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与魏征：唐史最大的“穿帮镜头”
2011-02-08 10:16阅读：
唐太宗与魏征：唐史最大的“穿帮镜头”
——八卦唐朝之006
李恒昌
关于魏征初次与唐太宗相见，史书曾作如此记载：
玄武门之变后，有人向李世民告发说，李建成手下有个人，名叫魏征，曾经劝说李建成及早下手，把李世民干掉，这样的人应该干掉，坚决不能留着。
李世民听了，立刻派人把魏征找来，试图查证属实后，真的把他干掉。
见到魏征后，李世民气汹汹地质问：“你为什么挑拨我们兄弟之间的关系？”
对此，魏征既没否认，也没回避，而是不慌不忙地回答说：“可惜那时候太子没听我的话。要不然，也不会发生玄武门之变，让你夺取政权了。”
从魏征的话里，可以得出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李建成根本就没有密谋杀害李世民。
对于李世民为何发动玄武门之变，历史却又是如此记载：
武德七年，太子李建成与秦王李世民之间争夺皇位的斗争更加激烈。李建成几次设计谋害李世民，其中一次，他请李世民夜里喝酒，在酒中下了毒药，遗憾的是药力似乎不够，并没有把李世民毒死，只是把他搞得肚子有点疼。后来，李建成又备了一匹烈马，邀请李世民外出打猎，让李世民骑上去，结果也仅仅是把李世民摔成轻伤，连残废也没有搞成。
最后一次，李建成和李元吉密谋在大军饯行宴会上杀掉李世民，不慎消息走漏。李世民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决定先发制人，于是发动了玄武门之变。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李建成谋害李世民在先，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是正当防卫。
仔细对照上述两份历史记载，就会发现，关于玄武门之变前，李建成是否谋害李世民的问题，形成了互为矛盾的两种说法。一种是有，而且不能有；一种是没有，可以有。究竟是魏征和唐太宗对话的记录更真实，还是关于玄武门之变的动因记载更准确？站在客观角度来分析，本人更相信魏征的话比较接近真实和客观，而关于玄武门之变的目的性说法有涉嫌伪造的嫌疑。
作为玄武门之变胜利者的唐太宗，让史官粉饰自己当初发动玄武门之变的真实动机，取得理论上的合理性和人们的同情心，这本身并无可厚非。因为。历史总是由胜利者来书写。然而，粉饰历史也是一个技术活，写出来要让人相信，不能瞎编乱造，也不能让人感到弱智（俺就不相信李建成作为堂堂太子居然那么笨蛋，害了李世民多次都没有成功）。同时，粉饰历史，不能只在一个点上修改，把其他地方漏掉，而应全盘考虑，互为照应，真正做到天衣无缝，不然就会形成自相矛盾的“穿帮镜头”。
贞观元年（公元627年），魏征被唐太宗升任尚书左丞。这时，有人告他私自提拔自己的亲戚到朝中做官，唐太宗接到上告信后，立即派御史大夫调查此事，并表示一旦属实，将严肃处理。结果，御史大夫经过认真调查，发现查无证据，纯属诬告。
论说，查无属实之后，唐太宗应该为魏征正名，还他一个清白，然而，太宗并没有这么做，而是派人转告魏征：“今后要远避嫌疑，不要再惹出这样的麻烦。”魏征听了，感到有话要说，于是面奏太宗：“我听说君臣之间，是有工作合同在身的，不能乱来。如果不按合同办事，只讲远避嫌疑，那么国家究竟是兴盛，还是灭亡，就很难说了。”这话，貌似有点威胁太宗的意思。
说完这话，魏征并没有结束，而是请求太宗允许自己做一个“良臣”，而不是做一个“忠臣”。太宗不解其意，于是向他询问“忠臣”和“良臣”有什么区别。魏征回答说：“能让自己活得有荣誉，让君主
成为明君，就是‘良臣’；使自己身受杀戮，使君主沦为暴君，国破家亡，是为‘忠臣’。这两个名称，虽然只有一字之差，内涵可不一样啊。”
太宗听了，居然信以为真，点头称是。其实，魏征这一言论，看似很有道理，其实根本不能成立。自古“忠良”不分，“忠”是“良”前提，“良”是“忠”的要义。如果一个人于国于人“无忠”，和谈其“良”？假如一个人，国民党执政，他出谋划策；日本鬼子来了，他又建言献策，那么，他那不叫“良”，而是叫“奸”。
此番魏征关于“忠臣”与“良臣”的说法，是对自身行为的一大掩饰，也是自身观点的一大“穿帮”。其目的无非是为自己曾经跟随李密，后来跟随李建成，再后来投奔太宗的“不忠”行为作解释，并不见有任何高明之处，而是一不小心露出了破绽。
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魏征病重，卧床不起，太宗十分挂念，专门派人到病榻前探视。鉴于魏征一生勤俭节俭，家里没有像样的房子，太宗下令把准备为自己修建宫殿的材料，用来为魏征盖房子，让魏征大为感动。
第二年魏征在家中病故，太宗亲自担任治丧委员会主任，出殡那天专门前来吊唁。追悼会上，太宗声情并茂地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我常常保有这三面镜子，以防自己的过错。如今魏征去世，我失去了一面镜子啊。”直面意思是说，魏征死了，我失去了“人”镜；潜在意思是说，今后就不能以人为镜了。
其实，太宗这话，也不符合历史的真实。魏征死了，只能说明少了一个善于提建议的人，并不是由此丧失了一面“人镜”。只要自己依然需要，想找提意见的人，可以说比比皆是，除非自己从心里已不再需要，除非自己像20世纪初美国那位专利局官员认为天下该发明的东西都发明完了一样，认为天下该提的合理化建议都提完了。
贞观十九年，太宗带兵东征高丽，最初势如破竹，连下诸城，但当攻打到安市时，遭到高丽守军的顽强抵抗。大军久攻不下，太宗见势不妙，下令撤军。东征高丽不仅无功而返，而且死亡战士2000多人。那时候，太宗曾感叹说：“如果魏征活着，他不会让我去打这一仗的。”对于太宗这一说法，也不应赞同。当其决定出征之时，不可能朝中没有人提反对意见，只是太宗没有引起重视，或者从内心根本不想听而已。
魏征死后多年，太宗曾来到他的墓前，不是祭奠和扫墓，而是亲自砸掉了他的墓碑。太宗为何如此为之，此等行为难道不与他的“人镜”之说形成明显对立？太宗的理由只有一个，那就是，魏征曾经推荐的干部出了问题。
原来，魏征在世之时，曾经力荐过杜正伦和侯君集，认为他们有宰相之才。因为魏徵的推荐，杜正伦被提拔为兵部员外郎，后又改任为太子左庶子：侯君集也官至检校吏部尚书。魏徵死后，他俩都因牵连到太子李承乾谋造反事件之中，一个被流放，一个下狱被杀。对谋反事件有关人员处理完毕后，太宗想起了当时的举荐人魏征，于是，一气之下，砸了他的墓碑？
太宗既想要人给他提合理化建议，又要求人家提的建议个个正确无比，而且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这样的好事，哪里去找呢？由此可见，太宗“以人为镜”是假，“以朕为准”是真，穿帮了吧？
2011年2月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