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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依次套印，最终印成彩色图画。彩色石印能展现月份牌画色彩丰富，过渡细腻的画面，同时又能降低成本满足大量生产的需要，极大的刺激了月份牌的推广和应用。后来月份牌广告画的印制中又引入了珂罗版印刷工艺，印制出的画面更加精美，是一种还原度颇高的印刷技术，适合印刷名人书画、碑帖、珍贵图片、文物典籍等精致高级的艺术品，将其引入月份牌印制工艺中，可见民国时期民国月份牌绘画之精美。珂罗版是印刷使用的照相版的一种，把要复制的字、画的底片，晒制在涂过感光胶层的玻璃片上做成，也称“玻璃版”印刷。这种技术不同于于石印的网点表现色彩与层次，“浓淡层次不是靠网点或者墨层的深浅，而是靠版面胶膜的曝光硬化程度来表现的，油墨附着程度与之成正比，类似胶片银盐曝光机理，这样原书画作品的精髓之处可完整地再现出来。”[[4]]后来成为民国时期月份牌画采用最为普遍的印刷工艺。新的印刷技术引入，为月份牌绘画视觉效果的提升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使得画师们能在更大的艺术空间里进行创作，由此使得月份牌画面的效果日渐生动丰富，为擦笔水彩画出现提供了技术支撑。
民国时期，月份牌绘画在上海和广东地区发展尤为突出，代表人物上海有郑曼陀、杭穉英、谢之光、胡伯翔、金雪尘、李慕白等，广东地区则有冯润芝和关蕙农等。月份牌画的绘画技法在他们的不断创新下达到了新的境界。
上海作为民国时期最大的商业重地洋行、华商云集，经济活动频繁，吸引了一大批从事月份牌广告画的创作的画家，并出现了类似杭穉英画室这样的专业绘画机构。早期的绘画以周慕桥为代表，见古画之风格，采用国画手法，揉入西画造型与透视，色彩和视觉效果在普通民众眼里比传统仕女画丰富，更贴近市井审美习俗。至郑曼陀时期，则发展出“擦笔水彩画”，郑曼陀是杭州人，自幼热爱绘画，14岁就能作人像写真画，师从钱申甫学国画人物。岭南画派画家高剑父在为郑曼陀所做《晚妆图》题跋中称“陀君十年来得意之作，秘置箧中不以示人”。说明郑曼陀在发明新技法之前已有深厚传统绘画功底，其所绘仕女含蓄文静、格调柔和、形象逼真，独特的画风极大地影响了当时的月份牌广告画。[[5]]所谓擦笔水彩画法，就是用线描的手法先勾出人物的轮廓，再用炭精粉淡化线条和笔触，并擦出一种明暗变化，然后用水彩层层敷染，从而画出人物在自然光照下的立体感以及肌肤的柔和质感。新的技法使得月份牌画出现了全新面貌，深的当时民众喜爱。“月份牌画家们按照中国传统敷色的原则与方法，配合西洋的水彩画法，以更充分地表现质感、量感和空间感，补充了国画单纯平涂渲染的不足，同时令画面色调丰富，明暗、透视效果更好，描写细腻，感人至深。”[[6]]郑曼陀之后，擦笔水彩技法被杭穉英发扬光大，他在原有基础上，改进了擦笔的绘画技法和流程，用炭精刻画轮廓（此步骤来源于炭精粉画像），为了避免碳精画的“沉黑”，将碳精画法的的素描关系减弱，只擦绘明暗交界线部分，暗部通透留气，然后进入敷色阶段，使用水彩画中冷暖色交替罩染，局部须发则采用中国画中的“丝毛法”效，画面亮部色彩艳丽，暗部通透，深为老百姓们所喜爱。美术理论家蔡若虹先生认为:“杭稚英先生的年画，虽然吸收了大量的西洋水彩画技法，但仍保持着我国特有的民族传统，……对西洋水彩画是有选择地吸收的，值得很好地研究。”[[7]]
广东地区不同于月份牌画家云集的上海，主要代表者为冯润芝及关蕙农，民国中期尤以关氏作品驰名南粤地区。早期冯氏月份牌画在画面形式内容较之上海地区有明显不同，表现手法更富民族性，内容取材更为传统。冯润芝对西画和国画都颇有造诣，是晚清民初著名人物画家和插图人物绘作名家，亦常有月份牌画作问世。他的月份牌画作遵循中国传统习俗和审美习惯，多以年画的格局套路入画。色彩金碧辉煌，富贵华丽。关蕙农自幼得其兄长关健卿教授西洋画法，熟知西画原理，曾拜冯润芝、岭南著名的花鸟画家居廉为师，深得居派画法之神髓，东西绘画技法功力深厚。1915年至1932年是其创作月份牌的巅峰时期，他的作品糅合传统国画和西画技法，注重明暗透视关系，开创了广告画的先河。与同时期的月份牌画家不同，关氏创办了亚洲石印局，业务最盛时覆盖东南亚东区，在承印商业海报的同时，自己也从事月份牌绘画。“广生行”的双妹系列产品为关氏代表作品。关慧农所做月份牌画，亦能体现岭南画派之神韵，画面气氛热烈，色彩明丽，水气饱满，色感柔和匀净。关氏深厚的绘画功底，加之符合时宜的题材和充分的商业推广，辅以石印技术的印制展现，极大扩展了关氏月份牌画的影响范围，史上有对关蕙农有“月份牌画王”之美称。
画家的月份牌画作都需要通过制版印刷才能与大众见面。当时表人物杭稚英和关蕙农都熟悉印务技术，杭稚英会亲自参与画稿制版阶段的修色过程，关蕙农则自设印务公司，可以说印刷阶段已经是整个画作的创作组成部分画家在绘画时必须考虑印刷制版的局限性和可能性，才能最大限度的体现出原作的面貌。
月份牌画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从中国文化基础从突变演化而出的新画种，在当时的技术环境下，形成了一种艺商结合的全新艺术理念，是中西结合，艺术在大众商业领域应用的成功范例。
[[1]]霍用灵.民国艺术[M].北京:团结出版社，2004：24.
[ [2]]黄志伟，黄莹.中国近代广告[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4：35.
[ [3]]贺圣鼎.三十五年来中国之印刷术.见张静庐辑注.中国近代出版史料[M].北京:中华书局，1957:257.
[ [4]]钱银超，黄少云，徐宏伟，冯汉禄.提高珂罗版印刷工艺措施的探讨[J].广东印刷，2011，1：30-32.
[ [5]]崔浩.郑曼陀与月份牌广告画发展[J].艺术百家，2007，6 ：208-209.
[ [6]]时影.民国艺术.[M].团结出版社，2004 :162.
[ [7]]朱伯雄，曹成章.
民国时期，月份牌绘画在上海和广东地区发展尤为突出，代表人物上海有郑曼陀、杭穉英、谢之光、胡伯翔、金雪尘、李慕白等，广东地区则有冯润芝和关蕙农等。月份牌画的绘画技法在他们的不断创新下达到了新的境界。
上海作为民国时期最大的商业重地洋行、华商云集，经济活动频繁，吸引了一大批从事月份牌广告画的创作的画家，并出现了类似杭穉英画室这样的专业绘画机构。早期的绘画以周慕桥为代表，见古画之风格，采用国画手法，揉入西画造型与透视，色彩和视觉效果在普通民众眼里比传统仕女画丰富，更贴近市井审美习俗。至郑曼陀时期，则发展出“擦笔水彩画”，郑曼陀是杭州人，自幼热爱绘画，14岁就能作人像写真画，师从钱申甫学国画人物。岭南画派画家高剑父在为郑曼陀所做《晚妆图》题跋中称“陀君十年来得意之作，秘置箧中不以示人”。说明郑曼陀在发明新技法之前已有深厚传统绘画功底，其所绘仕女含蓄文静、格调柔和、形象逼真，独特的画风极大地影响了当时的月份牌广告画。[[5]]所谓擦笔水彩画法，就是用线描的手法先勾出人物的轮廓，再用炭精粉淡化线条和笔触，并擦出一种明暗变化，然后用水彩层层敷染，从而画出人物在自然光照下的立体感以及肌肤的柔和质感。新的技法使得月份牌画出现了全新面貌，深的当时民众喜爱。“月份牌画家们按照中国传统敷色的原则与方法，配合西洋的水彩画法，以更充分地表现质感、量感和空间感，补充了国画单纯平涂渲染的不足，同时令画面色调丰富，明暗、透视效果更好，描写细腻，感人至深。”[[6]]郑曼陀之后，擦笔水彩技法被杭穉英发扬光大，他在原有基础上，改进了擦笔的绘画技法和流程，用炭精刻画轮廓（此步骤来源于炭精粉画像），为了避免碳精画的“沉黑”，将碳精画法的的素描关系减弱，只擦绘明暗交界线部分，暗部通透留气，然后进入敷色阶段，使用水彩画中冷暖色交替罩染，局部须发则采用中国画中的“丝毛法”效，画面亮部色彩艳丽，暗部通透，深为老百姓们所喜爱。美术理论家蔡若虹先生认为:“杭稚英先生的年画，虽然吸收了大量的西洋水彩画技法，但仍保持着我国特有的民族传统，……对西洋水彩画是有选择地吸收的，值得很好地研究。”[[7]]
广东地区不同于月份牌画家云集的上海，主要代表者为冯润芝及关蕙农，民国中期尤以关氏作品驰名南粤地区。早期冯氏月份牌画在画面形式内容较之上海地区有明显不同，表现手法更富民族性，内容取材更为传统。冯润芝对西画和国画都颇有造诣，是晚清民初著名人物画家和插图人物绘作名家，亦常有月份牌画作问世。他的月份牌画作遵循中国传统习俗和审美习惯，多以年画的格局套路入画。色彩金碧辉煌，富贵华丽。关蕙农自幼得其兄长关健卿教授西洋画法，熟知西画原理，曾拜冯润芝、岭南著名的花鸟画家居廉为师，深得居派画法之神髓，东西绘画技法功力深厚。1915年至1932年是其创作月份牌的巅峰时期，他的作品糅合传统国画和西画技法，注重明暗透视关系，开创了广告画的先河。与同时期的月份牌画家不同，关氏创办了亚洲石印局，业务最盛时覆盖东南亚东区，在承印商业海报的同时，自己也从事月份牌绘画。“广生行”的双妹系列产品为关氏代表作品。关慧农所做月份牌画，亦能体现岭南画派之神韵，画面气氛热烈，色彩明丽，水气饱满，色感柔和匀净。关氏深厚的绘画功底，加之符合时宜的题材和充分的商业推广，辅以石印技术的印制展现，极大扩展了关氏月份牌画的影响范围，史上有对关蕙农有“月份牌画王”之美称。
画家的月份牌画作都需要通过制版印刷才能与大众见面。当时表人物杭稚英和关蕙农都熟悉印务技术，杭稚英会亲自参与画稿制版阶段的修色过程，关蕙农则自设印务公司，可以说印刷阶段已经是整个画作的创作组成部分画家在绘画时必须考虑印刷制版的局限性和可能性，才能最大限度的体现出原作的面貌。
月份牌画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从中国文化基础从突变演化而出的新画种，在当时的技术环境下，形成了一种艺商结合的全新艺术理念，是中西结合，艺术在大众商业领域应用的成功范例。
[[1]]霍用灵.民国艺术[M].北京:团结出版社，2004：24.
[ [2]]黄志伟，黄莹.中国近代广告[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4：35.
[ [3]]贺圣鼎.三十五年来中国之印刷术.见张静庐辑注.中国近代出版史料[M].北京:中华书局，1957:257.
[ [4]]钱银超，黄少云，徐宏伟，冯汉禄.提高珂罗版印刷工艺措施的探讨[J].广东印刷，2011，1：30-32.
[ [5]]崔浩.郑曼陀与月份牌广告画发展[J].艺术百家，2007，6 ：208-209.
[ [6]]时影.民国艺术.[M].团结出版社，2004 :162.
[ [7]]朱伯雄，曹成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