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许多习惯性思维所显示的相反，中国人是非常喜欢“说爱”的，孔子在《论语.颜渊》篇中面对“问仁”的弟子樊迟，劈头吼出“爱人”二字，而他的隔代弟子孟子则进一步明确这一概念，在《孟子.离娄上》中大书曰“仁者爱人”。
中国人具有传统的“家国”概念，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就是说这种对“人”的爱，小则为对个人、对家人，大而化之，则是对国对民。《礼记.乐记》中说得清楚，“仁以爱之，义以正之，如此则民治矣”。由此可见，尽管《礼记》成书年代离《论语》、《孟子》不远，但“爱”的源头已从普通的“士”变成了帝王将相，“爱”的目的也“升华”为“治民”，然而在中国人传统理念中，小而家，大而国，不过是圆心重合、半径不同的一个个同心圆，说到底是一以贯之的概念。
这种将“爱”和“仁”、“爱”和“人”，以及“爱”和“家国”相互挂钩、彼此纠缠不分的“中国式的爱”，无疑具有许多独特的优点，比如深沉（爱不是一种姿态而是一种“生活方式”和做人态度）、崇高（爱不仅仅是一种情感，而被拔高到“世界观”、“人生观”的“大框架”下）、执着（贯穿始终）和普遍适用（贫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等等等等，自古至今，这种上至君国、下至床箦的“中国式的爱”，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中国社会、家庭和人伦道德的有效“黏合剂”，起到了不少积极、有益的作用。
但“中国式的爱”同样存在一种与生俱来的“先天不足”：极端的因果目的性。
所谓“极端的因果目的性”，是指“中国式的爱”不仅意在获得“爱的回报”，而且这种目的十分现实、直白，“反射弧”非常之短。
下之爱上，是期望获得“上”的恩赐和仁慈，大到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小到一官之私，一俸之恩，倘得不到这种自认为理应得到、且理应马上得到的“爱的回报”，则这种爱很容易化作一种幽怨、委屈，甚至由爱而生的恨。信陵君被祖国猜嫌、抛弃后赌气不愿“海归”，屈原被“投冷”后将万千“情绪”化作千古怨歌，白起一度被罢免兵权后怨声载道、死活不肯重新带兵伐赵……考了一辈子科举、暮年才援例被赏了个贡生的蒲松龄，一部《聊斋志异》充斥着“我这么爱你你为什么不爱我”的幽怨。
有时这种“期望回报的爱”在求之不得时，会转变成一种可怕的恨，可怕的破坏力。南唐进士樊若水屡次向南唐后主李煜献策，李煜不能用，便愤而投宋，献浮桥渡江之计，一举倾覆了生之养之的父母之邦；从小自负且被家族
中国人具有传统的“家国”概念，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就是说这种对“人”的爱，小则为对个人、对家人，大而化之，则是对国对民。《礼记.乐记》中说得清楚，“仁以爱之，义以正之，如此则民治矣”。由此可见，尽管《礼记》成书年代离《论语》、《孟子》不远，但“爱”的源头已从普通的“士”变成了帝王将相，“爱”的目的也“升华”为“治民”，然而在中国人传统理念中，小而家，大而国，不过是圆心重合、半径不同的一个个同心圆，说到底是一以贯之的概念。
这种将“爱”和“仁”、“爱”和“人”，以及“爱”和“家国”相互挂钩、彼此纠缠不分的“中国式的爱”，无疑具有许多独特的优点，比如深沉（爱不是一种姿态而是一种“生活方式”和做人态度）、崇高（爱不仅仅是一种情感，而被拔高到“世界观”、“人生观”的“大框架”下）、执着（贯穿始终）和普遍适用（贫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等等等等，自古至今，这种上至君国、下至床箦的“中国式的爱”，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中国社会、家庭和人伦道德的有效“黏合剂”，起到了不少积极、有益的作用。
但“中国式的爱”同样存在一种与生俱来的“先天不足”：极端的因果目的性。
所谓“极端的因果目的性”，是指“中国式的爱”不仅意在获得“爱的回报”，而且这种目的十分现实、直白，“反射弧”非常之短。
下之爱上，是期望获得“上”的恩赐和仁慈，大到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小到一官之私，一俸之恩，倘得不到这种自认为理应得到、且理应马上得到的“爱的回报”，则这种爱很容易化作一种幽怨、委屈，甚至由爱而生的恨。信陵君被祖国猜嫌、抛弃后赌气不愿“海归”，屈原被“投冷”后将万千“情绪”化作千古怨歌，白起一度被罢免兵权后怨声载道、死活不肯重新带兵伐赵……考了一辈子科举、暮年才援例被赏了个贡生的蒲松龄，一部《聊斋志异》充斥着“我这么爱你你为什么不爱我”的幽怨。
有时这种“期望回报的爱”在求之不得时，会转变成一种可怕的恨，可怕的破坏力。南唐进士樊若水屡次向南唐后主李煜献策，李煜不能用，便愤而投宋，献浮桥渡江之计，一举倾覆了生之养之的父母之邦；从小自负且被家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