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代县志》的琐记
2021-07-23 22:57阅读：
“失”而复得的《代县志》
大约是2016年9月，陈玉善兄把他保存的《代县志》（1988年版）借给我，他知道我是搞地方志的，又在代县插队多年，必定会感兴趣。志书到手后，十分欣喜，放在案头，不时的翻阅一下，看着那些熟悉的地名、地图、图片、掌故、事物等，感觉十分亲切。这毕竟是我和六百多位北京知青生活过的地方，并被我们称为“第二故乡”。
玉善的《代县志》在我手里很长时间，可他始终没有吐口说赠与我。我理解他的心境，他在代县工作、生活了许多年，90年代才调回北京。由于工作的需要，他几乎踏遍了代县的山山水水。如今他也离开了代县，这本志书可以说是他对那里的一个“念想”，我不能够夺人所爱啊！于是好借好还，很痛快地归还了。可我还是有点不死心，总想能否再找一本县志为我所收藏？
机会终于有了。
2018年，在北京知青赴代县上山下乡50周年（1968-2018年）之际，我和一批老知青安排了回乡“探亲”。在代县短短的几天里，除了回村里看望乡亲们，还借机会到县城里探望了前辈杜浩俊老人。当年我在代县赤岸村插队时，老杜是公社的革委会副主任，与他虽有些接触但不熟。90年代后我几次回代县，几乎都是和其他知青结伴而行，恰他们与杜很熟稔，于是每次都和他们一起去拜访，并且觉得挺谈得来的，由此加深了对老杜的了解。这此回代县探亲，当然也把拜访老杜列入日程。从村里转移到县城后，我专门抽空去家里探望了他。
老杜确实老啦（我们也老啦），距离上次见面快10
年了，可他脑子仍然很清楚。问候了几句，闲扯了几句关于身体、生活的话题后，自然而然地谈起了国内外大事。老杜虽然退休很多年了，可还是很关心国内国际问题，我把自己所了解的一些情况谈了谈，讨论现实的一些社会现象及问题，在许多问题上还是有共识的，聊得很高兴。
说话间我忽然想到了寻找《代县志》的事，赶紧打断了话题，问道：“老杜，想求您一件事，行不？”
老杜说“看你客气的，有啥事说嘛！”
于是我告诉他是想寻一本《代县志》，您是当过县领导的，能不能帮我找一本？老杜想了想说，这书出版很久不好寻了，他原来也有一本可以给我（我早猜到他会有的），可几次搬家，一时想不起放到哪里了。我忙说您别着急，如果能找到我让村里人来取，找不到也别为难。这时已经挺晚了，我便告辞出来。
次日安排去了五台的佛光寺，看了看梁思成与林徽因考证的唐代建筑，回来的路上就接到侄女的电话，说是已经从老杜那里拿到了书。当时心情很高兴，回来看见带有“杜浩俊”印鉴的《代县志》，感激之情无以言表！
如今，这本地方志书摆在我的书架上，它朴素的装帧，发黄的纸张，以及略显粗糙的印刷质量，说明了出版年代较远。抚摸着它，感觉代县的历史仿佛在手下脉动。代县是我们从学校踏入社会经历的第一个地方，作为曾经的代县知青，虽然人微言轻，我们没能力做些什么，但对第二故乡浓浓的深情，让我们有理由关心它、热爱它，并且对其了然于胸。
《代县志》的编纂与体例概况
《代县志》出版于1988年6月，山西省代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全书850千字，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1988年，那时“首轮社会主义新方志”的编纂出版工作刚刚启动不久，《代县志》就已经面世，说明县里还是很重视此事，加之代县文化底蕴深厚，资料较完备，方志很快成书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从该书附录的《本次修志始末》看，这轮修志启动于1980年6月，组建了编委会，由县委书记挂帅，还成立了县志办公室，编委会其中一位副主任常昕（时任县革委会副主任）还是我们赤岸村人。到1983年志书编纂进度加快，县志还被列入国家“六五”规划项目。1984年县志编委会重组，增加编写力量，至年底完成了116万字的初稿。后经征求意见，查阅档案，补充资料，反复修改，几易其稿，终于1987年6月份完成志稿，交出版社出版。
1988年版《代县志》可谓一部通志，其所涵盖的内容上限自事物发端，即有源可溯；下限至公元1982年底。县志较严格地遵循了方志体例，基本采用横排竖写、事以类聚、互补穿插之方式，充分运用资料记述历史，述而不论，且生不立传。职官类除记相关机构组织时有所涉及，其余大多按附表列出。志书体例完备，记述层次分明，上自“卷”始，依次章、节、目。目以下竖写，有些节下内容少直接记述。全志共分为廿一卷，即大事记、地理、农业、工业、交通邮电、贸易、财税、金融、党派社团、政体、政法、军事、教育、科技、文化、文物、卫生、体育、社会、人物及附录等，将一县之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历史、民俗等基本涵盖。正文前插彩页有风景名胜、城乡面貌、文物古迹及工农业产品等，书中还附有县域行政、城镇、交通地图。志书封面“代县志”三字，由著名学者、书法家启功先生题写。
代县是历史文化名县，历朝历代曾多次修志，但由于相隔年代久远，加之此次定为“首轮社会主义新方志”，因而按通志纂修。按要求修志循“详今略古，立足当代”原则，力求做到历史记录明晰，当代记述完整，不失方志的资料性文献著述特色。此《代县志》编纂出版至今已有30多年了，按国务院颁布的《地方志工作条例》规定，新时期方志为20年续修一次，照此来说续修的县志也该问世了，但据我所知，好像还没有新县志出版，具体原因不得而知。其实编修地方志间隔时间长些未尝不是好事，当代人写当代史，难免会有忌讳。清代曾规定每60年续修一次，大概就是因为隔了一代人，可以客观审视、无所顾忌地记述历史。当然这也是一厢情愿的设想，缺乏对人性因素的考量。
《代县志》编修的两个特点
《代县志》既为方志，毋庸置疑必备志书之特点。之前已经将其体例、著述等方面做了简介，以我的研读，还可归纳出以下两个特点（也可算作特色）。
其一，全志书没有“述”的部分
《代县志》在其《凡例》中申明：“本志以记载史实为宗旨，记而不议，且为避免重复，志首未设概述，各志不加小序”（小序即无题述）。
按照新方志的要求，志书体裁主要包括述、记、志、传、图、表、录、补、考、索引等部分，此称为志书的重要特点。述，在志书中表现形式主要有总述（或概述）和简述（又称无题述）等。具体一部县志的总述（或概述）设在卷首，将全志记载的事物加以总结，并按历史分期或发展阶段纵述发展脉络，突出重点、特点，总结经验教训；简述（无题述）是篇、章下内容的高度概括与重点浓缩，置于篇章题下，要求是文字简洁，点到为止。总之，“述”这种体裁的写法是允许夹叙夹议，以叙为主，要观点鲜明，评议准确，把握主流，论而有据。志书如设置总述（概述）和简述（无题述），好处是可以省略读者对内容的归纳总结，直接了解本书或本篇章的要点，但也确如其《凡例》所云，存在重复之嫌。
此外，就是“述”的写法多为“夹叙夹议”，难免揉进撰写者个人的观点、看法，如此可能会涉及到事物的客观性，出现偏差而误导读者，从而影响到志书的质量。《代县志》在体例制定时大概考虑到此，果断弃“述”，全力保“志”，以资料性文献为基，展示历史全貌，且达到了“存史、资政、教化”之目的。
其二，县志基本上做到了“详今明古”
编修通志，存在古今历史记述所占比例问题。限于志书篇幅、字数的限制，以及新时期方志内容的重点，因而对古代部分的记述必然会受到影响。对此方志界曾对“略古”的提法进行过探讨，后意见逐渐统一到“详今明古”。明古，就是将地方古代（含近代）历史上重要事物、人物、事件、人文状况等简明扼要、择其重点、不遗漏要素地记录下来。如此处理，就可以比较妥善地解决古今比重问题，实践也证明是切实可行的。
这里要说明一下，对编修方志“详今明古”的共识，应是形成于上世纪九十年代。《代县志》纂修於八十年代，因而采用当时通用的“略古详今，立足当代”表述，是可以理解的。
代县是一个古代历史文化悠久的古邑，通览《代县志》，虽申明修志要“略古详今”，可感觉到在纂修过程中，还是通过各种形式、手段，对县域的古史资料做了较全面的保留。大体是如此安排的：（１）完善的大事记。其从东周始，历秦汉、三国、南北朝、隋唐、五代、北宋、金元，直至明清、民国，重大历史事件都有简要记载，且不遗要素。特别是对民国时期的抗战活动，记录尤为详细。（２）代县的地理沿革、基本状况等均从古记起，这一部分几乎将旧志中的相关资料悉数采用。。在灾害、农业、金融、文物、民俗、人物等方面，也是尽量用足史志资料，重点节点不遗漏，展现了历史文化古邑的基本风貌，起到了存史的作用。（３）在志书的某些篇章里，将历史事件、人物做了不设“节”的独立记载。初看似乎违背规律（志书一般都是篇、章、节、目的结构），章下直接为“目”，但仔细琢磨是有一定道理的。此部分涉及自古代至现代的事件、人物，且数量不少，若是按性质分类设节，几乎没有可执行的标准；若按重要性设节，孰轻孰重就会各执己见，很难统一；若按时间设节，区区一个县域内的事件，时间段也很难界定……于是采取一个折中的办法，即全章不设节，按时序分段记述所有事件及与人物有关的事物。每段单独立一小标题，既不算是“节”，也非为“目”，并秉持简明扼要原则，事大则详，事小则略，而抗战时期八路军两次战例《雁门关伏击战》《夜袭阳明堡机场》都做了较详实的记述。除此之外，在其他篇章里也有如此处理的，可见编纂者是颇费了些心思。
准确把握历史与传说的关系
今日之代县乃中原内地，而上溯古宋，代州一直是边关要塞之地。其境内的雁门关号称万里长城第一关，阻挡抵御外族的入侵。县域内多有防守边关的驻军，因而也流传不少抵抗侵略，保卫内地人民生命财产的英雄故事，其中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就是“杨家将”的神奇传说。相传北宋初年，大宋名将杨业领兵在晋北一带活动，曾任代州刺史，多次打败入侵的辽军（契丹）。雍熙三年（986），杨业出雁门关与辽军苦战，不幸失败被俘虏，绝食而死。
从史书记载看，杨业在代州一带抗辽的重要战迹并不很多。宋太平兴国五年（980），辽兵十万犯雁门，代州刺史杨业亲率百骑出击，与其他宋军配合大败辽兵。另一次就是雍熙三年的苦战而死了。然而多少年来，“杨家将”英勇抗敌的传说代代相传，故事内容越来越丰富，越来越精彩。特别是代县还有据说是杨家将后人定居的村落----鹿蹄涧，村里还有杨家祠堂（杨忠武祠）。代县域内杨姓人氏较多，都被称为杨家将后人（也有传说杨业的旧部定居代州后均改杨姓）。除了鹿蹄涧，代县的一些地名、村名、古迹都和“杨家将”传说有关。寥若晨星的史实与精彩纷呈的传奇，真实的历史与大众的英雄史观，面对如此状况、如何把握？对编修县志工作来说，不啻为一项编纂能力与资料运用的考察。
纵览《代县志》全书，这个问题还是得到了比较圆满的解决。县志的《凡例》开宗明义，明确指出“本志以记载史实为宗旨，记而不议……”在县志的《大事记》《军事·兵事》《人物》部分，都是依据史料对杨业做了记述，不掺杂传说成分。《文物·古代建筑》有杨忠武祠介绍，但说明创建于元代至元十六年（1279），与北宋无关。在《碑文崖刻》中有《题世将杨族祠堂碑记》等元、明、清代碑记，这些文字与正史记载就存在差异了。例如碑刻中的“杨族世系表”中，杨业的子嗣有八子，即延平、延定、延光、延辉、延昭、延朗、延兴及延玉。而《宋史·杨业列传》记载其子延朗（即延昭）、次子延浦、延训、延瓌、延贵、延彬，共六子，且都有官职在身，应该是准确的。明嘉靖年间的碑刻中还提到“长子延平，冲年保驾出幽，帅弟延定、光、辉三人，皆鞠躬尽瘁，同死天雄（难?）”
等等，这些明显就是传奇演义了。《代县志》只是把这些作为文物记载，与历史事件、人物区分开来，关于杨业的后嗣也未涉及。
翻阅县志时，我留意到《碑文崖刻》收录的杨族碑刻里，甚至包括了杨氏的《弘农宗祖图》。弘农杨氏，相传源自姬姓，在汉代弘农是陕西一个郡，杨氏的籍贯为华阴县。由于历代战乱，人们迁徙、逃难，正宗杨氏族系已不可考，但仍有自认是弘农杨氏后人，并流传下来。《弘农宗祖图》碑与《杨族世系碑》（即杨业家族世系）共同保存在杨家祠堂，说明这一支杨氏族人对弘农宗的认同。县志收录《弘农宗祖图》，应该是对代县杨姓族人的一种尊重。
在《民间传说》一章中，收录了《七郎墓》（在东留属村）和《鹿蹄涧》两则与杨家将有关的故事。为何只有这两个？我想是与方志的性质及修志规则有关。地方志记载一地之自然、地理、社会之事物，要求是“越界不书”，即使是民间传说之类的，也只是记载与本地有关的，东留属村和鹿蹄涧村都在代县，且都留有古迹遗址，因而属于收录范围。至于说杨家将的其他传说故事，如“四郎探母”“穆柯寨娶亲”“杨门女将”“天波府状告潘仁美”等故事，再美妙动人也与代县无关，因而不会收录志书内。总之，关于杨家将的历史与传说，县志上切割得清晰、准确。
顺便说几句题外话，从史志资料的记载看，杨业曾全家迁居代州，但他死后至鹿蹄涧立村前，杨业后嗣似乎就不在这里居住了。其后人有的帅兵把守边关，有的在朝廷内当差，再没有在代州的行踪，直至十三世孙杨友迁居联村（即鹿蹄涧）。当然，这是我阅读时随便的联想，不可“入志”的。
作为一名曾经在代县生活过的北京知青，我在阅读县志时很关注知青方面的记载。翻遍了这本1988年版的《代县志》，仅在《大事记》中看到寥寥数语：“1968年。11月，来自北京、天津、太原及本县知识青年先后到农村插队，1972年至1979年底，陆续安排就业。”其他篇、章、节、目里，无一字涉及。600多名代县的北京知青行踪，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中。
注1：陈玉善，毕业于北京市64中学，1968年底到代县阳明堡公社长郝大队插队。1971年后，在城关供销社、胡家滩供销社、代县知青办、阳明堡公社、县委宣传部等单位、部门工作，曾任代县团委副书记、知青办副主任等职。他是代县的知青模范人物，多次评为先进。1991年调回北京工作。
初撰于2018年秋，完成于2021年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