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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李松
1995 年，我和一位好友第一次来到北京，来到我从小就仰慕的首都。那时，北京还没有大规模改造，也就没有到处拆迁，就没有这么嘈杂和肮脏。在北京站下了火车，我们迷迷糊糊地在一家路边小店吃一种叫炒饼的东西。后来实在懒得去北大，就在附近找了一家简陋的旅馆睡了一晚。
我敢保证，那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没有流氓，没有可疑人物。
谁也没想到，1999 年年底，我再次来到这座城市，而且是从云南骑自行车流浪到北京。在最初的两个星期，每次醒来，我都问自己，到底在云南还是北京？没多久，我进了一家网络公司任主编。我每天都得穿城而过，在白石桥与六朗庄之间往返。最初半年，我几乎没有天亮着离开办公室，这座城市对于我来说，只是一个疯狂工作的地方。
我到北京将近一年了，尽管我一直无法适应北京放大量酱油的菜和快节奏的生活方式。但我还是非常喜欢北京那种含蓄地，一点点显出没落贵族的矜持和不甘心的人文气氛。穿行在旧货市场里，看到那些过去年代的东西，我开始明白每一个北京人的骄傲，是啊，在每一块砖头都是一段故事的城市生活，该是一种怎样的幸运啊。记得有一次，我晚上九点多钟才从公司出来，太累，不想挤公共车，便打了一辆车回家。司机是个年轻胖子，典型的“京油子”，板寸头，叼着烟卷，懒洋洋地问我上哪儿，我说去六郎庄。这家伙听出了我的外地口音，嘴里哼哼唧唧了半天，不高兴地说：“你们外地人怎么都往我们北京跑？你瞧瞧，哦，我不是说你啊，好端端的一个北京，尽让你们外地人给糟践的……你不是去六郎庄嘛，哎哟，我操，那叫一个脏！嘿，全他妈偷自行车卖的，
哼哼，什么世道什么事儿？”
我想，这北京毕竟是你们的城市，我一个外地人，总是不好说什么的，于是就说：“其实我只是住在那边而已。”
“住那边？租的房子吧？”这个北京土著一边懒洋洋地开着车，一边自顾自个地嚼舌头，又把头伸出车窗，响亮地吐了一口痰。我坐在旁边，不再搭理他。
到六郎庄，我在夜幕中像一条南方来的狗一样下了车，看着胖子开着他的红色夏利扬长而去。
我不禁感慨万端，北京人应该有优越感，但也不能到这个份上啊！？记得有一年春节，成千上万的外地打工仔回家过年，给北京留下的是一份不自在：10 万户市民喝不上当天的鲜奶，原因是没有了某乳品公司500 名外地人的送奶队伍；急着装修新房的小夫妻四处买不到装饰材料，因为充斥着外地生意人的建材市场春节歇业15 天；就连几块蜂窝煤这点小事，北京人也不得不蹬三轮车自己拉，因为外地送煤工走光了。
在北京时间一长，了解了北京人，面对北京人的傲气，心境就坦荡多了。我知道，北京人的优越感主要源于长期生活在共和国的心脏、生活在国家权力中心周围，那种优越感就会在每一个普通北京人的言行中不自觉地流露出来。
我初到北京，印象最深的是北京人“说政治”的热情。即使一个普通老大爷，也会令我大吃一惊，从领导人到下岗职工，从公开报道到小道消息，从国家大事到家长里短，他都能天马行空侃侃而谈。
北京人关心政治已形成传统，记得话剧《茶馆》中常四爷就因议论时政而入狱，王掌柜也不断地提醒茶客“莫谈国事”。数百年的政治中心，目睹着潮来潮去、城头变幻，北京的命运与国家政治的风吹草动息息相关。关心政治就是关心自己，北京人将自己的智慧和想象力毫无保留地倾洒在政治之上。
我得承认，北京人思考问题能主动地以全国为视野，那份指点江山舍我其谁的自信，常常令外地人自愧不如。不管怎么样，北京人时时沉醉在一种幸福的体验之中——作为天子脚下臣民的自豪与骄傲。由此导致了他们中有些人夸夸其谈，大事干不了，小事不愿意干。
我有一位北京朋友，前一段时间单位效益不好，下岗了，熟人帮忙找了一份工作，他嫌太累太苦，宁愿呆在家里也不愿去上班，我劝了他几句，想不到他竟操着一口京腔对我说：“我就闲着，我不能找事干，闲着，还得饿不死，那叫能耐。找那苦活干，我丢不起那人。”于是他凭着哥哥姐姐的资助泡茶馆放风筝，日子过得一点不比别人差。
这就是我最初认识的北京人，这就是我最初品尝到的北京的味道。
我一直认为，一座城市仅仅只是作为一种载体存在，而它的存在价值还是通过人体现出来。因此我很喜欢接触北京人，我渴望从这里找到一道自己的门，把自己融入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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