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欺”与“罔”
2008-10-01 07:00阅读：
“欺”与“罔”都是欺骗、蒙蔽的意思，到今天我们已经很少注意他们的差别，当然在现代汉语中也很少用到“罔”这个字。但在孔子的时代，“欺”和“罔”是有严格区别的。
在《论语·雍也》中有这样一番记载。宰我问曰：“仁者，虽告之曰，‘井有仁焉。’其从之也？”子曰：“何为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大意是说，有一天宰我问孔子：“有仁德的人，就是告诉他，‘井里掉下去一位仁人啦。’他是不是会跟着下去呢？”孔子说：“为什么你要这样做呢？君子你可以叫他远远地走开不再回来，却不可以陷害他，可以欺骗他，却不可以愚弄他。”
可见孔子是把欺和罔严格区分开的，甚至区分到可与不可的程度。只是孔子并没有进一步说明何谓欺何谓罔，如何算欺如何算罔。这里孔子只是指出了宰我的假设是罔，但究竟什么才算欺，我们却不得而知。
后来孟子曾经谈到一个关于欺的例子，在《孟子·万章上》中有这样的记载：“昔者有馈生鱼于郑子产，子产使校人畜于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则洋洋焉；攸然而逝。’子产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曰：‘孰谓子产知？予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故君子可欺以其方，难罔以非道也。”大意是说以前有个人送活鱼给子产，子产让校人把鱼养在池塘里，校人却把鱼烧了吃了。子产回来后校人骗子产说：“刚放到池塘里，那鱼还半死不活的，可不一会儿就快活地游到不知道什么地方去了。”子产听了很高兴：“它去了好地方啊，它去了好地方啊。”校人出去后说：“谁说子产聪明啊？我已经把鱼烧了吃了，他还说去了好地方，去了好地方。”所以君子可以用
合乎人情的方式来欺骗他，不能用违反道理的诡诈愚弄他。
前人谈到孔子的可欺不可罔，通常都会把孟子的这一段举出来放在一起，把孟子这一段当成对欺的诠释，与孔子说的罔遥相呼应。但是孟子习惯于把孔子的一些原则发挥的稀奇古怪，搞得玄天玄地，不但使人一头雾水，而且让人望而却步，这“欺以其方”就是一个显著地例子，本来挺单纯一件事情，被孟子掺入自己的意思，旧瓶兑新酒，一番发挥，反倒搞得让人不知所以了。
本来生鱼和子产的故事，适足以说明君子可欺的问题，但孟子把君子可欺和“方”搅在一起，就有些糊涂了。在孟子看来，瞎编一番生鱼悠哉游哉的胡话，就算是合乎情理了，就算是“方”了，就可以欺子产了。如果是这样，那宰我说的仁者落井，怎么就不合乎情理了？又如何不算是“方”了？孔子不是教育弟子要“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吗？那么见仁者落井而趋之，不正是堂堂正道吗？又如何不能“欺以其方”了？和赴仁于井相比，生鱼的悠哉游哉，并不见得更“方”。因此，孟子的解释，并不能触及欺与罔的根本，只能算是孟子为了替舜辩解所作的发挥。
而孟子的解说最大的流弊在于，孟子笔下的子产难免被人看成迂腐无聊、幼稚可笑的人物，事实上，这个世界上像校人那样看的人并不在少数。如果孟子对子产的解说只是停留在现在这个程度，那只能让人对君子之德望而却步。一个以入校人之腹为得其所哉的呆汉，在人们心目中是没有什么吸引力的。更何况从孟子现存的资料看，就算是孟子自己，其实也不是这样一个人，那他发挥的这个子产其实就很缺少说服力了。孟子可能是要强化一种明于礼仪陋于知人心的情形，但却不免让人有泥于礼仪蔽于人心的感觉。
孔子其实并不是这样认为的。事实上宰我提出的问题十分尖锐，它关系到对仁的态度问题，也就是一个人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追随仁德的问题，投井可能会淹死，但仁德所在，是否不惜淹死也要投井，这是个程度问题，更是个态度问题。按照孟子说的方的角度来衡量，宰我之“方”是异常端正严峻的。
宰我提出的问题，孟子也曾提出过，但不是子产和生鱼的问题，而是鱼和熊掌的问题。鱼和熊掌不能同时得到，就放弃鱼，取熊掌；生和义不可同时保全，就舍弃生成全义，既然可以舍生取义，那么入井从仁其实也没什么不可以的，宰我的问题所指和孟子的立场所在，实有异曲同工之处。
但是为什么孔子反对呢？为什么孔子严厉批评宰我呢？为什么孔子认为宰我不是欺是罔呢？我想孟子所说的“方”，是不能解释孔子对宰我的态度的。孔子对宰我的批评，恐怕在于宰我无中生有，对仁者存着挑逗试探的轻慢心，他并不关心仁者对仁的态度，只关心仁者是否敢为仁入井，甚至只关心仁者被他骗到井中之后的尴尬，宰我问题的背后有一双狡黠的、自以为是的、惯弄人于股掌的悖慢轻佻的眼睛。
孔子甚至没有指责宰我对仁者的不以为然，孔子认为，不能容纳仁者，可以把仁者赶走，但不要陷害他，就是所谓“可逝也不可陷也”，陷害犹且不堪，随便把仁者诳到井里，那就更说不过去了。没有任何必要，仅仅为了自己的好奇心，或者一些卑微的八卦趣味，或者只是为了看看仁者是不是肯随仁入井，就出此下策愚弄仁者，这就是孔子说的罔。
孔子并不完全排斥欺。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所谓隐，自然伴随欺，没有欺是无所谓隐的，但是孔子认为直在其中。欺可以直，正是孔子对欺的基本看法。就算不直，为自保而欺，其情犹有可恕。孔子虽然坚称君子固穷，但“小人穷斯滥矣”，孔子也不至于与之不共戴天，也就是孔子所说“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孔子以为“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可见孔子的恕不是随便说说的，恕而能容欺，未必一定要归于“方”，只要有可原之情，就可以欺之以事。
但是罔就不同了，罔虽然可能也打着“方”的旗号，随仁入井，实在是“方”得有点儿一塌糊涂，但是却没有可原之情，既没有生死攸关的利害冲突，也没有退无可退的抗言强辩，更没有非如此不可的正当或不正当的理由，因此这种欺骗蒙蔽就显得有点儿奢侈，无非是把别人的尴尬甚至存亡拿来作好奇心的满足、心理平衡的补偿，甚至怀疑主义的恶搞，总之只是各种生活中的点缀，这就是愚弄，是用别人很重的代价满足自己很轻的需求的随意欺诈。这就是我们前面说的宰我并不关心仁者对仁的态度，他只想知道仁者是不是敢入井。
按照这个原则回头去看生鱼和子产的故事，恐怕就和孟子的解说有些出入。从校人的角度，偷着把生鱼煮熟了吃了，已经很无良了，但是为了搪塞推诿，才撒谎骗人，倒是事出有因。到这里我们可以责他的偷鱼却不宜责他的欺人。但后来他得便宜卖乖，又出去炫耀自己的谎言，俨然子产是个二呆——事实上在孟子笔下子产也确实像个二呆——就未免近于罔了。因为逃脱罪责固然算是欺，但反过来炫耀就未免有点儿奢侈了，奢侈之欺几近乎罔。
至于子产，或许能见大不能见小，就像泰勒斯，知道星星的事情却看不见脚下的路，失足掉到井里。但子产的表现，或许也有不为已甚的成分在里面，孔子马厩失火，孔子回家，问人不问马，子产之贤，或不亚于孔子，何至于为一尾生鱼，治校人之罪呢？君子的这一层厚德载物，却被孟子埋没了。
说到底，欺和罔更多的其实不是程度上的差别，而是出发点上的差别。欺一般是用来善后的，文过饰非固然其情可鄙，但终究其情可恕，是为欺。罔通常是恶行的起点，不是善后而是开端，因此罔本身就是恶行。有时候因为其恶作剧本性，更显其邪恶。
坦塔罗斯杀死自己的儿子，做成菜肴招待众神，只是为了考验众神是否能知道个中详情。如此疯狂的罔，真是让人触目惊心。后来众神罚他在地狱受苦，他的苦也很有特色，眼前有水，但只要他探头去喝，水就退下去些，和他保持一定距离，他身后有沉甸甸的果树，但他伸手去摘，大风就把果树枝吹起来。而且他头上还悬着一块大石头，随时会砸下来。所有这些安排，就是他一生之罔的直观显现吧？坦塔罗斯所受的惩罚，就是永恒的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