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闻强记——博闻是否只需强记？
2014-12-30 11:23阅读：
5.博闻强记——博闻是否只需强记？
“博闻强记”，也作“博闻强识”，出自于《礼记·典礼上》：“博闻强识而让，敦善行而不怠。谓之君子。”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也有记载：“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明·罗贯中的《三国演义》第六十回也提到：“修曰：‘且无论其口似悬河，辩才无碍。适修以丞相所撰《孟德新书》示之，彼观一遍，即能暗诵，如此博闻强记，世所罕有。”
博闻强记，是指见闻广博，记忆力强，历来都是一个褒义的词汇，是对读书人的高度肯定。但是，人们对这个成语存在着严重的误读与误解，到大数据时代其更有误国误民之嫌。
首先，博闻强记的“记”是幼时的“记”，还是终生的“记”？幼儿教育界认为，记忆力是幼儿智力的重要组成部份，也是智力的基础（3-6岁是智力潜能培养的关键期）。幼儿记忆力的好坏对幼儿的智能开发至关重要。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智力聪慧的幼儿必定是记忆力超群的幼儿。由此可以认为，“博闻强记”是培养一个聪明幼儿的正确之道。同时，一个喜欢读书的孩子的明显特征就是机灵过人，而且口才出众，记忆力非凡。所以，从小多培养孩子读书的习惯，做快乐书童无疑有利于孩子的成长。世界上都认同犹太民族是非常优秀的民族。我们知道，诺贝尔奖获得者中约有30％是犹太人。犹太民族之所以如此优秀是因为这个民族非常重视知识，重视孩子的记忆训练，也就是强调博闻强记。犹太家庭的孩子到5岁时就要记住全部《旧约》。
但不容忽略的是，博闻强记的一个最大问题就是把儿时的记忆训练变成终身的要求，而在提升记忆力的同时丧失了应有的理解力与创造力。“强记”导致年轻学生出现了畸形的脑力劳动。而且，不断的记诵、死记硬背会造成思维的惰性。也许上大学之前（或者说上高中前）可以强调“强记”，但上大学后一定要弱化记忆教育，以培养理解力与创新力，因为我们需要的是博闻不强记的人才。
很多研究表明：那些记忆力超强的人很少作出重大的成就。人类作出重要贡献的科学家多数记忆力并不超强，在他们取得重要研究成果的过程中记忆力的作用也相当有限。爱因斯坦就是一个博闻不强记的天才。当爱因斯坦到美国讲学时，有记者刁难爱因斯坦，问其物理学辞典的知识能记住多少？爱因斯坦是这样回答的：“我从来不记辞典上已经有的东西。我的记忆力是运用来记忆书本上还没有的东西”。乔布斯是另一个博闻不强记的天才。他的知识理念是与“删除”、“创造”密切相关的。“博闻强记”这个成语的核心是强调记忆，这在农耕文明时代无疑是对的，人类就是要与遗忘作斗争。也可以说，人类的历史就是记忆与遗忘互动的历史。但是，当文明进入工业时代与信息时代时，我们需要记忆，但不要强记，要学会删除思维，学会遗忘，但不能忘掉儿时的记忆与阅读体验。
其次，博闻强记给民族的教育带来的深深的伤害。中国几千年的教育都是传授“是什么的知识”，很少传递“为什么的知识”与“做什么的知识”。如果只传递“是什么的知识”，自然就是要强调“强记”。强记教育的恶果是学生丧失了提问、质疑的思维与能力，丧失了创新所需要的想象力与创造力。强记教育就是听话教育、服从教育。这种教育的必然结果是鹦鹉学舌、照本宣科、头脑僵化、墨守成规。我们知道，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一是个民族发展的不竭动力，创造力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许多人对“教育进展国际评估组织”在2009年做的一项调查记忆犹新：在全球21个受调查国家中，中国孩子的计算能力排名第一，想象力排名倒数第一，创造力排名倒数第五。
一方面“是什么的知识”大力提倡，一方面“为什么”与“做什么”的知识教育远远不够，必然导致中国学生与中国人创造力的丧失。创造力的体现就是提问与批判。前不久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发布的一份“以学习者为中心”的研究报告表明：与美国的研究型大学相比，我国985高校的学生表现最差的就是“课堂提问或参与讨论”。中国学生超过20%在“课上提问或参与讨论”题项上选择“从未”；只有10%的学生选择“经常”或“很经常”。而美国大学生的选择则分别是3%与63%。爱因斯坦曾说过：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
第三，博闻强记背后的原因分析。博闻强记过分强调对知识的记忆。这在专制王权时代可能与科举制度有关，与死读儒家经典的传统有关，与知识与文化遗产的继承有关，现在则是与应试教育有关。这些以考试为目的的选拔人才，侧重的是“是什么的知识”，这自然强调“强记”而不强调理解、怀疑与批判；自然强调背诵和记忆，通过背诵和记忆继承传统儒家经典、忠君爱国。强调强记的根源就是知识的权威主义。知识权威主义的教育把学生培养成非黑即白型思维。脑子里只有与强记相符或者不相符两个非黑即白标准答案。不知道世界实际上是多元的，充满悖论的。强记教育培养不出批判精神与创新精神的人才。
第四，大数据时代，我们要做的不是博闻强记，而是博闻强遗。现在的人们信息过载已经是一种通病。信息的增加，导致我们思维混乱。我们每天在海量的微信、飞信、信息、E-mail的冲击下，信息超量化、碎片化。海量信息导致我们脑残了。
博闻强遗就是提倡数字遗忘。遗忘无意义的数据，强记有意义的数据。《删除：大数据取舍之道》的作者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1]
指出，遗忘是人类的天性，然而，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记忆变得越来越容易，遗忘却越来越困难，我们又该怎么办？他转引大艺术家罗丹所说，什么是雕塑?那就是在石料上去掉那些不要的东西。删除，就是当大数据这堆石料越来越多后，去掉那些不要的东西。去掉不要的，为的是让雕像留下来。雕像就是意义所在。同样，在未来的大数据时代，每个人都是罗丹，他只需要保留那些可供“回忆”有意义事物的数据，而删除那些无意义的数据。
[2]
过去数据过少的时候，人类的困惑是，怎样把想记、该记的、没记下来的知识，记下来；到大数据时代，人类面临的主要困惑是怎样把想忘、该忘的忘却。在大数据时代，我们怎样才能够确保遗忘的重要性，怎样才能恢复人类遗忘的能力，不要让乱七八糟的东西过多占据我们的大脑和硬盘，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指出，要学罗丹的石料去除术。大脑如同仓库，没用的东西占的地方太多了，要常清理。数字时代，人们应该拥有“遗忘权”。不是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而是只有忘记过去才能创新。遗忘最大的功能是帮助你记忆新的东西。
最后，我们既要博闻强记，更要博闻强思。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日本京都大学研究人员在最近一项涉及数字的记忆测试中，将黑猩猩分成三组，与大学生比赛记忆力。研究结果显示，黑猩猩的记忆力比大学生优胜。
[3]
仅仅是知识远不足以把人类跟机器和大猩猩区隔开来，思考才是人类最擅长的，因此只有思考，才是人类区别于机器和大猩猩的最根本的特征。知识为用，思考为本，一切知识都应该为思考服务。
大数据时代，知识浩如烟海，如何强记？必须借助云端，借助网络，借助大数据才行。大数据时代的博闻强记既包括人脑的强记，更包括数字化的记忆，也是外化的记忆。正如麦克·卢汉所说
“媒介是人体的延伸，任何一种新技术或新媒介的出现，都是人的一种新的器官的延伸。报纸是视觉的延伸，广播是听觉的延伸，电视是视觉和听觉的延伸，互联网是人的中枢神经和其他感官的延伸，手机作为一种新媒体我认为可以说是人的综合器官的延伸，因为手机综合了几乎所有大众媒介的功能，集视听读写于一体。”[4]
。
可见，农耕文明的博闻强记的“记”，有合理的一面，但只侧重于儿时的教育。博闻不限于强记、脑记，需要人机互动，更需要博闻强思、博闻强遗，以及两者的有机结合。
[1]
维克托 迈尔-舍恩伯格（Viktor
Mayer-Schönberger）大数据时代发展趋势的数据科学家之一。现任牛津大学网络学院互联网治理与监管专业教授。他的《删除：大数据取舍之道》一书，同样被认为是关于数据的开创性作品，并且创造了“被遗忘的权利”的概念而在媒体圈和法律圈得到广泛运用。该书获得美国政治科学协会颁发的唐·K·普赖斯奖，以及媒介环境学会颁发的马歇尔·麦克卢汉奖。
[2]
[美]
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
删除：大数据取舍之道[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3]
转引自笑蜀.把人降低为大猩猩的中国教育[N]，《山西晚报》12月5日）
[4]
[加]马歇尔·麦克卢汉著,何道宽译.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M].北京:
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