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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科学与近代科学

2011-04-07 20:41阅读:
这是今天写的一些文字,是我正在修改的书稿的一部分内容。这些文字表达了我对近代科学革命的看法。这个问题很大,我的论述也很粗,权且作为思想记录吧!

根据古典观念,科学是具有普遍必然性的知识。柏拉图心目中的科学典范是几何学。几何学的独特性在于,它的有效性不依赖于任何经验,完全基于理性证明。在论及希腊思想史的时候,法国哲学家米歇尔·塞尔(Michel Serres)颇有见地提出,希腊人是知识的存在者(beings of knowledge)。在他们的心目中,几何学并非如埃及人理解的那样来自土地丈量,“它来自天堂”。在漫长的中世纪,这种科学观念被一直保留下来。如哈金(Ian Hacking)所说,在中世纪的认识论中,科学(scientia)是关于“普遍必然真理的知识”。这种观念中经笛卡尔、康德,一直延续到胡塞尔。在《欧洲科学的危机与先验现象学》中,胡塞尔以希腊式的口吻说道:

科学并不是在理论兴趣中的朴素的认识,而是从现在起有某种批判属于其本质——一种原则上的批判,这种批判能够从“原则上”证明每一步认识活动都是正当的……。

可见,古典科学观念追求的是彻底性、本源性、第一因,是关于世界及其存在的终极知识。这种科学实际上应该叫作“第一哲学”(prima philosophia)。它能够必然地说明一切,且无需借助于外部根据便可以自我说明。总而言之,科学无关乎经验或观察,它的方法是静观(theoria),特征是超越性(transcendence)。
17世纪之后,自然科学的认知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近代思想家看来,作为思辨和静观的科学(特别是经院哲学)是教条的、僵化的。它非但不能促进科学的进步,反而窒息了探索和创新精神。“希腊人的智慧是论道式的,颇耽于争辩;而这恰是和探究真理最相反的一种智慧”。有鉴于此,弗兰西斯·培根力图为“新科学”锻造一种“新工具”,它与亚里士多德的“旧工具”的最大区别是对经验观察的重视。在培根看来,科学的进步与知识的繁荣离不开对大自然的观察和测量,“动力因”必须取代“目的因”成为科学优先探讨的主题。对于近代科学这种的巨变,怀特海在《科学与近代世界》中作了如下描述:

伽利略所喋喋不休的是事物如何(how)发生,而他的对手们则对事物为何(why)发生有一套完整的理论……。如果认为这次历史性反叛是对理性的倡议,那就大错特错了。相反,这是一次十足的反理智主义(anti-intellectualist)运动。它回到了对无情事实(brute fact)的研究,从中世纪思想的僵化理性上退了回来。

因此,近代科学在本性上是对古典科学观念的反叛。为了认识自然,必须走向自然,对纷繁复杂的自然现象进行介入、观察、实验和归纳。柏拉图曾经赋予科学的超越性品质让位给了内在性(immanence)。或者借用杜威的话说,近代之后,“参与者式的认识论”取代了“旁观者式的认识论”。
总之,从古典科学向近代科学的转变过程实质上是从思辨、静观转向实验、介入的过程,是动力因取代目的因的过程。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无法想像以实验和介入为基础的近代科学能够满足希腊人的普遍必然性要求。最先点破这一点的无疑是休谟。在他看来,作为自然科学之基础的因果律并不具有逻辑必然性,因此整个近代科学都是可怀疑的。的确,倘若以古典科学理念去要求近代科学,后者显然无法满足scientia的要求。即使康德最终凭借《纯粹理性批判》回应了休谟对自然科学的怀疑,也没能扭转上述局面。在康德那里,先天概念或范畴(比如因果性)尽管对于认知者而言是必然的。然而,这种先验的必然性并不等于逻辑必然性,因为我们逻辑上可以设想另一组迥然不同的范畴。正因为如此,康德只能对范畴进行描述,而不能将他们演绎出来。
尽管笛卡尔、康德、胡塞尔等一大批哲学家依然固守古典科学理想,近代自然科学与之渐行渐远无论如何都是不争的事实。假如柏拉图在世,他会拒绝我们现代人称之为科学的一切东西。因此之故,胡塞尔满怀伤感地指出,近代实证科学陷入了严重的危机,病源是它们背弃了古典科学理想,将终极性和彻底性抛诸脑后。然而,这丝毫没有阻碍自然科学的高歌猛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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