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迹何在？ ——靳以名作《圣型》解读
2009-08-14 17:44阅读：
“圣”迹何在？
——靳以名作《圣型》解读
石 健
靳以（1909－1959）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著名编辑家，同时也是一位高产作家。目前关于靳以的研究还很不够，并存在大量误读现象，这与对其成名作《圣型》的理解偏差有很大关系。要更深入全面地研究靳以，对《圣型》做出正确解读是必不可少的。
一、“圣型”背后的隐痛
短篇小说《圣型》原载1933年8月1日《现代》第3卷第4期，是靳以的成名作。在哈尔滨寒冷的深秋，“我”收留了一位醉卧街头的俄国女子，并在生活上给了她无私的关心，可在与其共处的日子中，发现她抽烟、酗酒、跳舞、说谎，一切都是“我”所素来厌恶的。女子最后拿走了“我”珍视的物品一去不返。
这篇作品一直被公认为传递了一种同情弱者的博爱情怀，如杨义先生在小说史著中就认为该作体现了“一种圣洁的人道主义同情”
[①]
；甚而有人认为小说是写男女主人公“在共同的寂寞与孤独的心境下一起生活，相互同情，相互慰藉，由此产生的神圣而纯洁的温情和友爱”
[②]。这都是颇为值得商榷的。
那么，“圣型”到底“圣”在何处，“型”何所依呢？
关爱与同情在痛苦中挣扎的底层人民，批判与反抗一切残暴压迫的人道主义情怀，是“五四”以来新文学的宝贵传统。作为30年代初走向文坛的靳以，当然也继承了这一传统。但是，靳以批判黑暗现实的方式又是相当独特的，即出之极端暴烈的笔触，甚而时常流露出毁灭一切的欲望，这不得不在他的早期爱情小说创作中寻找源头。
靳以大学毕业不久，即承担了《文学季刊》与《水星》的主要编务，同时也取得了创作的丰收，仅在1933－1934一年间，《圣型》、《群鸦》、《青的花》、《虫蚀》四部短篇小说集相继出版。作品多写青年男子为失恋折磨得痛不欲生的爱情故事，透露出浓重的感伤、绝望与憎恨，如：“从那一次的刺激之后，他就成为这样子了。他对于所有的女人都怀恨……”“现在他是不懂得如何去伤心了，假使他能追想过去的人，悲伤一时不能离开他，而生活成为更黯淡的了！”（《女难》）从“女难”、“青的花”、“黑影”、“祟”、“旋”、“灰晕”这样的标题，也可以明显看出作家的创作题旨与情绪状态。这些小说很快就引起了评论界的关注：“作者一向是以善写哈尔滨白俄生涯为人所知的。那种流离落魄蕴藏着一切可能的伤感故事。”
[③]
值得注意的是，靳以在这些创作中流露出相当浓厚的男权色彩，对女性的谴责常是极端偏激和情绪化的，如：“对于这女人的特性，君是早已深知的了：倔强，骄纵，诈伪，放浪，善于挥霍……她对于爱的施与是普遍的，只要她能得着物质上的满足。”（《结束》）
这些早期小说深深融汇着靳以个人的隐痛：在大学相恋多年的女友因其选择文学道路最终无情地与其分道扬镳。
[④]曾与靳以共同编辑《文学季刊》的巴金这样回忆：“那个时候我们的文章里都带了点忧郁的调子，他的忧郁气更浓。他在个人的感情生活里受到了伤害，还没有完全摆脱那些痛苦的回忆。”
[⑤]《圣型》与多以自叙传形式出现的早期爱情小说主旨完全相同，这正是理解该文的关键所在。
二、“圣型”——自我影像
《圣型》正是通过“我”对堕落女性失败的救赎，验证其不可救药的恶德，文本的种种细节都莫不昭示于此：
尽管“我”也曾对人称“她是一个可尊敬的女人”，但是女人的日常表现不但令“我”失望，也极大地引发“我”对逝去恋情的精神刺痛。当看到她吸烟，“这给我一点更大的追忆！我的心在打着抖”；她要求去跳舞，“这对我又是一件可怕的事。为了一点原因我厌恶跳舞像厌恶毒蛇，甚至于在听见了这两个字的时候我都怕钻到我的耳朵里，毒了我的神经”。尽管女人也自称上了男人的当，但其行为则完全摧毁了使“我”进一步接近和同情她的基础。此人最终令“我”厌烦，并使“我”得出了明确的结论：“来欺骗人原是女人最专长的艺术。”也正因如此，在结尾对女子的不义之举，“我”先是愤怒，“可是渐渐地我笑了，我独自傲然地笑着，我觉得这并不是一件希奇，也并不该引以为怪的事。”
《圣型》甚至在一开篇，就已经对主题作了较为明显的暗示：“我穿过了没有行人被灯光照得更寂寞的大街，就到了我那条湫隘的街上。那条街是沉在无尽的黑暗之中，像是没有一个生物。”显而易见，“我”由于“吃了女人的苦”而正处于无尽的哀伤之中，故事的全部莫不围绕主人公这一心境而展开。
这样，有些隐晦的标题的涵义也就清楚了：男主人公家里挂着弃他而去的恋人肖像，那只不过是神圣而美丽的幻影而已，现实中的女子只给他带来无情的伤害。真正的“圣型”，乃是通过沾染了种种恶习的女子，反衬“我”的品性高尚圣洁。结合同类创作，“圣型”正是自我中心主义强烈的作家个人影像之投射。
参照另外两篇具有类似情节的同期小说，《圣型》的真实意蕴就更明显了。在《沉》中，出现了男主人公在颓废与茫然中到舞厅消磨时光，并与俄国舞女逢场作戏的场景。另一篇小说《林莎》，也是写爱情受挫的“我”与一位曾欺骗过男子情感、后沦落风尘的俄国女性的交往。该作对林莎的境遇确实表达了一定同情，但还是常有这样的表露：“人到了经过一点事，除开那些有狭小的心的女人们，对于喜和怨，都成为淡淡的了”；“若是肯稍稍减去些心里对女人的憎恨，也许同情就能更多一点。”对背叛女子的成见，以及为摆脱痛苦自我劝慰的心声无不清晰可辨。
综上所述，《圣型》中的人道主义同情因素即使存在也是较为稀薄的，更多传递出的则是年轻作家无法释怀的情感伤痛。早在30年代，王淑明在为《圣型》集所写的书评中即指出，《圣型》等书写异域人物小说的问题在于：一是“像这样的题材，已被人写得太多了”；二是虽然作品以异域的氛围“保留着许多罗曼蒂克的气氛”，其实还是“描写着平常的男女关系”；三是“取材的奇僻险窄似乎让作者在这方面的偏向，更无限止的发展下去，则将来会容易为这样的局限性所拘囚”
[⑥]。这对靳以不失为一种相当敏锐的警醒。
三、“圣型”的恒久印迹
在作家的创作中，经常出现这样的现象：“现时感受与往日感受间的距离像被施了魔法，奇迹般地变成同时的感受。”
[⑦]饱含个人情感体验的早期作品，就在极大程度上锻造了靳以的整体创作取向。
个人情感中的阴暗感受，与30年代社会批判文学思潮结合在一起，使靳以的创作呈现出强烈的现实批判色彩，同时鲜明地流露出对人类的失望与厌憎，这些又是以一种极端情绪化的手法来表现的。在《没有用的人》中，也曾吃过女人苦的男主人公已经将心中的怒火向更广的对象蔓延。他曾受过迫害，此后躲在家中不和任何人往来。小说并没有具体揭示人物受到迫害的缘由和过程，而他最醒目的举动就是时常无比激愤地发泄心中的不满：“你以为这世界上还有公平这两个字吗？”“你可以不可以告诉我，什么地方没有人类？”“我厌恶人类，我恨人类！”
靳以在此后许多作品中，都提及自己对别人倾力付出却收获无情伤害的事例，绝望与忧愤溢于言表。把人类的邪恶与自己所受的伤害嫁接在一起，这种单纯的愤世嫉俗和怨天尤人，也是早期爱情小说中典型自恋心态的折射。
当关于人性恶的观念发展到极致，靳以在作品中令人瞩目地对人类原罪进行了天启式的终极审判，而其惯常征用的手段，则是亘古以来象征毁灭的恒常意象——水与火。小说《洪流》（1935），以1930年代哈尔滨大水灾为背景。开杂货铺的刘掌柜被日本人抓去修江堤，她的妻子最终却点燃了当地富人的楼房，作为时代背景的民族矛盾则完全淡化了。刘妻莫名的激愤行为显示，作家已无暇顾及艺术逻辑，而是让郁积在心中的愤怒，来了一次充满暴烈色彩的总爆发。正如靳以本人对《洪流》及刘妻怪异形象的解释：他的批判对象是“这虚伪的社会中”的“十足的伪善者”，“就因为这过度的愤恨在胸中的滋长，结果她就作了失常的事。”（《〈泥路〉序》）在水与火的交融中，惩罚一切丑恶的人类，才是小说的最终指向。
在40年代的小说创作中，靳以更加彰显毁灭欲望浓厚的末世论色彩，如在《人们》（1942）中大声疾呼：“我只希望神话中的洪水再来一次，连那个挪亚的方舟也吹翻了，使人类从这个世界上完全消灭吧！”
靳以在首部小说集《圣型》序中写道：“无论如何，当我自身在最得意之中，也没有把人生看得如何好，静下心来的时节，总有那淡淡的阴影，在我的眼前。为着一时过分的悲痛，文笔也就立刻成为一个烈性的汉子，渐渐地，却仍然能平下去。这原因是我早就知道了人生是什么。”可以看出，靳以的文笔不但难以“平下去”，而且常常表现得相当“烈性”。如果忽视这一点，就会对其整体创作风格做出同样背离事实的判断：“这是一个平凡的小说家。……他的形象世界没有恶的极致，也没有善的极致，却有契诃夫式的柔和的忧郁。这种美学风格无疑反映着作者对生活的理解，——理解也那么平凡。”
[⑧]
长期以来，提到靳以都会以《圣型》为例对其加以人道主义的简单概括，这无异于遮蔽了其独特之处：呼唤光明与正义，是通过对人性恶的无情揭示与惩治，以极为暴烈的笔触来实现的。人道主义具有丰富的层次，诚如阿伦·布洛克在评价19世纪文学时所说：“……一方面是人类经验的令人丧气的普遍情况，另一方面却又是人类在自信心、承受力、高尚、爱情、智慧、同情、勇气方面能够达到非凡的高度，这两者的对比一直是人文主义传统的核心。……伟大的小说家和戏剧家在人文主义传统中所扮演的角色，就是生动地提醒我们看到这个对比和这个可能性。”
[⑨]靳以由早期爱情小说所洐生的批判性作品，多是不能摆脱情绪困扰的产物，看到人生的阴暗面居多，充满了浓厚的悲观主义与怀疑主义，这与具有博大悲悯情怀的优秀人道主义作品是有一定差距的。
综观靳以的作品，以全面毁灭为主要手段的无政府主义色彩也相当浓厚。鲁迅在谈及《工人绥惠略夫》中具有同样倾向的主人公时曾说：“然而绥惠略夫临末的思想却太可怕。他先是为社会做事，社会倒迫害他，甚至于要杀害他，他于是一变而为向社会复仇了，一切是仇仇，一切都破坏。中国这样破坏一切的人还不见有，大约也不会有的，我也并不希望其有。”（《华盖集续编·记谈话》）这实乃饱含隐忧的深刻预见。非好即坏、全面否定对方的二元对立思维，以及破坏大于建设的极端化倾向，在包括文学在内的中国近现代文化进程之中，是绵延不绝的。
今天对《圣型》做出正确解读的意义，就是要重视靳以早期爱情题材小说对今后创作的重要影响，从而对其整体创作的思想和风格做出更为准确的把握。靳以在创作中产生的偏颇有其独特的个体性，在现代作家中又具有一定的典型性，简单地贴上某种“主义”的标签显然是不够的。由有关靳以研究所带来的反思，则是常被忽视却实在必要的老生常谈：只有细致、深入、全面地对其作品进行发掘，才能对一个作家做出真正切合实际的理解和定位。
注释：
[①]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第二卷）第648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
[②]朱寿桐等：《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史论》第396－397页，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2年版。
[③]萧乾：《〈虫蚀〉里的三部曲》，载《大公报·文艺副刊》1935年1月27日。
[④]参见南南：《从远天的冰雪中走来——靳以纪传》“失恋”一节，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⑤]巴金：《他明明还活着》，载《收获》1959年第6期。
[⑥]王淑明：《〈圣型〉》，载《现代》1934年4月1日第 4卷第6期。
[⑦]［法］保尔·利科：《虚构叙事中时间的塑形》第261页，王文融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
[⑧]赵园：《艰难的选择》第180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⑨]［英］阿伦·布洛克：《西方人文主义传统》第164－165页，董乐山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
载《社会科学论坛》2009年第7期（下期·学术研究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