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述连云港孔望山东汉摩崖造像
2011-08-20 09:07阅读：
[摘 要]
孔望山摩崖造像是迄今为止的我国最早佛教摩崖造像，在宗教史和艺术史研究领域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本文拟从研究概况、内容考释、雕凿技法、年代考订以及学术意义等方面对之进行简单的论述。
[关键词] 孔望山
东汉
佛教 道教
摩崖造像
孔望山位于江苏省连云港市海州锦屏山东北，距海州古城2.5公里，是一个孤立的山丘，东西长约800米，南北宽300米，海拔高度129米，山体由太古代晚期的混合花岗岩构成，山间有怪石松柏，风光秀美。在山的东西两侧，宋代抗金城堡的夯土基础犹如两条巨臂，由南向北环抱这块石刻荟萃的山麓台地。孔望山的得名，最早见于宋人写的《太平寰宇记》，该书记载孔望山是“孔子之郯”时，登此山以望东海，故称孔望山。明代《隆庆海州志》序也记载此事：“孔子问官于郯子，因而观海。”
孔望山摩崖造像位于南麓最西端，依山岩的自然形势雕成。现可识并已编号的图像有105个，刻在东西长17米、高8米的山崖上。离造像群东70米处有一大型的圆雕石像，南150米处有一圆雕石蟾蜍。石象南25米处还有一块顶部有人工凿槽的“馒头状”巨石。
一、发现与研究概况
孔望山摩崖造像的发现与研究经历了从直观感觉到理性认识的漫长过程。明清时，就引起了人们的注意，成为有名的人文景观，并见于地方史志和登临者游赏后所留下的勒石题记和诗咏中。关于孔望山摩崖造像的记载，最早见于孔望山“龙洞石刻”中的“安钝题名”：“大明成化十年春三月朔日，直隶淮安府同知安钝，抚民之暇，偕知州陶
，因观古圣贤像，来游此洞，三慨以书。海州书吏钱铸，老人刘宣。”清初诗人阎尔梅的诗作，述及孔望山上的造像时说：“花里人家闲岁月，山中物色古冠裳。[1]”清嘉庆十
七年（1812年）的《海州直隶州志·山川》转引《淮安府志》说：“孔望山石上有车辙马迹，峭壁岩嶙，有诸贤摩崖像，冠裳甚古，如读汉画。[2]”这些反映了古人对孔望山摩崖造像内容与成像年代的初步认识和直观印象，即认为是汉代的古圣贤像。
20世纪50年代进行了初步的调查与研究，认为“可能是汉代的东西”，“人事类起居之属”[3]，“不是传说的诸贤像”，“都是衣冠整齐的士大夫阶层的人物和武士”[4]。1954年，江苏省文管会作了初步调查，认为其风格与武梁祠画像相近[5]。1957年。朱江经过调查后，仍认为是汉代作品[4]。1956年孔望山摩岩石刻，被作为汉代摩崖画像而列为江苏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世纪70年代末，连云港市博物馆对之进行了更进一步的探讨，通过对汉代朐县的社会背景、经济状况及孔望山摩岩造像的布局、雕刻技法分组进行分析，认为其主要内容是汉代画像石上常见的宴饮、乐舞、杂技之类的题材，人物造像的冠式也具有明显的汉代特征，并将其时代确定为东汉，引起文物考古界的注目，成为80年代大讨论的契机。
20世纪80年代是确证并形成孔望山摩崖造像为中国最早的佛教遗迹主流意见的时期。1980年6月中国历史博物馆研究员史树青先生，来连云港考察，首次指出孔望山摩崖造像含有佛教的内容，是现存较早的摩崖石刻。同年，北京大学俞伟超先生、中央美院金维诺先生和故宫博物院步连生等著名专家学者，来连实地考察后，也都认为孔望山摩崖造像应该是我国较早的佛教遗迹之一。同年10月末，连云港市博物馆正式邀请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和中央民族学院艺术系对孔望山进行联合调查，作了详细测绘、摄影和摩拓工作，撰写了调查报告，为广泛而深入的研究提供了详细和完整的资料。并确认了摩崖造像群是一组既有佛教内容又有道教内容的造像群，引起了中外学术界的轰动和广泛的思考研究[6]。1981年4月连云港市博物馆在北京举办了一个关于孔望山摩崖造像的小型展览，并由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邀请中国历史博物馆、北大历史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考古研究所、故宫博物院、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中央美术学院、中国佛教协会、《文物》和《历史研究》编辑部等单位的专家、学者举行了高层次学术座谈，形成了孔望山摩崖造像属东汉晚期作品和有佛、道内容、人物的汉式冠服、汉画像石式雕刻技法的主流意见[7]。1988年1月13日，国务院将孔望山摩崖造像公布为全国第三批全国文物保护单位，并指出其是我国迄今发现最早的东汉末期的佛教石刻艺术，佛教内容有佛、菩萨、弟子、力士和供养人图像，故事以释迦牟尼佛本生和本行故事为题。道教内容主要表现道教的神仙崇拜形象。
2000年至2003年，为了全面、深入地研究包括摩崖造像在内的孔望山古代文化遗迹，由中国历史博物馆、南京博物院和连云港市博物馆、文管办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对孔望山遗址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和发掘。结果既进一步证实了摩崖造像群属佛道交融的造像，并有新的重要发现，如造像前的建筑基址及相关建筑遗物，丰富了孔望山遗址作为中国早期宗教崇拜与活动场所的深刻文化内涵。
二、内容考释
孔望山摩崖石刻造像群位于孔望山南麓西端的断崖上，分布在东西长
18米，上下高约8米的范围内。造像群像有三种：浮雕造像、小龛内的线刻画像和附属于浮雕造像的台座和灯碗。浮雕造像共有89尊，其中道教的汉装人物像4尊，分别为老子及其供养人、关令尹喜和黄帝。属佛教人物造像共85尊，主要为佛经变故事，核心是位于造像中央偏下部的“涅磐图”，共由46尊人物图像组成，中心人物是高浮雕的释迦牟尼仰身卧像。
孔望山除了造像群这一宗教遗迹外，还发现了其它的类似遗迹，亦有道教也有佛教的东西。在造像群东南侧不远处有一汉代高大石象，它体型雄健浑厚，神态温良驯善。石象左腹刻脚带脚铃，手持长钩的象奴。以钩驯养家象属汉代常见之术，驯象用钩与大象则常见佛家经典和佛事活动之中。石象四足下，均刻出仰莲一朵，更表明了石象佛教题材的性质。再往南较远处，便是汉代的石蟾蜍。战国秦汉，直到魏晋，蟾蜍一直被人们视为神物，是辟五兵、镇凶邪、助长生、主富贵的吉祥之物。对有着超自然的神灵信仰的人们来说，只要是免灾降福的，佛祖、上帝、道尊与蟾蜍是没有什么区别的。
在宗教内容方面，孔望山遗址有浓厚的道教因素和氛围，除前述有关道教方面内容外，早在
1984年由已故丁义珍先生在考古调查中，发现孔望山东主峰顶两处东汉至魏晋的道教遗存。一处为“石承露盘”，另一处为“杯盘刻石”，后者位于前者北偏东约15米处。利用“承露盘”收集和餐饮仙露是当时方士和道教常用的求仙之术[8]。
“杯盘刻石”也是当时人们普遍祭祀道教崇敬人物的祭器。这两处重要的石刻遗迹位于孔望山主峰顶上，高高在上，极目远眺，一览无余，给人飘然出世之感，实为理想的饮仙露美酒、求仙拜仙和修炼成仙的绝佳场所。
2001-2002年考古发掘在孔望遗址多处发现古代建筑遗迹。特别是造像群前不远处的台地上，有一处成规模的建筑基址，有汉代绳纹瓦片和云纹瓦当出土。这一些发现至少可以告诉我们在汉代，孔望山摩崖造像群之前的地方，存在着建筑，结合周围的同时期的石象、石蟾蜍等具有宗教因素遗物和此处强烈的道教信息，可以合理地认为汉代此处存在着一座宗教性质的建筑而不应是普通的世俗建筑。在道教中，老子为“大老君”尊为后圣，其下的东海君为古东海之神，被奉祀于“东海庙”。传世汉印有“东海庙长”，为三、四百石官吏（相当于东汉—小县之长）之印，表明东海庙是东汉时期由官府管理的一处极为重要的道教庙宇。宋代赵明诚所著《金石录》收录了东汉熹平元年（公元172年）《东海庙碑》碑文。该碑的碑座据有关考证是孔望山脚下的石碣形碑座。总之，从自然地理环境、文化因素、历史记载和目前的考古发现，早期道教的重要遗存——“东海庙”应当就在孔望山遗址之中。表明连云港地区应当是东汉海滨地区的道教活动中心。
孔望山以摩崖造像为代表的宗教类遗迹，是佛、道并存，而以道教为盛，是符合佛教中国本土化的历史实际的。
道教作为土生土长的宗教，讲究的方术神仙之学，追求的是长生不老和羽化成仙之道。在秦汉时期，在上到皇帝下至平民大众中很有市场。道教的黄老之学在西汉前期一度成为治国的根本指导思想。东汉末年张角则借太平道发动了规模宏大的黄巾大起义。西汉末年传入中国佛教。一种异域文化，要得到人们的认同和地位的抬升，是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而佛教与道教一样有神仙极乐世界的美好描述，有摆脱人生苦恼，成仙成佛之道，再实际一点的是祈福免灾的现实功用。这样一种共性，加上中国早期教派意识还不是那么强烈，佛道并行，甚至共存于一处宗教信仰场所既是一种正常，亦是一种必然。东汉的楚王刘英（其王都在连云港市毗邻的邳县一带）据正统史书记载是既“喜黄老（道教），学为浮屠（佛教），斋戒祭祀”[9]，是佛道不分，诚信之至！著名学者陈寅恪曾说道教起源于滨海地区，汤用彤又指明东汉的佛教是依附于道教而存在的。孔望山摩崖宗教类石刻则提供了这方面的实证资料。
三、造像的雕凿技法
雕刻技法是判断孔望山摩崖造像雕造年代的最重要依据。孔望山摩崖造像的雕刻技法主要有三种。第一种为剔地浅浮雕，画像群中的绝大多数人物像都是用这种技法刻成的。在雕刻画像前先将石面打平，然后将物像轮廓线外剔地成平面，物像面呈边缘圆缓凸起，物像细部如人物的眉、目、口、鼻均用阴线刻出。这种技法，在南阳地区约出现于王莽时期，在山东、苏北地区约出现于东汉早期，东汉中期以后，成为山东、苏北地区汉画像石的最重要的雕刻技法。第二种技法为阴线刻，第十五、十六、十七、十八组龛内画像都是用这种技法刻成的。在山东、苏北地区的汉画像石中，阴线刻技法约出现于西汉晚期，成熟于东汉晚期，早期作品构图简单，线条拙稚，晚期作品特别是人物像作品，形象洒脱传神，线条流畅准确，细部的刻画极其细腻。孔望山的四组阴线刻画像，人物众多，线条准确，刻画细腻，具有东汉晚期画像石作品的风格特点。第三种技法是高浮雕，“涅磐图”中的释迦牟尼侧卧像和“舍身饲虎图”中的虎头都是用这种技法刻成的。在汉画像石中，高浮雕技法是浅浮雕与圆雕技法发展到成熟阶段互相结合的产物。目前在山东、苏北地区发现的高浮雕画像石，都属于东汉晚期作品，孔望山画像群中的高浮雕画像，也应属于同一时期。可以看出，用传统的汉画像石雕刻技法来雕造宗教题材画像，是孔望山摩崖画像群的最大特点。这一点，使孔望山摩崖画像群具有明显的汉画像石的艺术风格，而与魏晋以后流行的具有犍陀罗风格的石刻画像迥然有别。因此，孔望山摩崖画像群应是一组东汉晚期的石刻作品。
四、年代考订方面的新突破
2005年9月22日，经过连云港市文物管理办公室工作人员的现场勘查，中国文物研究所石窟室副主任、高级工程师贾瑞广先生发现的孔望山石象“永平四年四月”的铭刻得以确认[10]。这一重大考古发现将位于连云港市的孔望山摩崖石刻雕造时间确认为永平四年，即公元61年。这不仅使多年来考古界、历史学界有关孔望山摩崖石刻造像雕造时代的“东汉说[11]”、“魏晋说[12]”、“唐代说[13]”的纷争得以统一，而且将佛教传入中国、佛像雕造的时间提前了127年。
“永平四年四月”的铭刻是贾瑞广先生发现的，贾先生在多年前到连云港参加孔望山危岩加固保护工程期间，多次探访位于孔望山摩崖造像群东70米处的大型圆雕石象，在观察石象细部岩石变化时发现，在石象左下方前腿里侧，有一行竖刻隶书。贾瑞广当即拍下照片。回京后，经与东汉的“永元”、“永初”“永宁”“永和”“永嘉”“永寿”等永字年号比勘，贾先生确认石象上的隶书为“永平四年”。在2005年云冈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贾先生将这一发现和比勘结论提供给连云港市文管会工作人员。
孔望山摩崖石刻造像发现于1979年。这一发现改变了佛教是从西土传到东方来的定论。1988年，孔望山摩崖石刻被国务院定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雕造时间，原经国家文物局有关专家论证，推算摩崖造像为“东汉桓、灵之际的历史遗存”，比筑于建元二年（公元３３６年）的敦煌莫高窟还要早２００年，是我国迄今发现最早的一处佛教摩崖造像。
据史料记载，“永平”是东汉第二个皇帝汉明帝刘庄的年号，刘庄是光武帝刘秀第四子。“永平”从公元58年2月到公元75年8月，永平四年为公元61年。这一年代比“东汉桓、灵之际”的推算提前了１２７年。
中国文物研究所石窟室副主任、高级工程师贾瑞广的这一发现表明，佛教在印度诞生之后，可能于公元初就从海上传到了中国。贾瑞广认为，孔望山摩崖造像是迄今为止的我国最早佛教摩崖造像。孔望山石像与佛教摩崖造像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是同一时代雕造，互有联系的一处雕像群。石像蹄足上的仰莲雕刻，表现了释迦牟尼“乘象投胎”的内涵，和摩崖造像中“舍身饲虎”“涅盘图”等佛教传说故事，共同组成了早期佛教传入中国、佛教与道教交错的社会生活画面。
五、学术意义
连云港孔望山摩崖石刻中东汉时期佛教题材内容的发现，将我国摩崖佛教石刻上推了几个世纪，比著名的敦煌莫高窟还早
200多年，被誉为“九州崖佛第一尊”。它的发现对传统的中国佛教史、艺术史和和中外关系史等许多方面都提出挑战性的课题。传统的观点认为中国的佛教是由“陆上丝绸之路”由西传入中国，然后再向其它地方传播的，然而，孔望山的这种早期的佛教的摩崖造像为什么没有在最先传入佛教文化比较发达的中西部地区出现呢？有人就认为这和东汉时期徐淮地区浓厚的宗教气氛和鲁南苏北汉代发达的汉画像石雕刻技术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也有人认为佛教的传播除了陆上丝绸之路这个途径外，并不能排除“陆上丝绸之路”终点的连云港也存在着以之为起点的“海上丝绸之路”同样也输入了印度佛教，落地开花，孕育了孔望山摩崖佛教造像题材[14]。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先生在看过孔望山东汉摩崖造像摄影后题诗道:“海上丝绸路早开，阙文史实证摩崖。可能孔望山头像,及见流沙白马来。”尽管目前深入的研究还正在进行,但仅已确认的其所属时代及佛教内容,就意味着中国的佛教史、艺术史的改写,它的历史意义不仅是在连云港,还在全中国乃至世界,不仅是遥远的过去历史,还是现实的与未来的。总之，孔望山摩崖造像具有极为重要的学术意义，在佛教史、艺术史、道教史等研究方面占有重要的地位。
注释：
[1]《白耷山人集》（转引《嘉庆海州直隶州志》卷十二）。
[2] 《嘉庆海州直隶州志》卷十一。
[3]傅惜华：《汉代画像全集》二编，图232，巴黎大学北京汉学研究所。拓本出处的文字解释误认为山东省益都县城西北三十里稷山摩崖。
[4]朱江：《海州孔望山摩崖造像》，《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第6期74页。
[5]寄庵、人俊：《江苏省文管会调查孔望山石刻画像》，《文物参考资料》1954年第7期127页。
[6]连云港市博物馆：《连云港市孔望山摩崖造像调查报告》，《文物》1981年第7期。
[7]《连云港孔望山摩崖造像学术讨论会在北京举行》，《文物》1981年第7期。
[8] 丁义珍：《孔望山杯盘刻石考》，《文物》1984年第8期。
[9]参见《后汉书·楚王英传》。
[10] 《现代快报》2005年9月23日。
[11]俞伟超、信立祥：《孔望山摩崖造像的年代考察》，《文物》1981年第7期。
[12]阎孝慈：《论孔望山佛教造像的年代问题》，《考古与文物》1983年第3期。
[13]阮荣春：《孔望山佛教造像时代考辨》，《考古》1985年第1期。
[14] 李洪浦、武可荣：《海州石刻——将军崖岩画与孔望山摩崖造像》，文物出版社1990年。
参考文献：
1、 信立祥著：《汉代画像石综合研究》，文物出版社2000年8月。
2、 李洪浦、武可荣：《海州石刻——将军崖岩画与孔望山摩崖造像》，文物出版社1990年。
3、 连云港市博物馆：《连云港市孔望山摩崖造像调查报告》，《文物》1981年第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