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乾”卦被解释为描述事物发展的规律：乾，元、亨、利、贞。元为开始、发生；亨即发展；利，繁盛；贞者，衰也。
上九卦曰：亢龙，有悔。也就是说到上九之时，事物已发展到顶点，再往前就要往下走了。这里包含着“物极必反”“否极泰来”的思想，提醒人们到这个时候要“悔”。
如果“元亨利贞”的规律是万物发展规律，我们可以考虑它适应于消费过程中的“效用”变化。那么，按照元、亨、利、贞的四段式描述，曲线应该是正态分布的前半部分，因为首先一点，“元”有孕育、起步的含义，十月怀胎，万事开头难，许多事情不会是一开始就是速度最大化。其次，“利”表示的速度显然比“亨”要大。也就是说，事物发展态势通常是正态分布线的前半枝，而不是西方经济学通常所描述的抛物线形态，西经的效用曲线表现的“边际递减”思想显然忽略了“元”的那一段。
当然，通常行为人追求的仅仅是顶点的“解欲”，而不是曲线的形状，惟利是图，不择手段，不论通过什么路径达到最高点，但求解欲方为快事。由此，西方经济学将效用曲线的具体形态看得过分重要，实在是舍本求末了。
效用到达最高点，就会往下行走，因此，加上理想人的假定，右边界之“利”是最高点，趋最大之“利”而避害的理性人会停止在右边界上。这个点，心理学上叫做“满足”或者“解欲”。正常的行为人的行为终止于解欲。行为越过了效用最低点，也就不是理性人了。
《易》讲的就是一个“变”字，而且这个“变”是“互易”即互变，是没有止境的运动，而非单方向的变化。这样的互易运动观点和那些认定社会发展具有特定目标性的观点是完全不同的，虽然都是讲发展变化。如果特定的目标仅仅是一个方向指引，不可以达成，则为不可达成之目标而努力的人就不是趋利避害的“理性人”，因为他永远获得不了解欲的快乐，实现不了“趋利”的意愿。假如是可以达到的，则在这个目标上就是无运动的死寂状态，而我们无法解释为何几百万年的人类发展都没有达到这个目标而在我们这个时代里就会达到，而且我们难以描述“后乌托邦”时代的状态。
上九卦曰：亢龙，有悔。也就是说到上九之时，事物已发展到顶点，再往前就要往下走了。这里包含着“物极必反”“否极泰来”的思想，提醒人们到这个时候要“悔”。
如果“元亨利贞”的规律是万物发展规律，我们可以考虑它适应于消费过程中的“效用”变化。那么，按照元、亨、利、贞的四段式描述，曲线应该是正态分布的前半部分，因为首先一点，“元”有孕育、起步的含义，十月怀胎，万事开头难，许多事情不会是一开始就是速度最大化。其次，“利”表示的速度显然比“亨”要大。也就是说，事物发展态势通常是正态分布线的前半枝，而不是西方经济学通常所描述的抛物线形态，西经的效用曲线表现的“边际递减”思想显然忽略了“元”的那一段。
当然，通常行为人追求的仅仅是顶点的“解欲”，而不是曲线的形状，惟利是图，不择手段，不论通过什么路径达到最高点，但求解欲方为快事。由此，西方经济学将效用曲线的具体形态看得过分重要，实在是舍本求末了。
效用到达最高点，就会往下行走，因此，加上理想人的假定，右边界之“利”是最高点，趋最大之“利”而避害的理性人会停止在右边界上。这个点，心理学上叫做“满足”或者“解欲”。正常的行为人的行为终止于解欲。行为越过了效用最低点，也就不是理性人了。
《易》讲的就是一个“变”字，而且这个“变”是“互易”即互变，是没有止境的运动，而非单方向的变化。这样的互易运动观点和那些认定社会发展具有特定目标性的观点是完全不同的，虽然都是讲发展变化。如果特定的目标仅仅是一个方向指引，不可以达成，则为不可达成之目标而努力的人就不是趋利避害的“理性人”，因为他永远获得不了解欲的快乐，实现不了“趋利”的意愿。假如是可以达到的，则在这个目标上就是无运动的死寂状态，而我们无法解释为何几百万年的人类发展都没有达到这个目标而在我们这个时代里就会达到，而且我们难以描述“后乌托邦”时代的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