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有道，则庶民不议
2016-07-16 19:43阅读：
提要信息：“天下有道，则庶民不议。”是孔子对建立理性社会的理想和追求，代表了儒家倡导的强化伦理道德、规范思想行为来治国理政的政治主张。同时，也反映了春秋战国的时代背景和诸子百家的思想学说。这是来自于对理想与现实这一古老两难的感慨，也是孔子的心灵之声。（作者：耿华）
这是一个天下无道的时期。
这句话是孔子在《论语、季氏篇》中说的。意思是如果“天下有道”—-国家治理和谐、社会秩序稳定、人民幸福安康，那么老百姓就不议论国家政治了。显然，这是一种假设，也是孔子心目中的理想社会和言行上的毕生追求。
事实上，孔子他老人家生不逢时，赶上的正是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大转变的春秋战国时期。这一时期，周王朝“封建制”礼崩乐坏，所分封的诸侯纷纷自立、建国称王，并通过经年累月的战争相互兼并。因此，这是一个战祸连年、百姓痛苦；社会动荡、国败家亡；贫富不均、民不聊生；政治黑暗、百姓愁怨的时代。用孟子的话说，是“世衰道微，邪说暴行，臣弑其君，子弑其父”的时代。一句话，这是一个“天下无道”的时代。
既然是天下无道，就不可能像孔子期望的“庶民不议”。相反，此
时社会到处充满了抨击腐败时政，反映民生苦难，企盼和平安康的种种“反对”呼声，用孔子、孟子的话叫“邪说横行、处士横议”。说实话，我不赞成所谓“邪说”的观点，既然那个时代如此“无道”，自然就有许多有识之士提出各种“不同政见”、发出各个“不同声音”，包括对社会政治、伦理道德和百姓民生等国家治理上的种种主张和众多观点。其时，近
500年的春秋战国（前
722年
—-前221年）的历史长河中，孕育产生了中国思想文化中的众多流派和思想大师；特别是从公元前5世纪到前3世纪末，产生了中国哲学文化思想中的儒家和道家这两个主要流派，而且它们只是许多互相竞争学派中的两派。在这时期中，各种思想流派、各种学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如此之多，以至在中国历史上称之为“诸子百家”。我认为这也是中国哲学史上的黄金时期。之后的司马迁在《史纪》中援引其父司马谈把“诸子百家”分为“儒、道、墨、法、名、阴阳家”六个学派；再之后的历史家刘歆把“诸子百家”分为十个门派，只是增加了“纵横家、杂家、农家和小说家”四家。
这是一个诸子百家的乐园。
如今，用历史的眼光回头来看，这些“不同政见”、“不同声音”（思想学说）即所谓“邪说横议”，应该是中国文化发展的重要过程、中国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映衬了时代的特征、社会的进步、历史的必然。所以，认识、了解一些这方面的情况挺有意思，也有意义。问题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文化博大精深，诸子百家众说纷纭，仅凭爱好就任性评说可能又多些“横议”。但是，越是复杂的就会有最简单的，办法总比困难多，所以不妨借用人们常用的“支持、反对和放弃”的“三分法”，简单分类、概括分析地尝试一下：
这是一个选择之难的社会：杨朱哭歧路，因为歧路可北可南，还易亡羊；墨子悲丝染，因为白发可染黄染黑，他们都是选择太多。而阮籍泣究途，则是因为没有选择。谁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时。
一是愤世忧时反对的。这当中，我认为就包括一批博学多识、忧国忧民、洞见治国理政和社会发展的时代精英和思想大家。如躲在荫蔽的大树底下（不入险境）、哼唱着“无为”（尊重规律）小调的道家及其代表人老子，看似一副柔弱不争、守拙藏愚的样子，然而骨子里却充满了对政府严刻的讥讽和批判；还有一些对政治饱含热情、对社会和制度充满不满情绪、赋有批判精神的“愤青”（这其中就包括林语堂所说的“本身是被统治的却操着统治者的心”），一批专与政府作对、总是与时政唱反调，吃了原告吃被告的名家学派人物；再就是触犯了当时的制度法律或伦理道德，危及统治者的政权和利益，如孔子当官时杀掉的少正卯，据说他的罪状是：“撮徒成党”（聚众结社）、“饰袤荧众”（鼓吹邪说）、“反是独立”（淆乱是非）。不知是否巧合，那个时代的古西腊西方哲学奠基者苏格拉底被判服毒自杀，主要罪状是教唆腐蚀青年、反对宗教传统（政府）、危害社会—-开创了人类文明以来政治宗教所谓“爱国者”反对哲学、迫害哲学家的先河。
这是一个代表着东西方文明文化先哲们殊途同“生”的时代
首先，老子激烈地批判统治集团沉重的苛捐杂税、变着法的“有作为”、“穷折腾”的挥霍浪费、以及黑暗的政治腐败，认为这是造成民不聊生的主要原因：“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轻死。”他关注民生，主张要缩小贫富差距：“天之道，损有余以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他强调要认识遵循“反者道之动”的这一人类和自然基本规律，懂得“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的物极必反的道理，“不自见、不自是、不自伐”，做到“知足不辱，知止不怠。”老子告诫当时的统治者，要裁撤废除过去本不该做的事情和制度，不要对百姓管得太多、统得过死：“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法令滋彰，盗贼多有”。可见，老子思想对当时的时政来说，具有重要的影响力和相当大的破坏力。
其次，同样与时政“唱反调、对着干”的、与孔子同时代的名家学派及人物，也具有老子一样的杀伤力。中国哲学中的名家这个学派也称为“辩者”，类似于西方哲学中主张相对主义、怀疑主义、否定论和哲学悖论的智者学派（诡辩学派）。上述《史纪》中司马谈在划分诸子百家派别中说“名家苛察缴绕，使人不得其意。”也就是说名家往往说一些似是而非、肯定又否定的话—-“然不然，可不可，困百家之知，穷众口之辩。”其中，与老子“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一样，名家人物邓析主张“天于人无厚也。君于民无厚也。”认为“凡民有穿窬为盗者，有诈伪相迷者，此皆生于不足，起于贫穷，而君必欲执法诛之，此于民无厚也。”可见这是对时势和政府的激烈反对。另外，邓析具有名家或西方智者共有的特点，就是擅长教人“打官司”—-诉讼。只要老百姓摊上大官司献一件长衣，遇到小官司送一件襦袴，邓析就可教他们如何打官司。如《吕氏春秋》讲了一个故事：洧河水灾，郑国一富人溺死。尸体被人捞起，向死者家属索要巨款，方肯归还尸体。死者家属向邓析求计，邓说：“不妨等待，因为没有别人会要那具尸体。”死者家属按邓析之策拖延等待。捞起尸体的人也去向邓析求计。邓析教他说：“不妨等待，因为死者家属只有来你这里，才能买回死者尸体。”
有意思的是，与中国哲学名家学派思想相近、且同期产生的西方哲学智者学派中，巧合一般地也有一位叫普罗泰戈拉的哲学家，也擅长诉讼、并招学生收学费，也有一个很有趣的故事：普罗泰戈拉深信自己的教学水平和诉讼能力，与一名穷学生约定，拿他首次承办案件收入偿付学费。但是这位学生学成之后没有开业也没还钱，于是普罗泰拉便诉诸法律以索回学费。他在法庭上辩道，那位学生不论是胜诉或败诉都得还钱：学生若胜就得按照原先约定还钱，若败就得依法判定还钱。不料这位被告竟然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他辩称，不论胜诉或败诉他都不必还钱：学生若胜则按照判定不必还钱，若败则按照原先约定不必还钱。
可以看出，中国哲学名家学派、包括惠施和公孙龙这二位名家代表性人物，他们的学说和思想是从事物的“实”（现实事物的形象和属性）或“名”（事物形象和属性之外的共相）出发，只注重事物一个侧面的相对性（特殊性）或绝对性（普遍性），割裂了事物整体内在的联系性和同一性（统一性），甚至像韩非子认为的那样，他们是对法律条款玩弄文字游戏，其与破坏法律并无二致。比如，惠施“合同异之辩”、“至大无外、至小无内”的相对论，强调现实中存在的事物都是不确定的、相对的、可变的，从而导致相对主义和怀疑论；公孙龙“离坚白”、“白马非马”共相论，强调“名”是绝对的、不变的，就如同柏拉图的“理念”论，认定“名”或“理念”是游离于客观世界而独立存在于另一个世界并且是绝对的，就是独立于时空的绝对存在。这样就成了形而上学的二元论。
二是厌世安命为己的。这一类主要指那些看透时势黑暗，心灰意冷，决心隐姓埋名的所谓“避世”的“隐者”。这些隐士有学识，有思想，往往通古博今且著述立说，关心政治且贬义时势，我行我素（追求率真）且讥讽政府，所以往往成为“邪说横议”的始作俑者。当然，作为广大难民的老百姓也在不断的逃避，不断的哀怨声吟，但他们逃脱不了乱世战祸和黑暗统治，那卑微的呼喊引起不了统治者注视，更不要说成为孔孟圣人“眼中钉”的“邪说横议”了。
作为隐士他们首先厌恶时政，更看不起关心国家、一心救世的孔子，认为孔子一切所为都归于徒劳。如一个叫晨门的隐士称孔子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同时，作为隐士他们又是远离世俗、欲洁其身、认为世道败坏、无可救药的失败主义者。一个叫桀溺的隐士对孔子的学生子路说：“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认为世道就像滔滔洪水那样四处泛滥，有谁又能改变它呢？所以他们远离世俗，循迹山林，过着他们厌世安命、自由自在的生活。
另外，比一般隐士还超脱，先与孟子的早期道家人物杨朱不但追求厌世安命、享受快乐的人生，而且还形成了“轻物重生”、“人人为己”的思想学说，并为这种人生态度寻到了一套理由：“古之人，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轻物重生—-“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胫一毛”；人人为己—-“拔一毛以利天下而不为”，这是杨朱同一思想理论的二个方面。在如此世道衰败，世事维艰的环境中尚能潇洒快活、苟且偷生，自然与孔子主张相背离，为孟子眼中所不容。
一方面，“轻物重生”—-“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胫一毛”，既是扬朱的思想学说，也是他的全生避害、不以物累的养生之道。杨朱认为：“今吾生之为我有,而利我亦大矣。论其贵贱,爵为天子不足以比焉。论其轻重,富有天下不可以易之。论其安危,一曙失之,终身不复得。此三者,有道者之所慎也。”也就是说，“生命是我自己的，活着才是最重要的。论贵贱,即使贵为帝王,也不足同生命相比；论轻重,即使富有天下,也不能同性命交换；论安危,一觉没醒来，一辈子就结束了。正是由于这三个方面的原因,有道之人特别珍惜生命。”失去一个国家，还有机会重建，但人若死去，就什么都没了。
另一方面，“人人为己”—-“拔一毛以利天下而不为”，这是杨朱的人生哲学。《庄子》中的一个故事也表达了这种思想：古时圣王尧想把王位传给一位叫许由的隐士，隐士拒不接受，说：“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犹代子，吾将为名乎?名者，实之宾也；吾将为宾乎?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归休乎君，予无所用天下为！庖人虽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许由的回答：“您治理天下，已经治理得很好了。我如果再来代替你，那我是为了名声吗？可是名声对实惠来说是次要的；那我是为了不重要的虚名吗？小鸟在森林里筑巢，也不过占一棵树枝；鼹鼠在大河边喝水，不过喝饱自己的肚皮。算了吧，天下对我来说没有什么用！厨师就是不做祭祀用的饭菜，负责祭祀的人也不会越俎代庖的。”可见，尧愿把天下白白赠送给许有也不要，更不要说要许有拔小腿上的一根毛来换天下。这正是杨朱人人为己的个人主义思想。杨朱预设了一个天下公平、世道公正的理想社会，这当中人人从自我做起，管好自己，做好自己，付出与得到都是根据自身实际来考虑。这样，人人为己，天下则安定，社会则和谐，个人则逍遥自在。这一思想与同期西方哲学家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主张社会中每一个人应在自己的位置、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就是美德与和谐、就能获得幸福的思想相近。
三是以礼治国救世的。属于这一类的应该是当时社会政治、伦理道德等各种思想门派的主流，而儒家思想、特别是孔子、孟子的学说和主张又代表着这一主流。孔子自言：“天下有道，丘不易也。”正是因为面对一个礼崩乐坏、战祸不断的“无道”世界，孔子才如丧家之狗，皇皇栖栖的周游列国，劝说诸侯，施行仁政，救百姓于水火，想把无道变有道。这是孔子的志向，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我认为，孔子最根本的思想或主张是构建一个理性的社会秩序。这与同时期西方哲学主张的以理性为基础的社会政治和伦理道德的学说不谋而合，如苏格拉底的“理性”、“善”伦理学，柏拉图的“理念”、“正义”论，亚里士多德的“秩序”“和谐”观等，都是建立在理性原则之上的。但是，孔子在提倡理性原则的同时，创新之处在于国家治理（政治）与伦理道德的融合，也就是说，治理国家、维护社会秩序是从伦理道德入手，伦理道德是基础，国家治理这个政治是建立在伦理道德基础之上的。这又与西方哲学主张的政治与法律的合一、即以法治国、法治城邦分道扬镳。或许直到现在，中国人注重的“能做什么”，显得比较随意、甚至“利己”一些，体现的却是自律；西方人注重“什么不能做”，显得比较刻板或则有点“利他”一些，体现的或是“他律”。孔子理性思想这一智慧创见，是基于他相信道德的力量，相信教育的力量，相信艺术的力量，相信文化历史的传统，相信人与人之间高度的道德标准，并坚信通过它们恢复和建立一个理性的社会秩序。那么，理性社会的核心或主要任务又是什么？
孔子这一理性社会思想的核心是要建立一种公认的是非真伪的标准—-伦理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即以礼治国。这也是儒家思想的中心问题，孟子就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这种规范和准则就是要重塑和推行仁、义、礼智四种“常德”，处理好人与人、人与社会和人与天的关系。孔子的政治主张是“为国以礼”，认为自己的使命是恢复周礼，同时也兼有创新。无论孔子著《春秋》用微言大义劝复礼，还是注“六经”编《论语》用格言警句喻新意，都围绕着恢复继承以往优秀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正纲纪、立标准、辨是非、明规矩。其实，人类文明发展中，每当遇到问题，人们往往从历史特别是黄金时期引证事例或引述思想，来确定当前观点或主张的合理合法性，特别是中国人“以史为鉴”、“温故而知新”特点尤为明显。这或许是孔子总是“盯着过去”的一个原因。这当中，孔子认为最有效、最直接的方法是“正名”。
就社会而言，孔子认为，一个社会要想恢复秩序、步入发展的正轨，首要的任务就是“正名”—-客观存在的种种事物、包括社会政治和伦理道德应当名实相符。正名就是澄清概念、明辨是非，拨乱反正、整肃纲纪，增强治国理政的协调性、统一性，促进社会的和谐。这类似于苏格拉底强调的了解事物首先要明白它的概念和定义，柏拉图主张的要认识事物存在的“理念”学说。孔子认为：“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可见，由于名不正，竟会导致纲纪不张，刑罚不中，百姓懵懂。难怪卫国国君托人问孔子，治国施政首先要做什么？孔子回答：“必也正名乎！”（一定要先正名分。）可是要正名的多了去了，又从哪入手呢？孔子对齐景公问政的回答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是说，君、臣、父、子的名子，都代表着一定的社会关系，包括了社会各阶层的每一名成员，都含有一定的社会责任和义务。如果人人都尽了责任与义务，就能处理好帝王与百姓、国家政府与百姓、家族与成员、个人与个人的关系，这就是“正名”。可见，这是孔子主张的智慧，仅仅一个君臣父子的社会关系，就明确了治国理政的要旨，描绘出和谐高效的社会愿景。那么，处理好“正名”这种社会关系的根本任务又是什么呢？
就个人品德来说，它是正名的根本，也是社会关系、伦理道德（“礼治”）、理性社会的根本。看到了这一根本，是孔子的智慧。所以，孔子强调“仁”和“义”，主张“忠”与“恕”。其中，认为“仁”是人的品德行为中最重要、最本质的，是社会伦理的基础。一方面，对于“仁”的本身来说，孔子认为“仁”就是做人的原则，“仁”就是“人”，这是由人的特性决定的。能够洞见到这一点的还有亚里士多德，他认为人类之所以区别动物、主宰世界就是因为人本身具有的潜能特性；苏格拉底也认为：从人的智慧特性来说，一个人作为人而优秀、而且作为一个完整的人而优秀。另一方面，孔子认为，“仁”的实践、就是人的言行要符合“忠恕之道”，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推己及人这是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为人着想这是恕。忠恕之道又叫“絜矩之道”，就是说每个人做事都有衡量行为的一把尺度，既衡量自己也衡量别人。这是做人的品德，也是作为一名社会成员的责任和义务，体现了孔子关于人类社会的思想道德学说。
一句“天下有道，则庶民不议。”道出了孔子孜孜以求的以礼治国的心声，也表明了孔子面对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型后这一大背景下的忧愤和抉择。也正是对这种“邪说暴行”、“处士横议”的忧愤，对这种来自心灵呼唤的以一贯之的抉择，才成就了孔子尊重理性，强调人的能动作用，强调社会伦理道德价值，提出了“为国以礼”的思想。如果说诸子百家是当时中国思想文化的大船，那么孔子等儒家思想就是它的压舱石，引导着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主流方向。如果说诸子百家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一座大厦，那么孔子儒家思想就是它的拱顶石。至此，很难想象，若是“天下有道”了，若是“邪说”“横议”没有了，甚或是诸子百家也没有了，哪会是怎样一个没有人类思想的真空社会。显然，这是不可能的。孔子也是这么说的：假如“天下有道，则庶民不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