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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丙午”铭文带钩：由鲁迅先生说带钩写起(为端午作)

2011-06-04 16:50阅读：

http://blog.sina.cn/dpool/blog/u/1445487242

钩扣约束录（17）


作为文学家的鲁迅先生，他也说过带钩？说过，只是人们在阅读时没有注意到，不知道这件事。鲁迅先生虽然在考古与文物研究上并没有投入太多的精力，但却发表过一些相关学术论文，我在他一篇研究铜镜的文章中，读到他同时也提到了带钩。
想到30多年前在大学时，为着了解鲁迅，我曾花了近一个学期的晚自习时间，通读了197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新出版的20卷本的《鲁迅全集》，而且还仔细做了读书笔记。收入《鲁迅全集》第七卷的《集外集拾遗补编》的，有约当1918年前后写成的《吕超墓出土吴郡郑蔓镜考》一文，就是在这篇研究铜镜的论文中，鲁迅先生意外提到了带钩。
这座吕超墓位于绍兴兰亭以西约1公里的灰灶头村，查地图知道现名为灰灶村。吕超墓出土了志石，鲁迅先生也有专文研究
，考定吕氏为南齐永明十一年十一月入葬。关于墓中出土的铜镜，鲁迅先生又专文进行介绍和研究，镜上难得的是铸有文字，铭有二层，因破碎而有缺失，外层云：“五月五日，大岁在未。吴郑蔓作其镜，幽涷三商，周刻禺疆，白□□□□，众神容”，凡卅字。内层云：“吾作明幽竟涷三商周□”，凡十字。镜铭提到的郑蔓，为汉代吴郡著名铸镜人，汉后造镜多假托这个名字，也是假冒产品，且不论它。鲁迅先生特别注意到为何镜上要铸“五月五日”作镜这样的铭文，他是这样解释的：

古人铸冶，多以五月丙午日，虞喜《志林》谓“取纯火精以协其数”（《初学记》廿二引）。今所见汉魏竟，带句（带句即带钩，竟即镜），帐构铜，凡勒年月者，大率云五月丙午日作；而五日顾未闻宜铸，唯索缕，采药，辟兵，却病之事，兴作甚多。后世推类，或并以造竟。家所臧唐代小镜一枚，亦云五月五日午时造，则此事当始于晋，至唐犹然。

五月丙午，五月五日，其实是同一天。鲁迅先生引《志林》说“取纯火精以协其数”，说古时是取干支都属火的月、日进行冶炼铸造，也是符合方士阴阳五行的术数。汉代王充《论衡·乱龙》就提到：“阳燧，取火于天，五月丙午日中之时，消炼五石，铸以为器，乃能得火。”《论衡·率性篇》也有相同的说法，方士熔炼五种石块铸成阳燧，用于在日光下取火。方士以玄妙神奇处世，说是五月丙午日午时铸造才成，我们今日大可不必相信，不过古人大约是百信不疑的。
后来无论是否在五月丙午日铸器，铭文皆为“五月丙午”或“五月五日”。天津博物馆藏汉阳燧有铭文“五月五丙午，火燧可取天火，保死祥兮”，或说铭文为“五月五，丙午，火遂可取天火，除不祥兮”（天津博物馆：《东汉阳燧》http://expo.sc001.com.cn/museum/783/22969.html；李东琬：《阳燧小考》，《自然科学史研究》1996年第04期），不仅是五月五日，还是午时，阳燧的制作可能真的是迷信这个时间。日本也出土过相当于三国时期的“五月丙午”铭镜，可见这信念影响之远。更有传奇色彩的是唐人在扬子江心铸造的“水心镜”，也是五月五日铸成，也有“五月五日”四字铭。见于《太平广记》引《异闻录》的记述，事在唐天宝三年。白居易的《百炼镜》诗，也吟咏了五月五日水心镜的铸造，诗中称之为“天子镜”，说一般人你是没有机会照那种镜子的。美国西雅图艺术馆藏有一面五岳镜,，有“五日江中”四字铭，当是水心镜之一种。
鲁迅先生家也收藏有这样的铭文镜，这也许是他关注五月丙午铸器的一个重要原因吧。古人将五月丙午定为制作阳燧取火的日子，觉得那是个太阳最盛的时节，按王充《论衡· 言毒篇》所说，“夫毒，太阳之热气也，中人人毒。人食凑懑者，其不堪任也，不堪任则谓之毒矣。”由于五月为午月，“五”与“午”谐音，所以后世不管这天逢不逢午，都将五月初五日作为阳极“毒日”。这也是重五节、重午节的由来。
铸阳燧取重五日，有时一般的铜镜也是如此，也会铸上“五月丙午”之类的铭文，而且明确是作辟邪之用。制带钩也如法炮制，自然钩体也就出现了相似的铭文，也就应当有了辟邪的用意，鲁迅先生将这样的铜镜和带钩相提并论，也是由这一史实出发的。这样的带钩有传世品，考古也确有发现，而且也有了一定数量。
首先要提到的是，清代阮元《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卷十著录的一件“丙午神钩”，全铭为“丙午神钩君高迁”，钩嵌金银丝，钩身作鸟喙神人抱鱼之形，钩首作兽面状。同时著录的另一件带钩铭为“丙午钩君高迁”，铭文简略，意义相同。其次是山东临淄齐国历史博物馆藏的一件，“钩尾镂一鹰鸠头，头戴长冠，肩部伸出长爪，抱住一条上下可以活动而不能脱落的鱼”，背面有银丝镶嵌的铭文“丙午钩口含珠手抱鱼”九字（张爱云《玲珑剔透的丙午带钩》，《齐都文物》，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年）。也还有其他一些丙午铭带钩，不过并不是这种神人手抱大鱼的造型，也值得关注。
发掘出土品中，也陆续见到几件神人手抱鱼带钩，一般也都有“丙午”字样铭文。如1965年河北满城北庄东汉墓出土的一件带钩，“钩体上浮雕一鸟首人身的怪仙，手抱鱼立于水波之上”。这怪仙酷似鸱鸮，尖喙衔住鱼吻，脚踩一蟾蜍。带钩背部有错银铭文九字：“丙午钩口含珠手抱鱼”（孔玉倩《错金银抱鱼带钩》，《文物春秋》，2001年3期）。又如1974年南京西岗西晋大型砖石墓出土的一件铜鎏金带钩，也铸成“神兽食鱼”状，只是未详有无铭文（南波《南京西岗西晋墓》,《文物》1976年3期）。
远在东北的吉林榆树县刘家乡也出土一枚东汉错金银铜带钩，钩身作鸟喙神人，双手抱鱼，腹面错金铭文“丙午神钩君必高迁”八字（吉林省博物院网站：《错金银“丙午神钩”铜带钩》http://www.jlmuseum.org/homepage_2.asp?id=116&type2_id=14）。
这一型带钩近年来又有三次较重要的发现，一在重庆云阳县旧县坪，一在湖北郧县李营，一在河南洛阳。郧县李营出土的神人抱鱼铜带钩属三国时期，钩背中部钮前有篆书“丙午神钩位至公侯”八字（秦楚网：《十大文物精品掀开面纱》http://www.10yan.com/html/News/SocialNewscoment/2008-12/22/072402842_2.html）。2006年重庆市云阳县旧县坪遗址发掘到一件错金银雕镂铜带钩，钩体镂雕一神人，鸟喙带翅，双手抱一鱼，背面有错银隶书铭文一行：“丙午神囗手抱鱼位至公侯”，时代推定为西汉时期（唐冶泽：《重庆三峡库区新出土神人手抱鱼带钩考》《中原文物》 2008年1期）。洛阳曹休墓也出土了一件这样的带钩，从公布的图片看，也属于神人抱鱼带钩之类，但正式报告还没有发表，有媒体提到上面有铭文，推想一定会铭有类似“五月丙午”字样（河南文化网《洛阳邙山陵墓群考古工作获重要新发现》http://www.chnmus.net/html/20100517/137523.html）。
唐冶泽先生由研究云阳县旧县坪神人食鱼带钩入手，认为相关的几件类似带钩上的神人都是鸱面、鸟喙、双翅，两手抱鱼，文字也都相差不多，“应属同一时代的产物，都是西汉时期所铸”。时代可能还不能这么笼统认定，属于三国和西晋时期的也有，如曹休带钩和南京西岗带钩。
唐冶泽先生特别注意到带钩手抱鱼的造型，认为带钩上的这个神人属于形象凶恶者，都具有镇邪驱魔的用意。带钩上的神人就是传说中尧时“四凶”之一的驩头，其原形为鸱鸮，既能避邪，又能避兵；其手抱鱼形，既是驩头的特征，又有趋吉的意义，应为当时武将所佩之物，其铭文也是一段吉语祝辞。
出土“丙午”铭文带钩中，也有部分并不作神人抱鱼之形，如江苏丹阳东汉墓出土错金铜带钩，大体为琵琶形，自铭“永元十三年五月丙午日钩”（镇江市博物馆等：《江苏丹阳东汉墓》，《考古》1978年3期）。又见江苏泰州新庄东汉墓出土的错金银铜带钩，也作琵琶形，用金丝为铭曰“五月丙午钩”（江苏省博物馆、泰州县博物馆：《江苏泰州新庄汉墓》，《考古》1962年第10期）。
先秦时代人们认为五月是个毒月，五日是恶日，有重五是死亡之日的传说。《史记·孟尝君列传》记战国四君之一的孟尝君，是在五月五日出生。田婴以为“五月子者，长于户齐，将不利其父母。”《风俗通》也有类似说法，“俗说五月五日生子，男害父，女害母”。宋徽宗赵佶据说是五月初五所生，从小寄养在宫外。古人以五月五日为恶月恶日，事实上也是恶疠病疫多发之时，所以要插艾叶、挂菖蒲、喝雄黄酒、配香囊，用于驱邪辟邪。而在这一日铸镜造钩，也都有辟邪的用意，虽然只是方士们的主意，但社会大体是认可的，实际也是寄托了一种平安的期冀。当然也有明白的封公封侯的追求，那一时代的励志口号是“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即五鼎烹”，表现在钩与镜的文化上，是一点儿也不含蓄，一点儿也不隐藏的，人们要将出将入相的理想明明白白地铸刻在坚硬的铜器上，而且想着还要昭示日月鬼神，那也是一种时尚一种酷吧。

（适逢端午临近，作另类文字，看另类端午文化传统）
“五月丙午”铭文带钩：由鲁迅先生说带钩写起(为端午作)
天津博物馆藏东汉铭文阳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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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榆树县刘家乡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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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云阳旧县坪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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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丹阳东汉墓出土 江苏泰州新庄汉墓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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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临淄齐国历史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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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世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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