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包世臣书法流派及其现象
2007-06-22 09:08阅读：
论包世臣书法流派及其现象
金
丹
[内容提要]
本文由何绍基言及的“包派”论起，首次从零散的文献史料中梳理出包派的名单，一个具体的包派逐渐清晰地浮现出来。包派的形成是一种区域文化现象，而这个区域正是以扬州为中心的，本文指出区域文化所具有的局限性和一定的保守性。我们离开包世臣的时代已有两个世纪，学术界对清代学术史有了进一步的研究，整个社会科学研究也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对于清代碑学也应当作出深入研究，客观地讨论它在书法史上的得失，而包世臣是清代碑学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人物，对包世臣书学的深入研究显得尤为必要，只有对包世臣的认识准确，才能对清代碑学的认识有准确而完整的把握。
[关键词] 包世臣 书法
流派 现象 批评
论述包世臣书法流派是源于何绍基的一则题跋，就是所谓的“包派”。他说：“包慎翁之写北碑，盖先于我二十年，功力既深，书名甚重于江南，从学者相矜以包派。”何绍基只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信息，于是，有必要考察一下在当时是不是存在着一个包派？除包世臣以外，到底有哪些人？在哪里活动？他们的作品面貌怎样？影响怎样？一连串的问题需要我们去解答，需要我们从散佚的零星史料中去还原历史。
包世臣在《艺舟双楫》中提到有这么一群人的书法能与他能乱真：“《述书》、《笔谭》稿出
，录副者多，江都梅植之蕴生、仪征吴廷飏熙载、甘泉杨亮季子、高凉黄洵修存、余姚毛长龄仰苏、旌德姚配中仲虞、松桃杨承注挹之，皆得其法，所作时与余相乱。”既然能得包氏之法，又能乱真，那么他们当就是包派中人。《清史稿》中也记载有学习包氏之法的同样的名单，出处当是包世臣的《艺舟双楫》中的上述一段。于是，从这些名单入手，进而展开进一步考察。
1．包派在扬州
名单中提到的江都、仪征、甘泉均隶属于扬州。清代的扬州府，辖州二：高邮、泰州，辖县六：江都、甘泉、仪征、宝应、兴化、东台，其中江都、甘泉皆附郭。
时值清末民初的扬州人董玉书在《芜城怀旧录》中说：“嘉道年间，安吴包慎伯客扬州最久。同时吴让之、杨季子、梅蕴生皆得安吴之真传。安吴《小倦游阁法帖》中，载有《答熙载九问》、《答三子问》。三子者，黄修存、梅蕴生、朱震伯也。吴让之有《如愚图》，万袖石画，包安吴题，图藏倪蓬仙家。重宁寺海云和尚亦学安吴书。一时风尚，流衍至今。”这段话写明了在当时的扬州学包世臣书体的人很多，吴让之、杨季子、梅蕴生、黄修存、朱震伯、海云和尚等。一时风尚，说明很流行。
（1）吴熙载
吴熙载是包派中的杰出代表，也是清代碑派书法的杰出代表，他虽然是包世臣的弟子，他的书法艺术成就实际上在包世臣之上。
吴熙载（1799—1870），原名廷飏，字熙载，后更字让之，一作攘之，号晚学居士、晚学生、方竹丈人。祖籍江宁（今南京），自父辈起移居仪征，后寓居扬州、泰州。道光十八年（1839）为浙江姚伯昂幕僚。著有《通鉴地理今释稿》、《师慎轩印谱》、《吴让之印谱》、《匏瓜室词》等。《清史稿》卷五百三有传。
吴熙载长期居扬州，时与名画家王素同居石牌楼观音庵，自署其斋曰晚学斋。时人求其作品，士大夫家非以王素画与吴熙载书相配不可。其书法篆刻与陈若木画、龚午亭说书被称为“扬州三绝”。善设色花卉，又精于金石考证。道光时受宿迁王惜庵之托，续刻高凤翰《砚史》。道光二十九年（1849），分典扬州文汇阁秘书，并分辑《南史注》。太平天国时，扬州文汇阁毁于兵火，吴熙载始移居泰州，晚年生活境遇颇差，自述“有子有孙，鳏寡孤独；无家无室，柴米油盐。”最终死于僧舍。
吴熙载是包世臣的入室弟子，从他的斋号“师慎轩”中可以看出他对其师的尊重。
包世臣和吴熙载的关系极为密切。包世臣有《致熙载札》两页传世，现存日本，无纪年。见于记载的，道光十一年（1831），包世臣57岁，吴熙载33岁，包世臣撰成《答熙载九问》，回答了吴熙载的九个问题：关于真书的篆分遗意、草法、牝牡与气满、结字与章法、大字与小字、一波三过折与直来直去、匀净与势、方圆与繁简、烂漫与凋踈。道光十三年（1833），包世臣在看了吴熙载所刻“观海者难为水”六字印后，为作《大江东去》一词记之：“谷王西受，百川灌，骄尔天吴何物。水立漫空，凝望处，遮断蓬莱绝壁。似此奇观，终归想像，古憾焉能雪？回头眙愕，悔年来自称杰。
休问沟浍皆盈，咄喈时雨，集纵横雄发。立涸贻羞，无本者，都付浮沤兴灭。万派源泉，一齐东注，齿齿真梳发。烟云光里，洗来双眼如月。”
道光十三年（1833），包世臣在《与吴熙载书》中又和他谈到“裹笔不裹笔”的问题，认为自己学裹笔二十年而后得，又十年，乃见裹笔与用逆相近而实悬殊。在信的末尾，他又希望吴熙载“有暇望过我面悉”，吴熙载善问，他又乐于将自己的经验和他交流。道光十五年（1835）六月十三日，包世臣赴江西，取道扬州，李兰卿、刘孟瞻、吴熙载、王西御、王勾生、梅蕴生集钞关署为其饯行，有诗记事。这年包世臣还与刘文淇、吴熙载、梅植之等在扬州补作黄庭坚生日会。道光十九年（1839），包世臣应吴熙载之邀为其父吴明煌作《清故处士吴君星宇墓表》，其中盛赞吴熙载：“子廷飏，仪征县学生员，博学多能，书法尤卓越。君家单传三世矣，廷飏年甫壮，文行为侪辈所推，又已举歧嶷子三。君承文学君教，两世皆有隐德，将于是乎食其报。”可见在道光十一年至十九年这段时间他们的交往比较频繁。
吴熙载擅各体书，客观地评价他的书法成就，成功者是篆书、隶书，篆刻也颇有成就，别开一家风貌，为世人所重。不成功的是楷书和行草，均学包世臣，恪守师法，未敢越雷池一步，由于取法不高，没有大的成就，甚至有些拙劣。近人马宗霍评其：“行楷束缚于安吴（包世臣）之法，偃锋裹墨，寝状可憎”是有一定道理的。何绍基也由于对包世臣的轻视进而牵涉到吴熙载，在他人的笔记中有这样一则记载：“子贞晚游扬州，时定远方子箴为运使。方书宗平原，与贞老意合。何有议论，方辄左右之。安吴高弟吴让之老矣，栖于佛寺，求书者踵接，吴赖以赡家。贞老闻之极不平，谓方曰：“吴某其师尚不懂笔法。况吴邪？”方抚掌称善。渐传于诸鹾贾之耳，吴之声价顿减。恶其人者，憎其绪馀，殆何之谓矣。”实际上，包世臣对笔法的理解深深影响着吴熙载，从吴熙载咸丰四年（1854）楷书《重修泰州城隍庙正殿记》（图二）来看，他虽离开包世臣多年，但包派之风犹存。在包世臣的《国朝书品》中没有列入吴熙载的名字，实际上，吴熙载的篆书在邓石如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颇有自家面貌。
（2）梅植之、杨亮、黄洵、朱鋐、毛仰苏
梅植之（1794—1843），字蕴生，号嵇庵，人称蕴先生。江都（今江苏扬州）人。道光十九年（1839）举人，与吴熙载同为浙江姚伯昂幕僚。少勤学，家贫无书，手自抄写，工书善琴。著有《嵇庵诗集》十卷，《嵇庵文集》二卷。《清史稿》卷五百三有传。
梅植之旧居扬州三元宫旁，操行耿介，他的诗、琴在当时的扬州颇负盛名，董玉书称其“以诗鸣江淮间”。梅植之与著名学者黄承吉、刘文淇交游甚密，与吴熙载、王御西、王句生并称为“黄门四君子”。他死后，刘文淇为其撰《清故贡士梅君墓志铭》。
梅植之以诗见长，在他的诗集中有几首是关于包世臣的，有诗《题包慎伯先生授笔图》：
清影苍苍散寒碧，风皱秋湖练纹白。
先生坐授女郎书，窈窕云鬟侍瑶席。
明眸善睐含流光，脂痕交渍松烟香。
低腰取试簪花格，钗股参差论短长。
似能不能解犹未，皓腕擘笺看指臂。
灵犀一点到毫端，不管鸳鸯藕花睡。
画师神妙入虚无，顾陆张吴恐未如。
恰从三尺溪藤上，传出安吴执笔图。
对于其师包世臣的书论，梅植之自然是钦服无比的，这在他的诗稿中也有所反映，他在读了包氏的《述书》以后，有《题慎伯先生述书》诗三首：
开源上蔡与陈留，体势风情各不侔。
解识毫端龙虎气，断碑须向北人求。
从来分派有锺梁，昭穆孙曾若雁行。
不意欧虞新缔构，千秋数典竟相忘。
语入精深妙悟开，十分功力见真才。
书裙削板空何益，亲向安吴问诀来。
道光二十三年（1843）九月廿四日，梅植之卒于里门。次年，包世臣作《梅蕴生传》，在文中评价他：“孟瞻之言曰：‘君工书善琴，而所嗜尤在诗。’君之嗜诗固也，然君诗在扬州为杰然于侪辈耳；而书则不囿于地与时，足以排突百年来之宇内英贤；琴则冥追千载，悟入古初，又出书之上远甚。君书跌宕遒丽，颇宜观者，然煆炼旧拓，必见其血脉所注，精气所聚，使奔赴指腕下，则非观者所能知，熙载与君同昌江左遗法，所得至深醇，而持论每不敢先君。”道光二十四年（1844）包世臣在重作《本朝书品》时，将梅植之的行书增补入“佳品上”之中。
从梅植之书赠其师弟吴熙载的行书条幅《结庐在人境》（图三）和其它作品来看，他的书法远不能和他的诗相提并论。他的诗才情洋溢，清丽绝俗。他的书法显得力不从心，拘谨中有造作之态，明显属于那种书法不能自由表现的初级状态。他的作品呈现出来的风貌，完全在包世臣书法的框框之中。可见包世臣评其书法“不囿于地与时”是不切实际的，他不但囿于地（扬州）与时（当时），而且囿于包世臣的书法及其理论，包氏说他“足以排突百年来之宇内英贤”就更加有溢美之嫌了，包世臣喜大言也由此可见一斑。
杨亮（？—1853），字季子，江都（今江苏扬州）人。杨捷五世孙，监生。《清史稿》称：“亮，世为将家，袭骑都尉世职。笃学敦行，江、淮间士大夫多称之。书亚于熙载。”性嗜古书，工诗及古文辞，取法汉魏。游京师，从大兴徐松受西域舆地之学，研究精审，徐松谓其学有替人。曾千里归故友之丧，人高其行谊。咸丰三年（1853）太平军攻克扬州，绝食而死。著有《围城日记》、《蒙古道里考》、《世泽堂诗文集》。
杨亮与梅植之交游甚密，在他给梅植之的信中提到他师从包世臣的大约时间，是在二十岁之前。杨亮在《与梅蕴生书》中说：“亮年十八九，君廿馀，其相得于逆旅中，后遂交溥泉、识练江于其坐上。是年亮受知包子，一时与游者若季怀，学有师承……”包世臣给青年杨亮以文学等各方面的指导，当然也包括对他书法观念的引导和具体书法技法的指导。杨亮的书法时与包世臣乱真。
包世臣在嘉庆二十二年（1817）有《与杨季子论文书》、《再与杨季子书》，谈论文学。
道光九年（1829）六月廿四日，杨亮等包世臣的弟子们参加了包氏母夫人的生日宴会，“而江都张芰塘、李练江、殷古农、梅蕴生、仪征刘孟瞻、毕春原君辅乔梓、王西御勾生昆季、吴熙载、张司衡、甘泉杨季子皆在，盖扬城之学人才人备于是矣。”
包世臣有《答三子问》，三子者，梅蕴生、朱震伯、黄修存。梅蕴生前文已述，还有两人需要弄清。
黄洵，字修存。高凉人，曾居扬州。生平不详。道光十三年（1833），包世臣在见了黄洵所藏宋搨《虞世南孔子庙堂碑》后有跋：“贞观刻在北宋已不可得，余前得南宋库装王覆本，北宋拓者，已足见永兴嗣法大令之血脉所在，后其本归闽中伊氏，廿馀年思之不置。……永兴面目似右军，神理则大令，抽锋杀字，故肆豪迈，古人谓得王筋者，岂不以具牵掣劲健，骏快奕奕洞目耶。然亦稍异右军，逊于渤海矣。修存知书而得此，故具以讯之。”此时59岁的包世臣虽已致力北碑，但仍对唐碑十分喜爱，他于唐碑的很多认识对黄洵当有很大影响。从黄洵作品来看（图四），他于北碑下过功夫，其行草书颇类包世臣。
朱鋐（生卒年不详），字震伯。江都人（一作仪征人）。诸生，善刻竹，尤善刻扇骨。精隶书，印法邓石如，笔意生动。有士气，负性傲岸，不屑随吴熙载后，又不愿见世官殷贾，因而连扬州人都不甚知之。著有《月底修箫谱》二卷，道光十七年（1837）刊，包世臣为其作序。《清词综补》中收录其《南歌子》一首。
朱震伯应是包世臣的弟子，曾与吴熙载一起参与为包世臣《十七帖疏证》的钩摹。
在道光十一年（1831）包世臣写就的《答三子问》中，黄修存问：
先生薄吴郡书，而常举其言为学者法，其所谓察之尚精，拟之贵似，先察后拟者，将毋必能察而后能拟耶？敢问古帖真伪优劣，如何能精其察？
梅植之问：
先生言察古帖之术，微妙至不可遁。自宋至明，真迹流传者，真伪尤杂，仍用是以察乎？抑别有术乎？
朱震伯问：
善哉！先生之言察也。敢问拟其术从何始，于何终？
包世臣均一一作了详尽的解答。
道光十五年（1835），当包世臣将赴江西任职，早发登舻北望，很有感慨地回忆起初来扬州时与黄洵、梅蕴生、朱震伯、吴熙载、刘孟瞻等人的交往：
忆余初游邗，诸君童或丱。
及今当远别，伟矣皆英彦。
刘生备三德，手胝破万卷。
黄生工五言，建安风不远。
文藻盛梅生，挥送追中散。
超妙能入神，吴朱书同擅。
也就是说，包世臣看着他们长大，并且培养着他们成长，以至于“及今当远别，伟矣皆英彦”。据包世臣自述，他们当中有多人的书法时与包世臣乱真。
毛仰苏，字长龄，余姚人，生平不详。包世臣在《毛节母传》中说：“扬州药肆有毛长龄者，以善书名阛阓。及见仪征吴廷飏书，尽弃所学而学之。吴君书出于予，因介吴君问笔法，诚笃好学，安安而能迁，君子之徒也。”毛长龄应是吴熙载的弟子，他通过吴熙载，进而得包氏之法。他曾临摹包世臣所临的《书谱》(图五)，完全用包法，得其形似。
董玉书在《芜城怀旧录》中提到重宁寺有个海云和尚也学包世臣书。重宁寺是扬州名刹，在天宁寺后，还来小筑西偏，建于乾隆年间。寺本“平冈秋望”旧址，御赐额曰“万寿重宁寺”。和尚的生平暂无考，事迹也不详，从梅植之《嵇庵诗集》中可知他是梅植之的师辈，并且交游甚密，梅植之有诗《题海云和尚图卷》：
我师名海云，图绘海云状。
学化自西教，悟入虚空藏。
狂波故无碍，驰气讵有向。
耽寂见性始，云何为翳障。
况复事文字，妙品本无上。
吾与方外游，拂披再三望。
和尚的书法也未见，可以想见也是包世臣一路风格。
2.其他包派中人
——姚配中、杨承注、吴礼北、刘廉方、沈用熙
安徽姚配中也是包门中名气较大的一位。他的知名度来源于他的书法理论。
姚配中（1792—1844），字仲虞，安徽旌德人。包世臣弟子。道光时诸生，治经学时推精审，工书嗜琴。著有《周易姚氏学》、《琴学》、《书学拾遗》。
姚配中的书法学包世臣，26岁时得包氏法。他有这样的学书自述：“丁丑（1817）游扬，就正于包世臣慎伯，见其作书，闻其言论，而得包氏法。又获邓石如篆、隶、八分，因窥邓氏法，皆溯源揣本者也，法则备矣。”
嘉庆二十三年（1818）44岁的包世臣作《与金坛段鹤台明经论书次东坡韵》，姚配中有诗和包世臣：
书学箴秘多，启龠恃有我。
我气果浩然，大小靡不可。
使转贯初终，形体随偏椭。
如松对月闲，如柳迎风娜。
请言使转方，按提平且颇。
注墨枯还荣，展豪纠异裹。
尤有空盘纡，与草争眇么。
草原一脉承，真亦千钧荷。
真自变欧禇，抽挈同发笥。
门户较易寻，授受转难伙。
愧余玩索频，徒戒临摹惰。
行之虽有时，至焉每苦跛。
先路道恳勤，遵途骋駊騀。
旨哉双楫篇，后尘附诸左。
和诗可以看出他对包世臣的《艺舟双楫》的崇敬态度。姚配中对包世臣的书法理论深信不疑，称其为“换骨金丹，服半剂便成地仙者”。他在所著的《书学拾遗》中继承和发挥了包世臣的书学理论。
他还有感于前人论书都基于坐书，他以隋智果《心成颂》为立书之法，撰《立书法说》，为写大字确立方法。对站立写字时的腰、腹、足、臂等各部分的情况作了研究，深得包世臣赞赏。特别是对绞转、翻转及立书之法，丰富了包世臣的理论，为清代碑派书法提供了重要的技法概念。
道光二十四年（1844），70岁的包世臣回忆道：“仲虞自离扬州归旌德，阅十数年”。又说“今年首夏过其家，仲虞出其说智果《心成颂》文，谓此乃传立书之法，拨镫止宜于坐书，至长幅大字，不得不立书者，则其法著于《心成颂》。……非仲虞之精心锐思，不能及此，此益可证两棒师语之通于书矣。”
包世臣在姚配中去世后，作《清故文学旌德姚君传》，在文中评价他：“君又嗜书，为《书学拾遗》四千馀言。又注智果《心成颂》，以传立书大幅执笔之法。又和余《论书次东坡韵五言十四韵》，实如受亲法于晋、唐诸公，扫宋氏以来谬说，而自书亦足践其言，时流无以比者。”
杨承注，字挹之，松桃人，生平暂无考。书法时与包世臣乱真。因包世臣有“《述书》、《笔谭》稿出，录副者多，……松桃杨承注挹之，皆得其法，所作时与余相乱。”
吴礼北，生平暂无考。包世臣弟子。王伯恭《倦庐随笔》记载：“道光以来，盛行六朝书法。包慎伯首开其先，自任为坛坫之主，门人吴让之、吴礼北辈益衍其绪……”
刘廉方（1820—1843），阳湖人。包世臣在道光二十四年（1844）回忆他在七年前为刘廉方临颜真卿《祭侄稿》的情形：“此丁酉（按：道光十七年，1837年）夏临平原稿书，而刊其错误，以应阳湖刘廉方者。廉方好学治古文，工北朝书，于仆笔法尤为笃嗜，而忽以癸卯夏旅化于浙，年廿三岁，录此为之垂涕。”英年早逝的刘廉方笃嗜包世臣笔法，作品应是包世臣一路风格。
沈用熙，安徽合肥人，明经，书法得包世臣真传。《清史稿》称“合肥沈用熙最后出，至光绪末始卒，年近八十。毕生守师法，最为包门老弟子。”包世臣曾赠其永清笔大小五支。李详《药裹慵谈》卷一载：“安吴以永清笔大小五支，赠合肥弟子沈用熙，时道光乙巳岁也。余友刘泽源得其最巨者于沈氏之孙，以饼金八枚易之。其管径七分，毫长三寸许。泽源字访渠，沈之弟子。访渠重为两先生物，宝若球璧，其实已颖挫不中用矣。”包世臣赠送沈用熙的毛笔当是长锋羊毫，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包世臣主张他们用长锋羊毫写字，这也是碑派书家所主要用的毛笔类型。
此外，包世臣的朋友张琦（1764—1833），字翰风，别号宛邻。阳湖人。嘉庆癸酉举人，历知山东章丘、馆陶等县。吴仲伦《初月楼文续钞》评张琦：“书长于分隶，盖怀宁邓石如之亚，而真行书与泾包慎伯齐名，慎伯推之以为举世无与比。”包世臣说：“己卯，又与翰风同客济南，得北朝碑版甚夥，因又为《历下笔谈》。翰风故攻书，改用此法以习北体，观者每谓与余书不辨。”张琦与包世臣是关系极为亲密的朋友，虽长包世臣11岁，但他的真行书作品与包氏极其相似，以至难以分辨，故也可以将他列入包世臣书法流派。
最后要提一下，受包世臣的碑学思想影响较大的还有赵之谦（1829—1884），杨守敬说：“承其（包世臣）学者，吴熙载让之、赵撝叔之谦皆为世所重。”需要说明的是，吴熙载的篆隶书师承邓石如，虽有新意，仍属邓氏一路，他的篆隶书和篆刻可归入邓派一路。楷书、行草书均未能跳出包世臣的藩篱，故无疑属于包派。而赵之谦虽受包世臣书学思想的影响较大，但书法风格与包氏迥异，故不将其算作包派。吴让之为世所重，是因其篆、隶书及篆刻，赵之谦为世所重，在其独特的北碑派书法及篆刻，可以说，他们类似包世臣一类的书法都未能为世所重。
3.对地缘与流派中的包派现象及其价值的认识
一个流派能不能成立，要看它是不是具有同样的一个艺术主张、同样的一种风格态势。包派是确实存在的，而且的确是一种有主张、有成员、有风格、有一定影响的流派。这个流派有地域性，主要在包世臣长期生活的扬州，其次在他的籍贯地安徽。实际上，他在南京期间也应有很多弟子，暂无考。包派的师法对象实际上有两个渠道，一个是篆、隶书学邓石如（因为包不擅篆隶），另一个就是楷、行、草书学包世臣。一个流派对书法史的影响可以是正面的，也可以是负面的。我认为包派虽流行于当时的扬州，但从书法史的角度来看，它是一个不成功的流派。到今天为止，学包氏书法的都已不显于书坛，或者说他们学包氏的这种书风没有得到人们的认可，而已经被历史淘汰，这是一个很好的说明。
包派的形成，是一个区域文化现象，这个现象是和地理环境、人文背景相联系的，区域文化还和一定的人格文化相关联，区域文化的个性特征会因此而稳定，同时也赋予这个地区文化一定程度的保守性。这种保守性是指在一个文化圈内的相对语言固定化。扬州是一个人文荟萃之地，包氏弟子们少年时就聚集在他身边，得到他多方面的熏陶，形成一个包氏文化圈。这其中不乏卓有成就者，刘文淇的经学研究，影响深远，是扬州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梅植之的诗词、吴熙载的书法篆刻都名噪一时，因而在当时很有影响。包世臣的诗、文、词、赋、艺、农、礼、刑、兵无所不能，“嘉、道老辈中号称博雅，能为先秦、两汉之文及锺、王真草”，他是很具吸引力的，加上他的口才又极好，因此他总是吸引着他周围的人。何绍基说他“记问浩博，口如悬河，酒后高睨大谭，令人神旺。”蔡冠洛说“世臣短小精悍，口如悬河。”郭曾炘说得更直接“好持高论，要不无英雄欺人语。”无论在哪里，他周围都聚集着一批人，扬州如此，北京、南京都是如此，在北京，“旅京师久，宾客盈坐，好议论古今成败臧否人物，又常面折人过。见所为官样文章者，多所诋诃。”在南京，“居鼓楼侧之绸市口，户外之履常满。又善谈论，娓娓千百言，皆使人之意消。”这样一个有人格魅力的人，自然是一言九鼎，说话很有份量，让人们不敢有任何怀疑，即使有不同观点，往往也很少有人当面指出。吴德旋曾经说：“十年前余在扬州与安吴包慎伯论书，慎伯不喜平原《坐位帖》，而余极好之。然余学书在慎伯后，未敢与之争。近慎伯来阳羡，与余复相见，论书亦推颜行，自悔前言之失……”他的好友都“未敢与之争”，何况学生和晚辈。
对于包派，实际上包世臣和朋友论书以及指导他的弟子们的书法观念和技法都存在问题，他们却坚信不疑，因而他们的书法均未能达到应有的水平。马宗霍曾认为“安吴……虽用笔非古法（丹按：包世臣一生追求古法，此评其非古法，可见包氏之失败），殊能成体，然效之者鲜不为病，以其所言未必能行也。”清代中期碑派观念的影响是一个因素，但最主要的还是包世臣自身的原因。包世臣极其注重执笔、运笔等具体技法，却又跳不开这种形而下的束缚，错误的引导，使得一些有才华的学者书法却不能尽如人意。包世臣也常常自诩某某“所作时与余相乱”、某某“与余书不辨”、某某“于仆笔法尤为笃嗜”，这样的指导思想对学生的影响当很不好。前人所谓“取法乎上，仅得乎中；取法乎中，仅得乎下”，他们直接学包世臣是他们得书法难以进入更高层次的重要原因。
“相矜以包派”的这个“矜”字，有自负、敬重的意思，何绍基用得很妙，可见他们是自己看重自己。一个书法流派最终走向衰亡常常是因为学习时人，屋下架屋、层层因袭，吴门书派因近学文徵明而不能突破，浙派篆刻走向程式化，被认为“后起而先亡”，都说明了这样一个问题。退一步讲，如果仅是接受包世臣的理念，用包世臣的方法去创作，还不至于如此，也有可能出现多种面貌，赵之谦就是一个成功的典型。而他们已经直接学习包世臣的书法，以乱真为荣，并津津乐道，这是导致他们书法失败的直接原因，这个现象值得我们去思考。本文首次对包派及包派现象进行梳理和论述，以期引起学术界的深入讨论。
注释:
[1]何绍基《跋张黑女墓志拓本》，见《何绍基诗文集》文钞卷九。
[2]包世臣《述书上》附记，《包世臣全集·艺舟双楫》P370，黄山书社1993年。
[3]见《清史稿》卷五百三《列传·艺术传二》“吴熙载”条：“与熙载同受包氏之法者，江都梅植之蕴生、甘泉杨亮季子、高凉黄洵修存、余姚毛长龄仰苏、旌德姚配中仲虞、松桃杨承注挹之。”《二十五史·清史稿下》P159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
[4]董玉书《芜城怀旧录》卷二，P108，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
[5]包世臣《前韵（谱大江东去）·并序》，《管情三义》卷七，见《包世臣全集·管情三义》P137，黄山书社1997年。
[6]《包世臣全集·管情三义》卷八《浊泉编一》，P141，黄山书社1997年。
[7]见《刘孟瞻年谱》，转引自张慧剑《明清江苏文人年表》，P145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8]包世臣《清故处士吴君星宇墓表》，《包世臣全集·艺舟双楫》卷九附录三，P536，黄山书社1993年版。
[9马宗霍《书林藻鉴》卷第十二，P240，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年。
[10]李详《何子贞先生不满包安吴》，见《药裹慵谈》卷一，P18，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
[11]梅植之《嵇庵诗集》卷七有《与熙载同赴姚侍郎伯昂先生学幕舟归江上雨窗作》，“春水生愁远，乘流泛越中。山昏青嶂雨，江暖绿杨风。入幕偕同侣，虚襟荷巨公。不才延誉重，自觉媿雕虫。”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刻本。
[12]董玉书《芜城怀旧录》卷二，P105，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
[13]刘恭甫《师蕴斋诗·序》云：“乾嘉之间，黄春谷中宪称诗于扬州，时蕴生梅先生、熙载吴先生、西御王先生、句生王先生以后进之礼事之。尝与篸园文酒之会，世所称黄门四君子者也。”见董玉书《芜城怀旧录》卷二，P105，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
[14]梅植之《嵇庵诗集》卷一，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刻本。
[15]梅植之《嵇庵诗集》卷六，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刻本。
[16]包世臣《梅蕴生传》，见《艺舟双楫》卷八附录二，《包世臣全集》P508，黄山书社1993年。
[17]见《扬州历史人物辞典》P429，王澄主编，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
[18]见《清史稿》列传二百九十艺术二，中华书局1976年。
[19]梅植之《嵇庵文集》卷二《与杨季子书》后附杨亮《与梅蕴生书》，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刻本。
[20]二文均见包世臣《艺舟双楫·论文》。
[21]包世臣《闸河日记》，《中衢一勺》卷六。
[22]包世臣《书黄修存藏宋搨庙堂碑后》，见《艺舟双楫·论书》。
[23]包世臣《书黄中偁印存后》有：“学邓氏刻印者有周保绪、吴熙载、朱震伯。”见《小倦游阁集》卷五，载《包世臣全集·小倦游阁集》P57，黄山书社1991年。
[24]吴熙载《十七帖疏证跋》，见包世臣《小倦游阁草书卷》后。
[25]《包世臣全集·管情三义》卷八《浊泉编一》，P143，黄山书社1997年。
[26]《包世臣全集·艺舟双楫》卷九附录三，P539，黄山书社1997年。
[27]《毛仰苏临书谱幅》，款署“临小倦游阁临本”，日本《书菀》第5卷第3号影印，三省堂株式会社，昭和16年。
[28]王振世《扬州览胜录》卷一，P24，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
[29]梅植之《嵇庵诗集》卷十，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刻本。
[30]姚配中《书学拾遗》。
[31]姚配中和诗见《包世臣全集·艺舟双楫》卷五论书一，P378，黄山书社1993年。
[32]包世臣《记两棒师语》，载《艺舟双楫·论书》。
[33]包世臣《清故文学旌德姚君传》，见《艺舟双楫》卷八附录二，P507，《包世臣全集·艺舟双楫》，黄山书社1993年。
[34]包世臣《述书上》附记，《包世臣全集·艺舟双楫》P370，黄山书社1993年。
[35]王伯恭《倦庐随笔》，见华人德主编《历代笔记书论汇编》P584，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年。
[36]刘廉方生卒年据包世臣“癸卯夏旅化于浙，年廿三岁”，癸卯为1843年，前推23年，为1820年。
[37]包世臣《书临平原祭侄稿后·附记》，见《艺舟双楫·论书》。
[38]见《清史稿》卷五百三《列传·艺术传二》，《二十五史·清史稿下》P1592，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
[39]李详《药裹慵谈》卷一，P12，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
[40]包世臣《述书上》，见《艺舟双楫》。
[41]杨守敬《学书迩言》，P106，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年。
[42]陈康祺《包世臣去职》，见《郎潜纪闻四笔》卷五，P82，中华书局1990年。
[43]何绍基《跋张黑女墓志拓本》，见《何绍基诗文集》文钞卷九。
[44]蔡冠洛《清代七百名人传》之“包世臣”，台湾文海出版社60年代。
[45]郭曾炘《杂题国朝诸名家诗集后》中自注。见《万首论诗绝句·清及近代》，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
[46]陈康祺《包世臣去职》，见《郎潜纪闻四笔》卷五，P82，中华书局1990年。
[47]《续修江宁府志》，清光绪三年（1877）宾兴馆刊本。
[48]吴德旋《初月楼论书随笔》，见《历代书法论文选》下册P591，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
[49]马宗霍《霋岳楼笔谈》，引自《书林藻鉴》卷第十二，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年。
——原载《全国第七届书学讨论会论文集》，济南：黄河出版社，2007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