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凌 德国波恩大学经济学博士
原文发表于证券时报专栏2017.6
在中国，我都不好意思称自己是教授，不是因为我是个副的（这在我念书的德国，完全不是一个事儿，人家不管正的负的全都尊称教授），而是因为现在在中国，教授都不再是一个尊称了，因为你分不清人家叫你“叫兽”还是“教授”。我们拿着纳税人的钱混日子，尽管拥有全世界最丰富最优质的原材料，结果却不能生产出高质量的产品，被人家冷嘲热讽几句，总不能再拍案而起了。
为什么我们的学生在中学阶段能够随随便便就拿几块奥林匹克数学金牌，但是到了大学里，就只会打游戏谈恋爱了呢？因为我们的中学是宽进严出，而我们的大学是严进宽出。九年制义务教育规定了人人都有机会接受中学教育，是为“宽进”；但是世界上最严格的高考制度却规定了，你并不能靠打游戏跳舞吸毒就轻轻松松上了北大清华，是为“严出”。所以，当下中国的家长和中学生是最努力的阶层。但是我们的大学呢？学生们辛辛苦苦挤进来，大部分却不认真学习，因为我们大学的淘汰率太低了。学生考试不及格，最着急的是老师，因为教务处会因此找老师的麻烦；每次到了交论文的截止时间，总有老师满世界的找学生，问他为啥还不交。这样的待遇我在德国七年，一次都没有尝到过。交不交论文是你学生的私事儿，老师没有义务催你交，但是有义务把不合格的论文卡住不让人轻易毕业。所以，我曾经说过一句话：不能说国内的大学研究水平不够好，但是如果你想真的学一点儿东西，那么还是出国去一所非克莱登大学吧。
中国的大学严进宽出并不是孤例，和它异曲同工的是中国的股市。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独步全球，中国股市也熊冠全球。是因为中国的企业都太差了吗？不是的。我们有腾讯，连涨12年，涨幅超过400倍；我们有阿里巴巴、新浪微博、京东、华为等等优秀企业，但是它们要么不愿意上市，要么远走他乡，在境外上市。那么是不是我们的优秀企业全都走光了呢？也不是，留下的A
原文发表于证券时报专栏2017.6
在中国，我都不好意思称自己是教授，不是因为我是个副的（这在我念书的德国，完全不是一个事儿，人家不管正的负的全都尊称教授），而是因为现在在中国，教授都不再是一个尊称了，因为你分不清人家叫你“叫兽”还是“教授”。我们拿着纳税人的钱混日子，尽管拥有全世界最丰富最优质的原材料，结果却不能生产出高质量的产品，被人家冷嘲热讽几句，总不能再拍案而起了。
为什么我们的学生在中学阶段能够随随便便就拿几块奥林匹克数学金牌，但是到了大学里，就只会打游戏谈恋爱了呢？因为我们的中学是宽进严出，而我们的大学是严进宽出。九年制义务教育规定了人人都有机会接受中学教育，是为“宽进”；但是世界上最严格的高考制度却规定了，你并不能靠打游戏跳舞吸毒就轻轻松松上了北大清华，是为“严出”。所以，当下中国的家长和中学生是最努力的阶层。但是我们的大学呢？学生们辛辛苦苦挤进来，大部分却不认真学习，因为我们大学的淘汰率太低了。学生考试不及格，最着急的是老师，因为教务处会因此找老师的麻烦；每次到了交论文的截止时间，总有老师满世界的找学生，问他为啥还不交。这样的待遇我在德国七年，一次都没有尝到过。交不交论文是你学生的私事儿，老师没有义务催你交，但是有义务把不合格的论文卡住不让人轻易毕业。所以，我曾经说过一句话：不能说国内的大学研究水平不够好，但是如果你想真的学一点儿东西，那么还是出国去一所非克莱登大学吧。
中国的大学严进宽出并不是孤例，和它异曲同工的是中国的股市。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独步全球，中国股市也熊冠全球。是因为中国的企业都太差了吗？不是的。我们有腾讯，连涨12年，涨幅超过400倍；我们有阿里巴巴、新浪微博、京东、华为等等优秀企业，但是它们要么不愿意上市，要么远走他乡，在境外上市。那么是不是我们的优秀企业全都走光了呢？也不是，留下的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