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王裒事考
2017-08-08 10:19阅读：
《资治通鉴》王裒事考
元代郭居敬辑录我国古代二十四个孝子的事例，编成《二十四孝》，以后高密扑灰年画传人吕蓁立等据此又绘成《二十四孝图》，在我国历史的民间中广为流传。《二十四孝图》其中一图名为“闻雷泣墓”，其主人公就是西晋人物王裒。王裒“痛父非命”，“及读《诗》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劳’，未尝不三复流涕，门人受业者并废《蓼莪》之篇。”（见下文）为此，从古至今，研读《诗经·小雅·蓼莪》者，多引王裒事。朱熹《诗集传》在《蓼莪》篇言：“晋王裒以父死非罪，每读《诗》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劳’，未尝不三复流涕，受业者为废此篇，诗之感人如此。”近人编《先秦诗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7年）对《诗经·小雅·蓼莪》诗言：“……王裒因痛父无罪处死，隐居教授，及‘读《诗》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劳’……”。可见，王裒孝行在我国“孝历史”上受到前贤和孝子的推崇，多有赞美、颂扬之辞。
近来笔者读《诗经·小雅·蓼莪》，在查阅有关资料时，看到台湾著名作家柏杨在其《柏杨版资治通鉴》的《柏杨曰》中（有单行本出版），对王裒的孝行有不同见解，认为王裒的孝行“迹近怪诞”、其孝行近乎“病态”。笔者有兴趣于此，对《资治通鉴》中写王裒事略作考证。
br> 一
司马光《资治通鉴》是在“卷八十·晋纪二·武帝泰始十年”中写入王裒事的。武帝即西晋一任帝司马炎，泰始十年为公约274年。原文为
：
“初，东关之败，文帝问僚属曰：“近日之事，谁任其咎？”安东司马王仪，修之子也，对曰：“责在元帅。”文帝怒曰：“司马欲委罪孤邪！”引出斩之。仪子裒痛父非命，隐居教授，三征七辟，皆不就。未尝西向而坐，庐于墓侧，旦夕攀柏悲号，涕泪著树，树为之枯。读《诗》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劳”，未尝不三复流涕，门人为之废《蓼莪》。家贫，计口而田，度身而蚕；人或馈之，不受；助之，不听。诸生密为刈麦，裒辄弃之。遂不仕而终。”（中华书局20册本第6册P2536）
在这一段叙述之后，紧接有“臣光（司马光）曰：“昔舜诛鲧而禹事舜，不敢废至公也。嵇康、王仪，死皆不以其罪，二子不仕晋室可也。嵇绍苟无荡阴之忠，殆不免于君子之讥乎！”
面对司马光这里的议论，柏杨先生可能是大为不满，立即有“柏杨曰”给予驳斥，言语中或有几分气愤：
“姒文命事奉杀父仇人，司马光赞扬他：‘不敢废弃国家大事！’嵇绍事奉杀父仇人，却要对他讥笑，这是哪一门的逻辑？王裒对老爹之死的悲痛，我们万分同情。可是他的种种孝行，却给人一种沉重的压力。王仪被杀，到本年，整整二十二年，二十二年中，所有时间都用来对老爹的思念。迹近怪诞的行为，依人生经验推测，绝不可能。尤其泪滴树上，树都枯死，更简直像一篇西洋童话。然而，主要的问题在于，一个人为什么要把自己一生，把全家大小，甚至把所有门徒，都弄得那么悲苦？孝行是一种美德，而一种美德却必须用悲苦去表现，应是文化的病态。中国历史上充满了这种病态人物、病态记载、病态赞扬。影响可是负面的，它使读者深深感觉到，具备这种美德，是多么困难。”（18册本《柏杨版资治通鉴》第5册P730）
柏杨先生对王裒父死表示了“万分同情”，但在后面的评论中基本否定了王裒的孝行，认为是“迹近怪诞的的行为，依人生经验推测，绝不可能”，是中国历史上孝的“病态记载”，进而上升到是“文化的病态”。
二
应该注意到，柏杨先生具体论及王裒事，在云“迹近怪诞的行为……”之前，有非常重要的时间持续断语：“王仪被杀，到本年，整整二十二年，二十二年中，所有时间都用来对老爹的思念。”从叙述的前后衔接看，这里的时间持续“整整二十二年”是柏杨先生后来所议论的重要依据和支撑。按常理，当人在突然面对失去亲人的时候，任何悲痛的举动都是可能发生的，也会得到人们的理解。试想，如果王裒的种种孝行是发生在其父遇害的那些日子里，大家会理解，柏杨先生也会理解。这就是说，如果没有“整整二十二年”的时间持续判断，柏杨先生可能就不会有对王裒孝行“迹近怪诞”等的评论了。
上引《资治通鉴》言王裒事的一段话，其内容主要有三。一为“初，东关之败”；二为司马昭怒杀王仪；三为王裒“痛父非命”后的孝行。
“初”，为追记以前发生的事件。“东关之败”是三国末期曹魏与东吴的一次战斗，此战曹魏战败，因是以司马炎的口气说话，故言“东关之败”。东关在今安徽省含山县西南濡须山上，巢湖附近，为当时吴、魏之间的要冲。
史书记载，东关之战发生在公元252年：
《三国志·魏志三少帝纪·曹芳传》记载：“四年，冬十一月，诏征南大将军王昶、征东将军胡遵、镇南将军毌丘俭等征吴。十二月，吴大将军诸葛恪拒战，大破众军于东关，不利而还。”这里“四年”指曹魏泰始四年，即公元252年。王昶、胡遵、毌丘俭为曹魏将领；本年吴主孙权死，太子孙亮登基，启用诸葛恪为太傅；
《三国志·吴书·孙亮》中记载
：“建兴元年，冬十月，太傅恪率军遏巢湖，城东兴，使将军全端守西城，都尉留略守东城（全端、留略为东吴将领）。十二月朔丙申（初一），大风雷电，魏使将军诸葛诞、胡遵等步骑七万围东兴，将军王昶攻南郡（今湖北省江陵县），毌丘俭向武昌。甲寅（12月19日），恪以大兵赴敌。戊午（12月23日），兵及东兴，交战，大破魏军，杀将军韩综、桓嘉等。”
建兴元年即孙亮登基第一年，为公元252年。
《晋书·帝纪第二·太祖文帝》（文帝即司马昭，司马炎父，后追尊）记载司马昭“……统征东将军胡遵、镇东将军诸葛诞伐吴，战于东关。二军败绩（二军指曹魏在东线作战的胡遵、诸葛诞军）……。”书中对此虽未明确记载时间，但指发生在252年的东关之战应无疑。
司马光《资治通鉴》在“卷七十五·魏纪七·邵陵历公嘉平四年”中对东关之战有比《三国志·吴书》稍加详细地记载。“邵陵历公”为当时曹魏主曹芳（胡三省注：晋受禅，封齐王（曹芳）为邵陵县公，泰始十年薨，谥曰历），嘉平四年即公元252年。（《资治通鉴》对东关之战的叙述本文这里不再引，请见中华书局二十册本《资治通鉴》第六册P2397-----2399）
东关之战是司马师任大将军（251年8月司马懿死，252年初司马师为曹魏大将军，实际掌握曹魏大权）、东吴孙亮登基、诸葛格为太傅的第一次魏、吴之战，曹魏战败，损失惨重：“魏军惊扰散走，争渡浮桥，桥坏绝，自投于水，更相蹈藉。前部督韩综、乐安太守桓嘉等皆没，死者数万”，东吴“获车乘、牛马、骡驴各以千数，资器山积，振旅而归”。（《资治通鉴》魏纪七）曹魏追究此次战败的责任，“朝议欲贬黜诸将”（《三国志·魏纪》裴松之注引《汉晋春秋》）。在曹魏诏“三道击吴”（《资治通鉴·魏纪七》）之前，镇东将军诸葛诞、尚书傅嘏提出了不同的对吴作战意见，但“司马师不从”（《资治通鉴·魏纪七》）。曹魏东关之败后，从史书上的几则记载看，大将军司马师应是勇于承担了此战失败的责任。裴松之注引《汉晋春秋》曰：“毌丘俭、王昶闻东军败，各烧屯走。朝议欲贬黜诸将，景王（司马师）曰：‘我不听公休（诸葛诞字），以至於此。此我过也，诸将何罪？’悉原之。”
“于是魏人愧悦，人思其报”。《资治通鉴》对此也有类似的叙述：“朝议欲贬黜诸将，大将军（司马）师曰：‘我不听公休，以至于此。此我过也，诸将何罪！‘悉宥之。”
应注意到对曹魏东关之败追究责任的一个细节，大将军司马师认为是“为己过”，但并未受到“贬黜”，其他众将也“悉宥之”，但司马师之弟司马昭却得到了“贬黜”的处置：《晋书·帝纪第二·太祖文帝》记载，“（252年）……战于东关。二军败绩，坐失侯。”
《三国志·魏纪》裴松之注在此引《汉晋春秋》曰：“时司马文王（司马昭）为监军，统诸军，唯削文王爵而已。”《资治通鉴·魏纪八》亦云：“（司马）师弟安东将军（司马）昭时为监军，唯削昭爵而已。”可以看到，当时司马昭为安东将军，东关之战时为监军，主要统率曹魏东线作战的胡遵、诸葛诞二军，应为曹魏东关之战前线的第一指挥官，败后得到消爵的“贬黜”。
上引《资治通鉴》：“初，东关之败，文帝问僚属曰：‘近日之事，谁任其咎？’安东司马王仪，修之子也，对曰：‘责在元帅。’文帝怒曰：‘司马欲委罪孤邪！’引出斩之。”这里言“近日之事”，故司马昭杀王仪应在东关之败、司马昭“坐失侯”后不久。
王仪为王裒之父，在东关战役时，为曹魏安东将军、监军司马师的司马。司马为官称，“安东司马”指为安东将军司马昭的军政官，所以当王仪说“责在元帅”时，司马昭怒曰“司马欲委罪于孤邪”。
司马昭在对吴东线作战的指挥上有何失误、王仪为何将东关之败的责任归咎与司马昭，史书上未留下有关记载。仅从记载看，凭王仪说“责在元帅”，司马昭就怒不可遏，立即将其“引出斩之”，王仪确是“死非其罪”（《晋书·忠义》）。
东关之战发生在252年、王裒之父于战后“近日”被司马昭所杀。计算此事到公元274年的时间为“整整二十二年”，无误。
三
司马光等撰《资治通鉴》，成书在北宋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其编写这一段晋初的历史，可能取自当时能够看到的相关各种晋史史料，但应多取于在其之前的“十七史”之一的《晋书》。《晋书》成书于唐贞观22年、即公元648年，“唐代以前的诸家《晋书》已经失传”（现本中华书局《晋书》“出版说明”）。
《晋书·帝纪第二·太祖文帝》记载了252年的东关之战：“统征东将军胡遵、镇东将军诸葛诞伐吴，战于东关。二军败绩”，但司马昭杀王仪事写在了《晋书·孝友·王裒传》中：“东关之役，帝问于众曰：‘近曰之事，谁任其咎？’仪对曰：‘责在元帅。’帝怒曰：‘司马欲委罪于孤邪！’遂引出斩之。”对比上引《资治通鉴》，可知《资治通鉴》所述东关之战和王仪被杀事应取自《晋书》。
关于王裒及其孝行，《晋书·孝友·王裒传》记载：
“王裒，字伟元，城阳营陵（今山东昌乐南）人也。”
“裒少立操尚，行己以礼，身长八尺四寸，容貌绝异，音声清亮，辞气雅正，博学多能，痛父非命，未尝西向而坐。示不臣朝廷也。”
西晋国都洛阳在王裒家城阳营陵的西边，故这里说王裒“未尝西向而坐”，以“示不臣朝廷”。
“于是隐居教授，三征七辟皆不就。”
“征、辟”，胡三省注：“征，诏召也。辟，公府及州郡辟也。”辟，尤召也，李白《与贾少公书》：“辟书三至。”
“庐于墓侧，旦夕常至墓所拜跪，攀柏悲号，涕泪著树，树为之枯。母性畏雷，母没，每雷，辄到墓曰：‘裒在此。’”
《二十四孝图》中《闻雷泣墓》即来源于此，“母性畏雷”是说王裒母生前害怕雷声。
“及读《诗》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劳’，未尝不三复流涕，门人受业者并废《蓼莪》之篇。”
“哀哀父母，生我劬劳”为《诗经·小雅·蓼莪》中的明句。
“家贫，躬耕，计口而田，度身而蚕。或有助之者，不听。诸生密为刈麦，裒遂弃之。知旧有致遗者，皆不受。”
“及洛京倾覆，寇资蜂起，亲族悉欲移渡江东，裒恋坟垄不去。贼大盛，方行，犹思慕不能进，遂为贼所害。”
为与《资治通鉴》记载对比，这里仅引以上原文，《王裒传》中内容尚多。
将《资治通鉴》在274年所述王裒孝行与此对比，其来源也应为《晋书·王裒传》。但应注意的是，由于是“列传”，而不是“编年体”，故在《王裒传》中，除明显可以判断时间的以外（如东关之战和王仪被杀），王裒“痛父非命”以后的种种孝行，发生的具体年代、持续时间等是模糊的，并不能准确判定。“及洛京倾覆，寇资蜂起”，是指“永嘉之乱”，王裒“恋坟垄”而未“移渡江东”，“遂为贼所害”，“贼”应是对匈奴的蔑称，据此可推论王裒约卒在公元308年前后。（王裒的生卒年代史书上未留有记载，《中国历史大词典》、《晋书词典》均未给出王裒的生卒年代）
《资治通鉴》叙述王裒事多取于《晋书》，而《晋书》中并未有王裒孝行的准确时间记载，那末《资治通鉴》为什么会在274年叙述王裒事呢？细读其所云，也并未指出在274年王裒事具体发生了什么，其所述内容并没有超出《晋书·王裒传》的范围。
四
笔者发现这一问题，并查阅有关资料时，发现了一个近乎“规律性”的问题，即“提及嵇绍，多联系王裒”。现举几例：
《晋书·忠义》篇在最后综述时指出：“史臣曰：中散（嵇康）以肤受见诛，王仪以抗言获戾，时皆可谓死非其罪也。伟元（王裒字）耻臣晋室，延祖（嵇绍字）甘赴危亡，所由之理虽同，所趣之途即异，而并见称当世，垂芳竹帛，岂不以君父居在三之极，忠孝为百行之先者乎！且（王）裒独善其身，故得全其孝，而（嵇）绍兼济于物，理宜竭其忠，可谓兰桂异质而齐芳……。”
《太平御览·卷四百四十五》引王隐《晋书》曰：“河南郭象着文，称嵇绍父死非罪，曾无耿介，贪位死闇主，义不足多。曾以问郤公曰：‘王裒之父亦非罪死？，（王）裒犹辞征，（嵇）绍不辞，用谁为多少？’郤公曰：‘王（裒）胜于嵇（绍）。’……”。
清顾炎武《日知录》在论说“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时，云“昔者嵇绍之父康被杀于晋文王……”，“使谓（嵇）绍为忠，则必谓王裒为不忠，……”。
论及“忠、孝”，对比王裒与嵇绍，可谓典型！二人之父皆被晋司马昭所杀（嵇绍父嵇康被杀事在262年，比王仪被杀晚十年），“死非其罪”，但王裒终生不仕晋，而嵇绍却任司马昭之子司马炎（晋武帝）的秘书承等官职，304年晋惠帝司马衷（司马昭之孙、司马炎之子）荡阴遇险，嵇绍独以身卫帝，为乱兵所杀，血溅帝衣，其名位列《晋书》“忠义”篇第一位。
《世说新语·政事第三》提及嵇绍事：“嵇康被诛后，山公举（嵇）康子（嵇）绍为秘书承。……”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中华书局，2007年“余嘉锡著作集）在此后有“笺疏”，也将嵇绍事与王裒事相连。这里的“山公”即山涛，《晋书》有《传》。
再看《资治通鉴》在274年记载王裒事，恰恰在言及嵇绍事之后：
在这一年，《资治通鉴》在叙述“以前太常山涛为吏部尚书”、“山公启示”后，言：“涛荐嵇绍于帝，请以为秘书郎……绍乃应命，帝以为秘书承”。紧接此后，是“初，东关之败，……”，为上引叙述王裒事一段。
据此，笔者认为，并非是王裒事在274年有什么具体所指，而是司马光将其与“嵇绍”仕晋相联系和对比，故《资治通鉴》才将王裒事记载在了这一年。《资治通鉴》在此前未记有王裒事，在此以后也不再有关于王裒事的叙述，故司马光在此是由嵇绍事而引发王裒事，其缘由还是将二人事相联系和进行对比。也正是如此设计，在叙述王裒事以后，才有了“臣光曰”的那一段话。“嵇康、王仪，死皆不以其罪，二子不仕晋室可也。……”，“二子”是指嵇绍和王裒，显然，在叙述嵇绍事后紧接王裒事，司马光是将此二人相联系和比较。《资治通鉴》在这一段的最后言王裒“遂不仕而终”，而王裒卒于永嘉年间，也证明司马光在这里是综述王裒事，其用意还是王裒事与嵇绍事的对比。
经过以上对《资治通鉴》记载王裒事的略考，笔者认为：司马光在公元274年记载王裒事，是出于与嵇绍事相联系和进行对比的原因而对王裒事所作的综述，274年对王裒事本身并未有具体所指。从王裒父被杀的252年到274年，是“整整二十二年”，但不能由此而得出“王仪被杀，到本年，整整二十二年，二十二年中，（王裒）所有时间都用来对老爹的思念”的结论。依此结论而认为王裒孝行是“迹近怪诞的行为，依人生经验推测，绝不可能”，更为不妥。
这里应说明，笔者认为柏杨先生对王裒事本身的见解，是以“整整二十二年”为前提的，故作出了以上略考。
至于王裒的种种孝行那些是真的持续了“整整二十二年”，笔者以为据现有史料可能已无所考。王裒的某些孝行如果即使是持续了“整整二十二年”，是否就是“迹近怪诞的行为”，这已不在本文对《资治通鉴》于274年记载王裒事进行略考的范围。（如王裒终生不仕晋，过着“隐居教授”的生活，即使一直延续到其辞世，大概也很正常，不能说是“迹近怪诞”吧！）
在《柏杨曰》中，还有
“姒文命事奉杀父仇人，司马光赞扬他：‘不敢废弃国家大事！’嵇绍事奉杀父仇人，却要对他讥笑，这是哪一门的逻辑？”以及从王裒事而联系到“主要的问题在于，一个人为什么要把自己一生，把全家大小，甚至把所有门徒，都弄得那么悲苦？孝行是一种美德，而一种美德却必须用悲苦去表现，应是文化的病态。中国历史上充满了这种病态人物、病态记载、病态赞扬。影响可是负面的，它使读者深深感觉到，具备这种美德，是多么困难。”柏杨这里所云涉及到“忠与孝”、如何行孝等中国文化中深层次的问题，笔者大致同意柏杨先生所持见解，但此问题复杂、历史、深入、影响现代（笔者认为就是现在对嵇绍和王裒同样的“父死非罪”而后的不同行为也会有较大的争论）。
在第一次读到柏杨这里的话语时，心情一下沉重了许多。
“孝行是一种美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