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复仇是人性的高度宽容——日本电影《我要复仇》看后随笔

2017-07-17 20:26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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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复仇，是人性的高度宽容
——日本电影《我要复仇》看后随笔

鲁迅先生在临终前，给他所有的仇人留下了这样的话：”我想了想，

决定让他们怨恨去，我一个都不宽恕。“有人把鲁迅这样复仇决定，赞扬为硬骨头一生的高度概括。我想鲁迅不仅是对自己思想的、政治的仇人“不宽恕”，恐怕是对自己生活中的仇人，也是一样的态度。能杀才能生，能憎才能爱，是历来复仇精神的精髓所在，而且衡量一个人是不是有血性，就是看他受了辱、吃了冤、被了害，能不能绝地反击报仇雪耻，如此者，历来是受人尊敬的推崇的。一个国家乃至一个民族也是如此。而且为了复仇，人会调动所有的力量，做一切的努力，直至自己的复仇目的实现。正如日本电影《我要复仇》的开头，把尼采的话作为了片头语：“最能使人类开动脑筋的正是复仇的欲望。”
复仇，应该是人类的天性。如果没有这个天性，甚至于人类极致的智慧，都是难以提升的。按中国的传统，你杀了我的父，他夺了我的妻，如果一点超出常人的反应都没有，你怎么再混迹于人类活下去。但是到了现代的社会，这样的复仇理念被改变了。进入了法制社会，私仇不仅是私仇，也成了公恨，采取什么方式的复仇，便成了一个公众应该面对的命题。私仇，也应当而有公恨来代替你复仇胡雪耻了。这就是法律。
在《我要复仇》中，日本导演室賀厚设置了这样的一个故事背景：就是复仇的人，可以运用法律赋予的权力，来进行取代公权的复仇，在规定的区域和规定的时间内，你可以运用一切残酷的手段，向你仇恨的对象进行剥夺生命的复仇。然后这是一柄双韧剑，你的复仇对象犯罪分子，同样的拥有了可以捍卫自己生命不被剥夺的机会，只不过是他没有先前持有武器的待遇，但他可以去夺，可以去抢，可以把来复仇的人消灭而获得自己的重生涅槃。
电影的情节肯定是荒诞的，没有哪个国家敢于制定这样的法律，但电影表现出来的心理却是真实的。身为高中教师的高桥康之，就是坚决反对制定与实施这项法律的人。然而当高桥康之的妻子被无端的杀害后，他的立场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他立即申请，要求参加复仇行动。这就是常态下的人正常的反映，当事情没有到自己的头上的时候，任何违背法律法令的做法，都会被自己所不耻，然后当自己需要的时候，理性和感性的争斗，肯定是感性的最为适合自己，也是自己最推崇的需要的。
《我要复仇》中，和高桥康之一起去复仇的还有几组人，有被恐怖分子炸死的，有妹妹被人奸杀的，还有一对阴谋的女性利用这样的法律来摆脱惩罚的。高桥康之在复仇的过程中，弄清了自己妻子被杀的原因，杀死了直接的和间接的仇人。这些过程在电影中都很曲折离奇，也满足了观众内心深处的血腥欲望，而这些都不是电影所要表现的主旨。其实《我要复仇》就是想通过高桥康之的遭遇，告诉人们这样的复仇是残酷杀害的延续。当高桥康之击毙了杀害自己的凶手，而他自己又被凶手的母亲杀死在病床上，高桥康之的父亲原来一直反对儿子去复仇，但儿子死后，他毅然决定去参加复仇。复仇的杀戮就这样接力下去了。
这是一个可怕的复仇延续，好在只是在电影中，如果现实中真有这样的法律，人类的相互杀戮将会在天天上演。当然，我们在讨论这个话题时是轻松的和理智的，只怕自己在遇到诸如此类的问题时，我们还会这么冷静吗？
记得南京曾有一桩外国人被灭门谋杀案：2000年4月1日深夜，来自江苏北部沭阳县的4个失业青年潜入南京一栋别墅行窃，被发现后，他们持刀杀害了屋主德国人普方（时任中德合资扬州亚星—奔驰公司外方副总经理）及其妻子、儿子和女儿。案发后，4名18至21岁的凶手随即被捕，后被法院判处死刑。然而让人想不到的是，案发后，普方先生的母亲从德国赶到南京，在了解了案情之后，老人做出一个让中国人觉得很陌生的决定——她写信给法院，表示不希望判4个年轻人死刑。这位母亲解释说，“我们觉得，他们的死不能改变现实。”当然，中国的法律不会因为一个德国老太太的求情而改变，四个年轻人依然被执行了死刑。但是普方先生母亲的态度，却昭示着一个伟大的理念：真正的复仇，是人性的高度宽容。然而，又有几个人能做得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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