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人血染红顶子
2005-10-12 09:33阅读：
“以人血染红顶子”，第一次告诉我这句血淋淋的话的人是一个叫周树人的老先生，而且是用一种专门为他命名的文体——杂文——告诉我的，他的杂文太多太多，具体是哪一篇，我记得不大确切，好像是《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据说
周先生还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开创了另一种文体——白话小说，他的小说又太短太少，以至于在他死了近70年之后码字工人王朔还要愤愤不平地说没见过哪个人只写了那么一点小东西就能当文豪的——我清楚地记得在《药》中就有一个血淋淋的故事，算起来，那位大叫“包好包好”的康大叔也应该算是最早的“血头”、“血霸”了，虽然夏瑜那个小家伙的血没能让同样是小家伙的华小栓获得新生，但“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一包“袁大头”还是实实在在地进了康大叔的腰包，这一点他和血头们是没有两样的。不过和现代社会的“血头”相比，康大叔的职业道德还是挺不错的：他起码没有逼着夏瑜先把血抽出来，留下可以换钱的东西，之后再还回到夏瑜的血管里；他也不会多次使用一次性的工具，在夏瑜身上扎了再到秋瑜身上扎；他更不会不顾质量，他的货绝对好，“那红的还是一点一点的往下滴”，不会让你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吃下这病那病，病上加病——要是血头血霸们向康大叔学习一下，我想，河南也就不会出现“艾滋病村”，治疗乙肝的广告也就不会从电线杆上一直贴到电视机的屏幕上，铺天盖地。
但究竟是谁“以人血染红顶子”，可能一生下来就比别的孩子老的周老先生没有交待，只在《药》的结尾让华夏两大妈看到在夏瑜的坟头上“分明有一圈红白的花，围着那尖圆的坟顶”，而这只
是形似“顶子”，况且“红白的花”红中还有白。后来看了小说《红顶商人》，才知道清人的官帽是红顶子，再看那拍清朝的电视连续剧，顺康雍乾嘉，道咸同光宣，十朝皇帝，每一朝都是斗笠状的官帽，和馒头状的坟头还真是形似（豪华阴宅除外），坟头上一般放一个碗或一个茶壶或干脆就是一个圆土块，而“清官”的帽子上则像是插上一杆红缨枪——那一圈红缨，大概就是周先生所说的“以人血染红”的吧！
于是豁然开朗：周先生所说的“以人血染红顶子”应该是说杀几个夏瑜换来官位飞升。现在，康大叔这样的人是存在的，只不过“士风不古”，不如康大叔那般“美德”而已，而这又是大环境使然，不足为怪。但除了“以人血染红腰包”之外，还有没有“染顶子”的呢？
鄙人曾在一个小小事业单位工作过几年，收入虽不高，却也“与公务员享受同等待遇”，所以每年也要完成一些“政治任务”，其中就包括了“义务献血”。每次献血，头儿们都要开个动员大会，在会上唾沫横飞，当然他们自己整天这参那宝的大补小补晚上“搂着下一代”时都感到精血不旺，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尽义务”的，“尽义务”的一般有两类人，一类人真正志愿，他们正在“追求进步”，想入党，相提干，如果再献上自己红心中流动的液体，就会“心想事成”、“血到渠成”；另一类人为不情愿者，不管你是否党员，书记看中你，你就得“放血”，否则……想一想，前一种人是用自己的血染红自己的顶子，还可以得到0.5千元左右人民币的“营养费”；而后一种人除了0.5千元左右人民币的“造血费”之外，他们的血和夏瑜的血几乎作用想当——本人就做过一次后者。
当然这些都只是“人民内部小矛盾”，我想到了一个叫做李绿松的青年，他被人割掉了舌头，他舌头上的血到底染红了哪些人的顶子，我们不得而知。我知道有一个叫李长河的人，他的顶子就被染红过，只不过他的顶子变得太嗜血而把牙齿伸向了自己主人的血管。我又记起同样姓李的一位监利老乡——李昌平，他在上书朱总理“农村真苦、农民真穷、农业真危险”之后就远走深圳，固然，他有一个硕士学位，谋生不是难事，问题是这位老乡真的愿意远走他乡吗？据说是敝省有一位头头已经发下话：这样的人怎么能适合做乡镇一把手呢？！经济学硕士李昌平听出了弦外之音，只好卷起铺盖走人。硕士到底是高学历人士，既与一个世纪前的夏瑜不可同日而语，也和没多少文化的李绿松不能等量齐观，不然，说不定哪一天，他身体里的红色液体就要成为哪一个顶子的染料呢！
南亚人信佛，佛讲因果，很显然，“人血”并非“染红顶子”之因，因为人血来到世间，自然有比“染红”更为重要的任务；“染红顶子”也不是“人血”之果，要戴“红顶”，古有科举，今有高考。然则，如何做到两者不为因果呢？我看，首先就应该改变顶子的颜色，或蓝或白甚或是绿，只要不用红色，这样，它与人血的共性即不存在，才不会有人拿人血染它——或者干脆废除顶子，大家都光着脑袋，脑袋上只顶受之父母的发丝，也不觉得谁比谁矮，就像韩非《五蠹》说的尧舜一样，虽贵为国君，仍然是“泥腿子”，“股无胈，胫不生毛”。到那时，或许还会有人做几个仿古的顶子，背着它们来到伦敦的大英博物馆或是巴黎的卢浮宫，用或真或假的人血来个现场染红，那时，金发碧眼的洋妞肯定会用巩汉林演小品的腔调对他身边的考古学老公说：谁说东方人野蛮，这行为艺术不是挺摩登的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