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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马克思主义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原文被加密，再发

2025-02-18 10:25阅读：

http://blog.sina.cn/dpool/blog/u/1464817885

原型社会主义与帝国主义具有同样资源财富高度集中及所致集权的特征，其差异只在统治者守笃与推行的价值观，包括选拔与求是，进而决定这种集权是为公所用抑或为私所用，遂形成社会主义抑或帝国主义的不同走向。只有强化天下为公理念的贯彻和均贫富主旨的落实，才能使社会主义的方向不变。马克思主义虽倡导均贫富的公有制理念，却否定人性，并配以唯物认识观，即便起初能以均、公之道建立社会主义方向，也只是表面、暂时的形式；其唯物哲学理念会在人伦秩序与认知上不断侵蚀价值观的均、公之道，使之难以保持稳定。随着唯物理念普及对公天下之道的渗透与侵蚀，迭代传承之后，创建之初的价值取向会日益偏失（例如受传统文化影响，中国第一代领导人普遍具备天下为公的价值理念，而使建国至改革开放初期，是非抉择的唯物成分都很少，于是公有制能以让全民均衡受益为公；但因建国后传统价值观教育和笃行环境的丧失，促使其后唯物兴起且罕能再悟其害）。故而，其资源财货高度集中及其各种集权，越来越促使当权者的个体性日益膨胀，使治道渐失社会性，从而将垄断与集权向个体意愿强化，遂被自然秩序论牵引、扭曲，日益走向帝国主义，最终使国家权力归于极少数人甚至一家（以此言之，所谓利益集团妄图“窃取党和国家权力”、“改变人民政权性质”的论断，良有以也。试观今日之朝鲜，又何曾是当初其广大先烈前仆后继的革命心愿？）。可见，其均贫富的公有追求与其主导社会秩序的唯物哲学不仅相矛盾，而且相悖离，除非真能发生工人阶级的人性质变；这是因其缺乏人伦哲理内涵而产生的弊端（也说明社会形态的决定因素，惟在资源掌控者的价值观及其普及程度，而与生产力、生产关系无关）。若欲使社会发展保持均贫富的公天下之道不变，就必提炼原人性之德道作为纲常守笃，以使官人选拔与凡事求是趋于公义，从而摆脱人伦秩序领域的唯物价值观念，使均贫富的公天下之道始终占据价值观主流，才能巩固和维护社会主义的均、公方向；这不仅仅是儒家价值观及其治道的优势所在，更重要的是只有儒家仁德中适的社会性理念和规范，才是针对其弊端的治本之道（余外不过治标）。这是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的第一个方面。但须注意，对自然事物认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哲学恰恰又是正确的，是修正中国传统自然世界观的根本途径，故在与传
统文化的结合过程中，仍须避宋理之害，以确保在自然认识领域，包括理论、应用及教学等，全面落实唯物观并发挥其客观作用（前面讲过，只有剔除社会秩序中唯物价值观，才能保障自然探索与认知上的唯物观落实，否则，任何探求都会一刻不停地被唯利牵引，而错乱方向、弱化动力甚至无知无畏）。
两者结合的第二个方面，则当在以儒家能群之道汇聚合力提升国家建设，尤其是科学发展与技术创新。如前述，公有制会削抑国家的物力创造能力；这是社会资源高度集中与促使全民充分发挥各自智慧的矛盾造成的。资源之规、物力之用皆受制于少数人，则必弱化促使更多人同向发挥各自智慧的合力作用，进而难免物不尽其用、人不尽其才；即便具有均利性，在利争上有息争少怨作用，但在物力之生和技术进步上，又以僵化迟钝之弃智而成积匮、积怨之势，大为窒碍个体能力的发挥范围与能量汇聚；然而另一方面，国家的汇聚和统一能力又绝非任何个体可比，历代国有体制都在一定领域或时段对国民经济与科技发展起了重要的引导和促进作用，但也会随着产业深化与技术丰满，其资源之规、物力之用皆受制于少数人的弊端，因愈加缺乏应对发展的适应性而显著化，是以弱化了促使更多人同向发挥各自智慧的合力作用，遂使原先的促进作用逐步转向滞碍发展。不难看出，国有、民有之间是存在起承转合的相互关联和配合应用的，彼此关联配合的目的是为了更充分地开发生产力能量（既利于促进科技的探索、普及、应用和再创新，又助于巩固资源财货均利而使循环充分畅通的经济秩序）。故而，应把公有制视作国家经济均利体制中的特例，与儒家以民营为主、注重个体单元的恒业均劝制配合，可以建设更加富有活力、利益均衡且循环畅通的经济秩序。但必须认清，重新定位国有与民营所有制范围和层次，使两者相互补充、有效配合，只是促使万民发挥各自智能于国家建设同向进勉上的外在条件（促使更多人的智能发挥，却未必能同向），更重要的是实现民心归一，才是同向进勉的内在动力。这就更需要从儒家的社会性认知层次始，并以凡事是非的中适求笃为基点，进而形成竞德选拔的官人制度，从而不断完善家国一体的秩序体系建设。贞观之时，太宗既非无意纵情于肆志而愿虚己从谏，也非不望奢华享乐而甘节俭就朴，只是清楚肆志之专独、求奢之敛民，若原性换位于臣民，则必不得“我心同然”，进而促使各心异志，破坏上下一心的凝聚之功，致害国力、动荡王朝；故能致力选德任贤、察征兼听，并力促人人有业、家给人足，也同样因原性换位于臣民而得“我心同然”，遂有租庸调结合拔人竞德的扎实推进，因成盛世。从中可知，所谓社会性认知，就是凡事能志虑全面与长远求是，核心环节在能原性换位于大多数百姓以至全民，立足养育、抑害之适而求“我心同然”。
以“公天下”之公为例，必也有人人认可的“我心同然”，才是公允之公。若因缺乏原性价值观，而以唯物哲学主导求公，则必导致公的抽象化而失公义之实，即大多数百姓并不认同、仅少数认为的公，如公有之公须使全民均衡受益，包括工作与报酬，方能使天下人认为是公；若仅以归朝廷所有的形式，则百姓未必以为公（类如宋代官营）。“天下为公”的理念原于全民人格平等的内涵，人格平等不是权力平等，而是视各阶层所有人的养育、抑害之欲同（包括正常需求当足、非分之欲当止，与贡献对等的差距公允及各种秩序的运转公平等）。《吕氏春秋》尝云：“君虽尊，以白为黑，臣不能听；父虽亲，以黑为白，子不能从。黄帝曰：‘芒芒昧昧，因天之威，与元同气。’故曰同气贤於同义，同义贤於同力，同力贤於同居，同居贤於同名。帝者同气，王者同义，霸者同力，勤者同居则薄矣，亡者同名则觕矣。其智弥觕者，其所同弥觕；其智弥精者，其所同弥精”。元者，人所以生自于天之本原也，即天赋人同之本性（“因天之威，与元同气”，一是揭示了元由天成，二是强调不仅百姓当守顺性之诚，且帝王更应原性率导而汇聚民心、民意，即凡事以民心为本）。秩序领域，所有的不公都来自压制他人当养之欲，以济自己过分之欲（亦属并育不害的当抑之害），从而产生了他人心中的不公。“与元同气”，即要求原性以同的换位而求养育、抑害之适，核心仍在提炼、笃行人性共性之德与道守笃，并以垂范普及德与道而成能群之一心。从中也可见儒家治道以至是非取舍都是以人性为根本的；然若欲形成广泛认同而达乎公理，则仍需率教引导和凡事的中适精辨与调正（至理学，再无“君虽尊，以白为黑，臣不能听”之类的与元同气之准则，而转以惟上是从）。故君人者应修身，率先自感悟人性之同气，而致力培植同义之纲常，以立足同气而广泛化于凡事凡务之同义，既可循公义而不偏，也有了汇聚能群的基础。这也是儒家并育不害的追求。诗曰：“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非指所有权，而是言家家、人人皆需均平，故后接“大夫不均，我从事独贤”，也是强调人人的养育、抑害之欲当同，是家国认同的基础。人君的权力不是用来迫民相从的，而是用于凡事能合民心、经长远的是非探求、抉择、引领与规制的，这样才会有民发自内心的信赖与忠敬，也才有“从而成群”、“归而往之”的归属与认同。然而君人者往往自是好恶，收紧各类权力，压缩人民个体本性的正常舒育空间，而为当权者的自是好恶拓展空间，以至迫臣民从言语情绪、思想理念、待人接物…等各个方面，越来越悖于自然性情，而使这些人伦日用之常只能以当权者意愿的方向为趋，历代以明为最。而社会主义的资源集中与集权体制，实践中不是抑止而是助长了这种自是的用权方式，以致不断出现所谓极左；并以阶级论的立场性取代了原性价值观的是非明辨，遂进一步促使极左的滋生与蔓延。若此，不仅丧失了公理公义之实，百姓或以厌恶反对，或以虚媚唱和，以致尽诡图私，皆只能日益离散人心、无以能群，更伤损万民的才智禀赋和热情，抑制其创造力。所以，思想理念、言行举措的自由度，是收是放，亦当诚心感悟同气以求同义，使无论有损并育不害之长远与全面的应收紧权力加以管控者（如个体私欲的膨胀），还是无损以至有助于并育不害之长远与全面的应放开权力舒畅以至弘扬者（如私之正者、仁之大远），都能与大多数人以至全民的原性之理同。这样无论收放，就皆与万民达于同义而统一（即公理），这又是教能入心的前提。有了这个前提，就可以仁德中适统一价值观；其间，既虚己而广贤兼听，又使人民能见远明大的自修与化民，则是不断普及同义于凡事的基本路径。统一价值观当自百官始，“道不远人，远人非道”，百官也是人，未有不能化百官而能化万民者；故必也先于朝廷化及百官，并结合以竞德的再拔黜，进而逐步形成较充分的是非辩证逻辑保障层次（此又简政放权之基石也），而后可化及万民。养育、抑害之欲同，是君人者凡事凡务皆能与民形成同理的纲领，是培植同义的保障，更是形成家国一体的基础。
前已述及，资源之规、物力之用皆受制于少数人，则必弱化促使更多人同向发挥各自智慧的合力作用，故朝廷不当以经济、科技等发展庶务为致力重点，而应把重心放在凡事凡务皆能与民同理，藉以构建家国一体的秩序环境上，亦即把握激发全民同向进勉的总纲（也是最重要的政务）。这就需要朝廷及各级政府以仁心仁术平等对待每个百姓而无任何偏袒，即以大中兼顾全体人民（从帝王须“中天下而立”，通过授权分司，到郡君须中郡域而立，县君须中县域而立…），故曰“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以求每个百姓都能得养育、抑害之平，既包括劝教化导的涵养、先知觉后知的帮扶、比贤竞德的差异激励及凡事原性精辨中适的维护等养育一面，也包括对迨荒其业、图谋己私及各种出离中适的攀比争竞等戒惩的抑害一面。若此，国家即可如董子所谓“民如子弟”、“邦如父母”，百姓自然就有爱国如家的归属认同；且“民如子弟”的范围，当不漏一人，是故《汉书》云：“古人有言：「满堂而饮酒，有一人乡隅而悲泣，则一堂皆为之不乐。」王者之于天下，譬犹一堂之上也，故一人不得其平，为之凄怆于心”。率笃而行，朝廷就可把原本倾力于经济、科技等发展庶务的为政重心，调整到把握激发全民同向进勉的总纲上；遂转而能以谋求每个百姓的身育家和作为安邦强国之旨，进而百姓就会以精进各业而图国强作为成身兴家之赖，此之谓家国一体之道成（但朝廷仍需主导诸如理论性科研的前瞻布局、国家各类安全的保障、技术推广与协同的促进、国有体制与民营的关联配合…等各种战略建设；这些是任何个体都无法做到而又赖以发展壮大的依靠，故重心调整，并非置发展庶务于不顾）。于是，就可充分凝聚能群合力，使各个领域的事业都能因心以汇智，集智而成道，使各项事业的践行不断得以完善和发展，遂成功业之卓著。只有家国一体之道成，重新定位的国、民所有制之补充与配合，及各项建设的规划实施，才能发挥最大合力效能。
关于极左。极左因悖人性而不与民同，故使人普遍厌恶；其表现也是收紧集权，目的同样是压缩全民个体的本性舒展化育空间，而迫民以当权者之自是好恶或理论之教条推行，作为人人思行所趋的方向（然须注意，只有在贯行均贫富之下，极左仍为了加大以平均主义为核心的理念笃行力度，故才能称其为极左。而若更以唯物价值观，则其收紧集权之用，因丧失了均贫富的主旨，也就成了披着极左外衣的极右，是导向帝国主义的媒介）；但因其抑制了全民个体性的正常化育，遂进一步压制了民众自发的智慧、离散了能群合力，使国家的物力能力和效率更低，本质是以末伤本。然则何为本？确定什么是本，就须先回答我们当初为什么要选择并运用理论？彼时为什么能广泛凝聚人心而集合仁人志士为实现理论而投身革命？显然，是因为理论展现了能使我民族强盛、人民幸福的预期效果，我们才愿选择并运用之；是因为这种预期效果获得了当时仁人志士的广泛认同，才汇成能群，进而才不惜贡献一切、牺牲生命，也才有了革命的成功。可见，选择和运用理论（及政策、法令）的原因和汇聚能群的根源都是使我民族强盛、人民幸福的预期效果，这个原因和根源才是理论的本或原，而其所由生的原性之德又是这个原因和根源的本或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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