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当指出的是，与商文明有关的三大考古学文化的史料性质是不同的。
如前所述，殷墟文化已被确证属商代晚期。二里冈文化作为早于殷墟晚商文化又与之一脉相承的考古学文化，可推定为商文化。但其本身还没有可“自证”身份的文字材料，因而还具有“原史时代”文化所特有的模糊性或不确定性。由于不能确认二里冈文化究竟仅属商代中期抑或涵盖整个商前期，所以早于它并与其有密切文化关联的二里头文化的归属也就无法确认。夏鼐在上世纪60年代初对相关的考古发现有如下的总结：“1952年在郑州二里冈发现了比安阳小屯为早的殷商遗存，后来在郑州洛达庙和偃师二里头等地，又发现了比二里冈更早的文化遗存”[1]（注：着重线为引者所加）。这相当准确而贴切地表述了当时考古学在夏商文化探索中所能得出的最大限度的结论。到目前为止，也是由于直接文字材料的阙如，这一结论仍未被突破。类似二里冈文化乃至二里头文化、下七垣文化的族属及所属王朝阶段之类的问题，是无法通过考古学的努力来解决的。正因为商文明介于“原史时代”和“历史时代”的分界点上，可谓“一脚门
如前所述，殷墟文化已被确证属商代晚期。二里冈文化作为早于殷墟晚商文化又与之一脉相承的考古学文化，可推定为商文化。但其本身还没有可“自证”身份的文字材料，因而还具有“原史时代”文化所特有的模糊性或不确定性。由于不能确认二里冈文化究竟仅属商代中期抑或涵盖整个商前期，所以早于它并与其有密切文化关联的二里头文化的归属也就无法确认。夏鼐在上世纪60年代初对相关的考古发现有如下的总结：“1952年在郑州二里冈发现了比安阳小屯为早的殷商遗存，后来在郑州洛达庙和偃师二里头等地，又发现了比二里冈更早的文化遗存”[1]（注：着重线为引者所加）。这相当准确而贴切地表述了当时考古学在夏商文化探索中所能得出的最大限度的结论。到目前为止，也是由于直接文字材料的阙如，这一结论仍未被突破。类似二里冈文化乃至二里头文化、下七垣文化的族属及所属王朝阶段之类的问题，是无法通过考古学的努力来解决的。正因为商文明介于“原史时代”和“历史时代”的分界点上，可谓“一脚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