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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之谦"刻,“均初藏宝”寿山石巧雕印章

2007-05-22 22:39阅读:
物品描述
长 :2.4cm
宽 :2.5cm
高:8.6cm
刻莲鱼图寿山石巧雕印章,雕工精致,构思巧妙,石材上佳,包浆润亮,印纹字迹苍劲有力,“均初藏宝”,功力深厚,印章一侧刻有诗纹
注:沈均初与赵之谦为好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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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之谦(1829—1844),浙江绍兴人。初字益甫,号冷君;后改字撝叔,号铁三、憨寮、又号
悲庵、无闷、梅庵等。所居曰“二金蝶堂”、“苦兼室”,官至江西鄱阳、奉新知县,工诗文,擅书法,初学颜真卿,篆隶法邓石如,后自成一格,奇倔雄强,别出时俗。善绘画,花卉学石涛而有所变化,为清末写意花卉之开山。篆刻初学浙派,继法秦汉玺印,复参宋、元及皖派,博取秦诏、汉镜、泉币、汉铭文和碑版文字等入印,一扫旧习,所作苍秀雄浑。青年时代即以才华横溢而名满海内。他在书法方面的造诣是多方面的,可使真、草、隶、篆的笔法融为一体,相互补充,相映成趣。赵之谦曾说过:“独立者贵,天地极大,多人说总尽,独立难索难求”。他一生在诗、书、画、意上进行了不懈的努力,终于成为一代大师。
不以印传 盛年息刀—赵之谦篆刻
尽管赵之谦一生所刻不到四百方印作,但他已站到了清代篆刻的颠峰。其中诸多的历史经典,影响着后来的吴昌硕、黄牧甫、齐白石、赵叔儒、易大厂,直至现在这一百多年的整个篆刻史。
篆刻(现代意义上的篆刻艺术)始于明,盛于清中期,以丁敬、邓石如为代表,开派立宗,形成两大体系:浙派和皖派。浙派有西泠八家,赵之谦初学篆刻之时,赵次闲、钱松还在世,皖派则有吴让之。赵之谦家在绍兴,离杭州不远,在当时的交通以及社会环境下,受地域影响,从浙派入手,便成为必然。事实上赵之谦是从学陈曼生开始的。他36岁时说:“余少学曼生,久而知其非,则尽弃之。”(《杭四家印谱〈附二陈〉序》)有一点可以肯定,他弃曼生,却没弃浙派。在34岁与魏稼孙在福州相遇之前,一直有仿浙派的作品。这期间的作品,大约有近百方传世。现在能见到最早的有年款的作品是24岁的两方:《躬耻》、《理得心安》。此时印风明显是浙派,但很快就发现有邓石如的皖派风格的出现。26岁前后刻的《陶山避客》,款称:“学完白山人作。此种在近日已如绝响。俗目既托为文何派,刻印家又狃于时习,不知几理,可慨也。”同期所刻的《蕺子》也是仿邓石如,而另一方《付以豫茂臣氏之印信》则称“略有秋景陁意”。约同年刻的《以豫白笺》和27岁刻的《郭承勋印》又明显是汉印风。由此可见,这一时期的作品是介于浙派、皖派、汉印之间,摇摆不定的。然而,他不满足于浙派、皖派和汉印,而是在寻求浙、皖两派合处的同时,上溯秦汉,进而将触角伸向汉碑汉镜等等。其取法之广,是前无古人的。
辛酉冬,避乱温州的赵之谦应在福建为官的老友付节子的邀请,航海到了福州。次年3月,魏稼孙来访,二人一见如故,结为金石交。二人的结交,对于赵之谦篆刻艺术来说,具有极为深刻的意义。
魏稼孙虽不刻印,却对印学有精解,且好集印谱。赵之谦印名在外,魏早为之心仪。相见之初,互赠诗稿,赵为作书画。之后,一起探讨印论,并请赵为其刻印。赵之谦精于篆刻,而不好刻印,“以少有合故”(《何传洙印》款)。即便遇到魏稼孙这样的知音,也不轻易奏刀。魏稼孙深知其为人,故以激将法迫使其刻印。首先,魏提出为赵集印谱,索赵的旧作,所集不过几十方,不足以成谱。而且面对旧作,赵之谦自己也不能满意。为此,赵之谦开始了他一生中最为批量性的刻印,为自己,为魏稼孙,也为付节子等好友们刻。其次,二人探讨印论时,魏稼孙或有意将赵与丁敬黄、易等前辈高手相比,以为赵不及丁黄,这样激起了赵要与古人争雄的创作心理。赵在为魏刻《魏锡曾》、《稼孙》对印时,刻款道:“稼孙目予印为在丁、黄之下,此或在丁之下、黄之上。”又在《赵之谦印》刻款云:“龙泓无此安详,完白无此精悍”。又在另一方《赵之谦印》刻款云:“完白山人刻小印,亦不如是之工”。更在《松江树镛考藏印记》刻款云:“取法在秦诏汉灯之间,为六百年来模印家立一门户。”本来就不服输,俯瞰千古的赵之谦创作欲被激发,一发而不收。他在致友人函中说:“弟在三十前后,自觉书画篆刻尚无是处。壬戌以后一心开辟道路,打开新局。”这种创新欲望,应该说与魏稼孙的促使不无关系,而为赵编印谱是个关键性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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