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维昭 |
科举命题是官方人才观的具体呈现，也引导着士子的为学方向，故历来为朝廷所重视。明代考官命题阅卷，礼部对此也时有警诫，洪武二十四年，强调“凡出题，或经或史，所问须要含蓄不显，使答者自详问意，以观才识。”这主要是针对第二、三场的论、策命题而言。正统六年，“令出题不许摘裂牵缀，及问非所当问”，这是从命题的题型上要求命题考官保证经典的完整性和严肃性。嘉靖十七年题准，考官于会试校文时，对“引用庄、列背道不经之言，悖谬尤甚者”予以黜落处分。这是要求考官对考生卷中出现悖离儒家思想的老、庄思想予以贬斥。
礼部的告诫只是强调命题与经典之间的关系，为命题限定大方向，而明代考官在命四书题时，有时却是一手二牍，目送手挥，指桑骂槐，借题发挥，把明代的政治生态暗寓于命题行为之中。有的命题者忠实于经典，揣摩者则心有别解；有的命题者别有用心，士大夫与士子也是心知肚明，由此演成了一种政治生态。
明代的科目“专取四子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试士”。但被截取的语句已经脱离了四书五经原典的整体语境，如果完整地截取某章、某节，其题意可能保留了原典的含义；但如果截取某几句或某一句为题，题目的意旨则可能会偏离原典。比如，以“学而时习之”全章为题，要讨论的就是君子如何通过学习而务本的问题；如果截取第一句“学而时习之”为题，则主要讨论在“时习”；如果截取“有朋自远方来”为题，则应讨论个人的道德修养如何吸引远方的朋友。截取的部分不同，论题的中心自然也就不一样。
考官究竟以什么为根据来进行选取四书五经的内容，这其实是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的。一般来说，考官不会漫无目的地在四书五经里随意划出语句作为题目，其命题总有特定的目的。他对四书五经的某部分感兴趣，都与他的特定的心理定势相关。
建文元年，应天府乡试主考官为侍讲方孝孺，副主考为少卿高逊志，此科四书文的三题是：《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与
科举命题是官方人才观的具体呈现，也引导着士子的为学方向，故历来为朝廷所重视。明代考官命题阅卷，礼部对此也时有警诫，洪武二十四年，强调“凡出题，或经或史，所问须要含蓄不显，使答者自详问意，以观才识。”这主要是针对第二、三场的论、策命题而言。正统六年，“令出题不许摘裂牵缀，及问非所当问”，这是从命题的题型上要求命题考官保证经典的完整性和严肃性。嘉靖十七年题准，考官于会试校文时，对“引用庄、列背道不经之言，悖谬尤甚者”予以黜落处分。这是要求考官对考生卷中出现悖离儒家思想的老、庄思想予以贬斥。
礼部的告诫只是强调命题与经典之间的关系，为命题限定大方向，而明代考官在命四书题时，有时却是一手二牍，目送手挥，指桑骂槐，借题发挥，把明代的政治生态暗寓于命题行为之中。有的命题者忠实于经典，揣摩者则心有别解；有的命题者别有用心，士大夫与士子也是心知肚明，由此演成了一种政治生态。
明代的科目“专取四子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试士”。但被截取的语句已经脱离了四书五经原典的整体语境，如果完整地截取某章、某节，其题意可能保留了原典的含义；但如果截取某几句或某一句为题，题目的意旨则可能会偏离原典。比如，以“学而时习之”全章为题，要讨论的就是君子如何通过学习而务本的问题；如果截取第一句“学而时习之”为题，则主要讨论在“时习”；如果截取“有朋自远方来”为题，则应讨论个人的道德修养如何吸引远方的朋友。截取的部分不同，论题的中心自然也就不一样。
考官究竟以什么为根据来进行选取四书五经的内容，这其实是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的。一般来说，考官不会漫无目的地在四书五经里随意划出语句作为题目，其命题总有特定的目的。他对四书五经的某部分感兴趣，都与他的特定的心理定势相关。
建文元年，应天府乡试主考官为侍讲方孝孺，副主考为少卿高逊志，此科四书文的三题是：《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