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思南府志校注本序
2018-02-05 10:54阅读：
嘉靖思南府志校注本序
吾有一言：不读嘉靖《思南府志》，不知读嘉靖《思南府志》是大享受也。
嘉靖《思南府志》何妙之有？执卷在手，顿生张烈“捧而睨之，不能舍去”之心，而后知张烈所称“欣慰不自制”是实。不止于其志“询访而知，讲解而明”和“色色具备，井井有条”，更在于其志妙语迭出，佳句连篇，绝非堆砌辞藻，全是成竹在胸，气韵在胸，有依有据，实话实说，故虽颇多文采，却不失平实文风。主要编纂者田秋、领导者洪价、初撰者钟添、作序者田汝成、后序者张烈及有引文者李渭、李时、安康、敖宗庆等诸公虽已作古，昂昂气宇、真知灼见仍流现于纸，暗香升腾。“择民而使者，非良吏也；择官而宦者，非忠臣也。”“天下平，则文物盛；统势一，则图志明。”“眼界明时尘俗小，烟云豁处壮怀开。”“以栋梁则伤其财，以畚筑则伤其力，以馈饷则伤其天。三伤并，而民脉疲矣。”“宏博之学，英迈之气，既美且茂矣；青琐玉堂，翱翔凌厉，亦达且遇矣。”“计田赋而知公敛之厚薄，因物产而知民生之丰约，察宦迹而知吏治之得失，按人物而知士习之浮正、俗尚之浇淳。”如此等等，见人伦天道，见世事洞明，见修仁行义，见济世恤民，见毣毣忧国之思，见拳拳赤子之心，不失为志之教化良本哉！至于述中多论，自是彼时原因，毕竟古之方志各有理论，也就智者见智；加之爱乡心切，兴邦意绵，道义担肩，教化为任，放言落纸，自然情理交融，心长语重，笔酣墨饱，高论迭出。孟子曰：观水有术，必观其澜。日月有明，容光必
照。嘉靖《思南府志》有大视野、大气象、大格局、大精神，其品位之高、风格之正、襟怀之阔，实堪黔地“土特产”之“山珍”。便有不完备之处，或为“其事核，其体严，其文简”（赵恒语，出于万历《重修思南府志》序），毕竟瑕不掩瑜。加之史料稀有，于黔而言，为遗世之宝藏，今人岂可以今世之规范，生刻舟求剑之心，苛全此志哉！
有明一朝，自洪武始，朝廷大兴修志之风，《纂修志书凡例》颁行，号令再三，诏如雪片。四方响应，蓬勃数百年。总志、通志、府志、州志、县志、乡镇志、卫所志、边关志、土司志，洋洋大观，不可胜数，时人慨叹“天下藩郡州邑，莫不有志”。黔之州府，概莫能外，而诸多志书，今已湮没。黔省尚有传本者，不过弘治《贵州图经新志》、嘉靖《思南府志》、嘉靖《普安州志》、嘉靖《贵州通志》、嘉靖《贵州山泉志》、万历《贵州通志》、万历《铜仁府志》、万历《贵州名胜志》等，不足十种。嘉靖《思南府志》以天一阁孤本之藏，贵为黔省存世的最早府志，对于考察明代贵州政治、经济、社会、教育、文化，自是不可多得之珍贵典籍。
嘉靖《思南府志》是否为贵州最早之府志？不然。单就思南府而言，更早的永乐至正统间，思南建府未足三十年，即已修有《思南府志》。正统六年，目录学家、藏书家杨士奇率众编修的《文渊阁书目》专门收录志书的“往字号第三厨”即载有《思南府志》。惜散佚迅捷，后人不觉晓，近百年过去，便有田秋生发“府故无志”之叹。田秋返乡期间，受思南知府洪价登门托请，于嘉靖十四年至嘉靖十五年，以思南府儒学教授钟添搜辑资料为基础，考谱参闻，广征博引，研精数月，编纂而就。
嘉靖《思南府志》何以成为贵州存世的最早府志，有偶然，也有必然。黔疏中原，地僻山险，所幸思南府城坐拥乌江，有航运之利，便得鸿蒙早辟，享“黔中首郡”盛誉。说到古之赞誉，今人杜撰颇多。“黔中首郡”之说，却是载于《明实录·明神宗显皇帝实录》卷之四百一十三，昭昭在目，所言非虚。更有甚者，思南之地，与思州共为贵州建省之源。永乐十一年，明撤思南、思州宣慰司，以思南宣慰使司及下辖十七个长官司之地，并思州宣慰司及下辖二十二个长官司之地，新置思南府、铜仁府、石阡府等八府，辖县、长官司若干。管辖诸府的问题伴之而生，便引出新设贵州布政使司，是为贵州建省开端，后人便有“先有思南，后有贵州”之说（同时有“先有思州”之说，因思州名不存，余思南之说流传）。由是观之，有嘉靖《思南府志》，理所应当。嘉靖《思南府志》若佚，则为贵州一大憾事矣。
对于嘉靖《思南府志》之编纂者，尚可一提。卷一起始处署有“郡博郧西钟添纂次，郡人西麓田秋删定，郡守新安洪价校正”字样。然而明清史籍，凡提及嘉靖《思南府志》处，多以田秋为编纂者。明末清初藏书家黄居中、黄虞稷黄氏父子收藏并编制的著述目录集《千顷堂书目》卷八，列有“田秋《思南府志》”。《明史·卷九十七·志第七十三》载“田秋《思南府志》八卷”。清书画类书《御定佩文斋书画谱》在“书家传”介绍思南籍书法家罗黻处，注明资料出自“田秋《思南府志》
”，其《纂辑书籍》亦列有“《思南府志》田秋”。明郭子章《黔记》亦记为“嘉靖丙申郡人布政田秋撰”。个中原委，不可不察。
考察全志，始知田秋实为主要编纂者。志首“纂次”和“删定”之描述，较为粗略。所谓纂次，意即编纂、编排。所谓删定，字面意思指修改确定，实则也为编纂。旧传孔子“删诗书，定礼乐”，因此有“删定”概而代称。晋，设有删定郎，负责修改审定律令。宋，设有敕令所删定官，负责编纂整理各种行政命令。因此古之删定，大有负责编纂之意。本志卷一起始标示，可以反映三人编纂的时间先后顺序，却混淆了三人各自在编纂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大小。参与编纂者，实有六七，数人无名（以“与二三子”带过），而进士、礼科左给事中、思南籍人田秋，思南知府、直隶歙县人洪价，思南府儒学教授、湖北郧西人钟添三人功劳为大，是为编纂团队主要成员。三人在编纂中所发挥作用分别如下：
田秋为嘉靖《思南府志》的主要编纂者，可谓主编，对该志的编纂起核心作用。其核心作用在贵州按察司佥事田汝成的序、时任知府洪价的后序、续任知府张烈的后序中被反复提及，大加褒奖。田秋接受知府和推官托请的编纂任务后，在家“研精数月”（洪价语）。田汝成称其“喟然述作”，洪价称其“慨然执笔”。其间，田秋对“搜辑志稿”进行“损益校劘”，从诸君记述尤其是洪价记述可知，田秋作为，远不止于增删、校勘、考订、打磨，仅是在资料的丰富上，田秋便有极大贡献，一是“参以故老之传闻”，二是“考以旧家之谱牒”，三是“质以贵阳一统诸图志”。同时，明显具有田秋烙印的史料、艺文、评论于其志处处显现，田秋的大量思想观点在志中也有鲜明展示。田秋交付稿件时，终成一部成熟的《思南府志》稿，念洪价大喜过望，增强了洪价的信心。（洪语：“出以示予。予观纪载详明，删润严整，信可以补一郡之旷典也已。”）
钟添是嘉靖《思南府志》的发起者、资料搜集整理者，其参与编纂主要是在早期，对该志的编纂起到重要作用。洪价到任思南知府时，钟添已在思南任儒学教授两年，已完成部分基础资料的搜辑工作，但止步于此，未能成志。钟添本人于后序述称，其“与二三子”“搜葺故闻，粗梗始括”，可惜“事未竟也”，仅形成“搜辑志稿”。说明该阶段的事宜主要停留于搜集、分类、整理，不仅资料依然缺乏，离一部成形的志书也还尚有较大差距，否则钟添为此付出精力，不会甘心半途而废。在后期藻润、校正期间，钟添也有可能参与过一些编辑事宜。志无记述，加之田秋编纂完成后志稿在洪价手中，洪价亲手为主校正，钟添即便参与也当是次要。
洪价是编修嘉靖《思南府志》的组织者、校对者、筹资者、出版者，对该志的编纂起领导作用。洪价两次登门拜访田秋。第一次是携推官董翚共同前往田秋家，即田秋于府城的“西麓之草堂”，请田秋负责编纂该志。第二次是田秋编纂脱稿后前往田秋家拜谢，并嘱咐田秋不可不作序（嘉成猷远，子可无言乎哉）。其后，洪价对志稿进行完善，应主要是誊正、藻润和校对。为使志书得以出版问世，洪价作为地方官，还捐出俸资，同时解决部分财政资金，安排刻工刻录印刷。
续任知府张烈后序中记录其询问侍吏该志的编纂经过时，侍吏应曰：“西麓田先生之删定也，今郡博钟君之纂次也，先郡守洪君之校刊也。”此回应之排序与卷一略有区别。相较而言，侍吏之言更为准确。一是田秋有首要之功。二是洪价之功非止“校正”，更近于“校刊”。今之排序，可以此为由。
读嘉靖《思南府志》也可见：其志编纂参与者与见证者，均以田秋为该志主要编纂人。诸君于序和后序文字相互印证，一致确认。贵州按察司佥事田汝成于第一篇序中开宗明义，道出田秋的嘉靖《思南序志》主要编纂者身份，称“府故无志，田子喟然述作，郡守洪君请而梓之。”，指明田秋编纂府志是受地方官“郡守洪君”知府洪价之请。又称“阅田子所为志，知其有毣毣忧国之思焉，非直以物色山川备图籍也”。洪价于该志后序中，也道出自己就任思南知府后，“偕推府董君翚”请田秋纂志，田秋“慨然执笔”。随后“研精数月”才脱稿。其稿“纪载详明，删润严整”，使洪价大感振奋，认为田秋志稿“可以补一郡之旷典也已”。钟添于后序述称，自己动意，搜葺故闻，然而尚为基础性的“毛坯”资料（粗梗始括）。洪价与董翚邀请田秋编纂之经过，钟添于后序中也有讲述。
今注嘉靖《思南府志》，知其参考史籍甚多，也见田秋阅读量之大，查阅面之广，果然博学之士。弘治《贵州图经新志》成书于弘治十四年（1501年），距嘉靖近，嘉靖《思南府志》即有引录。如“夏大均”之述。张祥光点校的《贵州图经新志》（点校本）（贵州人民出版社2015年12月出版）79页内容如下：
“夏大均 政和间，蕃部长田祐恭被召入觐，拜伏进退，不类远人，□□□之，问其故。对曰：‘□门客夏大均实教臣。’上悦，拜大均保州文□□。”
嘉靖《思南府志》为：
“夏大均 政和间，蕃部长田祐恭被召入觐，拜伏进退，不类远人，徽宗异之，问其故。对曰：‘臣门客夏大均实教臣。’上悦，拜大均保州文学。”
由是观之，《思南府志》“夏大均”之述录自《贵州图经新志》。若点校弘治《贵州图经新志》之际一览嘉靖《思南府志》，便可填补空字之缺。嘉靖《思南府志》所具有的史料价值，此为一证。而此后典籍，如万历《黔记》及万历《贵州通志》，便有出于嘉靖《思南府志》之引文。可知嘉靖《思南府志》之资料价值，于明代亦有端倪。
而《贵州图经新志》亦非上文初撰者，上述原文载于天顺五年编修的《明一统志》人物“田祐恭”之述，引时有所改动。而嘉靖《思南府志》在沿用时，则再次作细微改动。既采用了《贵州图经新志》改过的“臣门客”，又恢复了《明一统志》原有的“厚赐之”。如此细节，反映出嘉靖《思南府志》在沿用《贵州图经新志》和《明一统志》的资料时，并非简单沿用其中一种。
上世纪，曾有地方智者点校嘉靖《思南府志》并作内部编印，奈何条件限制，屡有谬误。不仅断错之句甚多，原本讹、脱、衍、倒文未能辨识，且无意或臆改致差错亦多。以简明的人物姓名及头衔为例，有将尊称徐问的“徐公问”断为“徐公，问”，有将尊称卫辉人李文敏的“卫辉李侯文敏”断为“卫辉、李侯文敏”，有更改任职地将“思州府推官王泽”校为“思南府推官王泽”，有既将职衔断错又将字校错的如“夔州路兵马钤辖兼珍州南平军沿边都巡检使”误为“夔州路兵马铃，辖兼珍州南平军沿边都巡检使”。其余文理不通处时有出现，如将“崧岳之生甫申，洙泗之诞圣贤”断为“崧岳之生，甫申洙泗之诞，圣贤”，将“绳绳子来”断为“绳，绳子来”，将“给事君举进士，予时分校礼闱”校为“给事君，举进士予时分校。礼闻”。原本讹文未辨处，有如“奸究”未能更正为“奸宄”，臆改之下有新增讹文，如将“人日”校为“八日”，“夷夏”校为“忧夏”；有新增衍文，如将“（安康敕命）二月十一日”衍为“二月二十一日”；有新增漏文，如在“（印江县）小田铺司”后漏“一名”。如此等等。其后以讹传讹，多有贻误。余苦待厘改，久候无人，遂以己微力，重作校勘，考其用典甚多，且文言较今艰深，一并加注。愿借助前人之功，消减前人之谬。虽有劳心之苦和水平之限，仍以扬嘉靖《思南府志》之光为幸。也愿校注本之面世，是为地方之幸。
丁酉年仲秋 张军 于锦江无名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