说《京华烟云》中。该书卷首的献词“全书写罢泪涔涔 / 献予歼倭抗日人 / 不是英雄流热血 / 神州谁是自由民”,即告诉了我们战争是小说中一个重要的的主题。然而林语堂在选择战争这一主题的中心人物时,既不是如孔立夫、经亚一类的男性,也不是他心中的理想女性木兰,而是让“旧派节妇孙曼娘反成抗日精神之中心”[6]。这可以说是大大出乎读者的意料,然而只要我们细加推敲,就不难发现其中和林语堂本人的战争观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女性和战争的关系是复杂的,一方面,女人的天性使她们成为战争最主要的受害者,而另一方面,战争又逼迫她们不得不卷入其中进行种种抗争。曼娘在战争中的作为,正是这种复杂关系最好的体现。
林语堂通过姚思安“你问曼娘。曼娘若说中国非打不可,中国就会赢的。曼娘若说中国千万不要打,中国就会输的”[7]这样的遗言,将中日战争胜败的谜底交给了曼娘这一柔弱的封建女子。而当木兰问曼娘关于战争看法的时候,曼娘说“不管中国愿不愿打,中国是不得不打了”,“我只知道,咱们不能束手待毙”[8],一个最安于现状、逆来顺受的女子就这样成为战争的精神中心。战争,让她迈出了实现自我价值的第一步伐,而曼娘也通过这些话语完成了一个形象的重要转变。正是因为有一个这样的女子来承担起战争精神中心的责任,其他中国人投入抗战也就没有什么可以怀疑的了,中国胜利已是必然。特别是小说中的中国兵开赴杭州前线时头戴钢盔站在车上威风凛凛的样子,军车经过、中国飞机非过时疯狂般的欢呼声;特别是“上战场 / 为国为家去打仗 / 山河不重光 / 誓不回家乡”的军歌响彻华夏大地的时候,那是怎样一种壮观的场面。通过这些场面的描写,人在客乡的林语堂以一种独特的方式表达了自己作为一个中国人的拳拳爱国之心和抗战必胜的信心。如果说林语堂在抗战期间发表政论笔战日本,参加美国华侨举办的各种抗日救亡活动是他爱国最直接表现的话,那么通过《京华烟云》来影响世道人心,就是这其中暗藏的,而又最易被大众接受的思想感化:连曼娘都不能忍耐了,其他中国人还不起来抵抗。
但是,我们在看到林语堂在战争中积极作为的同时,也要看到其消极的一面。当前线战火纷飞的时候,作者笔下却写道:“在北平,真正古老文化的继承人,不介意于现代文明的侵扰”, “满洲人来了,去了,老北京不在乎。欧洲的白种人来了,以优势的武力洗劫过北京城,老北京不在乎”[9],日本人来了去了,老北京想必也能泰然自若、不在乎。对于战争,林语堂简单地借用姚思安一句“人必须享有福的个性。日本人没有统治中国的个性,所以也没有统治中国的福气。即使把中国送给日本,他们也没有福气消受”[8]的话就想解释。更为可悲的是,林语堂选择了曼娘作为战争的精神中心,然而这个“中心”却在东洋鬼子进院之前就自缢了,连一点反抗都没有就死去。而这一个守身如玉的寡妇,从尸体上脱了一部分衣裳的情形来看,最终也没能逃脱被日本侵略者玷污的厄运。曼娘凄惨地死去,重重地扣击着儿子阿瑄的心扉,唤醒了阿瑄,让他走向抗日游击队的大本营,代替他母亲投入到抗日战争大潮中去。不过阿瑄能够加入抗日战争的队伍,小说中也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他是为了要替曼娘报仇。他奋勇杀敌,从未受过伤是因为他已经没有任何牵挂, 他的母亲、妻子、孩子已经全部被日本侵略者害死了。战争已经成为以曼娘、阿瑄为代表的中国人一种困境的挣扎,不得不为、别无选择,而非主动应对。
林语堂是爱国的,不可否认,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其背后的矛盾,那是一种积极与消极的矛盾,而这种矛盾在很多中国人身上都存在,是国民的奴性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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