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非命”“尚力”与“天志”“明鬼”的世界观
在世界观上，墨子明确反对儒家宣扬的“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论语·颜渊》）的命定论。他否定“命”的存在，极力强调“非命”。他指出，无论是从“先王之书”“先王之宪”“先王之刑”“先王之誓”中，都找不到“执有命者之言”；无论是普通百姓、诸侯国君还是古代圣王，也从来没有谁“闻命之声”或“见命之物”；从历史上的治乱变迁“天下之良书”中，都找不到说明“福不可诸（求得），祸不可讳（避免），敬无益，暴无伤”（《非命上》）这种“命”决定一切的事例。所以，“命”是根本不存在的，“命”是“昔者暴王作之，穷人述之，此皆疑众迟朴”（《非命下》）。儒家的“寿夭富贵，安危治乱，固有天命，不可损益”（《非儒下》）的观点，是在消磨人的意志，是帮助暴君欺骗百姓，使百姓安于接受现实，无所作为，是“足以丧天下”的谬说，“是贼天下之人者也”（《非儒下》）。
既然“命”不存在，那么人生的不同遭遇、社会的安危治乱，其原因到底在哪里呢？墨子认为，决定社会治乱和人们命运的，不是“命”，而是“力”。“世不渝而民不易，上变政而民改俗”。“天下之治也，汤武之力也；天下之乱也，桀纣之罪也。若以此观之，夫安危治乱，存乎上之为政也，则夫岂可谓有命哉？”（《非命下》）人民的贫富，国家的治乱，都决定于力而不是决定于命。禹、汤、文、武为政之时，做到“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乱者得治”，原因不在于命，“故以其为力也”（《非命下》）。社会上的贤良之人，“上得其王公大人之赏，下得其万民之誉”，也不是由于“命”，而“又以［其］为力也”（《非命下》）。所以他说，社会上从王公大臣听狱治政到农夫稼穑，人们都尽力于本职而不敢懈怠，其原因就在于“彼以为强必治，不强必乱；强必宁，不强必危”；“强必贵，不强必贱；强必荣，不强必辱”；“强必富，不强必贫；强必饱，不强必饥”（《非命下》）。
墨子反对“天命”，是为了强调人为的作用。所以他在“非命”同时，很注重“力”，即人的努力。他指出，禽、鱼、鸟、兽，可以利用天生
在世界观上，墨子明确反对儒家宣扬的“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论语·颜渊》）的命定论。他否定“命”的存在，极力强调“非命”。他指出，无论是从“先王之书”“先王之宪”“先王之刑”“先王之誓”中，都找不到“执有命者之言”；无论是普通百姓、诸侯国君还是古代圣王，也从来没有谁“闻命之声”或“见命之物”；从历史上的治乱变迁“天下之良书”中，都找不到说明“福不可诸（求得），祸不可讳（避免），敬无益，暴无伤”（《非命上》）这种“命”决定一切的事例。所以，“命”是根本不存在的，“命”是“昔者暴王作之，穷人述之，此皆疑众迟朴”（《非命下》）。儒家的“寿夭富贵，安危治乱，固有天命，不可损益”（《非儒下》）的观点，是在消磨人的意志，是帮助暴君欺骗百姓，使百姓安于接受现实，无所作为，是“足以丧天下”的谬说，“是贼天下之人者也”（《非儒下》）。
既然“命”不存在，那么人生的不同遭遇、社会的安危治乱，其原因到底在哪里呢？墨子认为，决定社会治乱和人们命运的，不是“命”，而是“力”。“世不渝而民不易，上变政而民改俗”。“天下之治也，汤武之力也；天下之乱也，桀纣之罪也。若以此观之，夫安危治乱，存乎上之为政也，则夫岂可谓有命哉？”（《非命下》）人民的贫富，国家的治乱，都决定于力而不是决定于命。禹、汤、文、武为政之时，做到“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乱者得治”，原因不在于命，“故以其为力也”（《非命下》）。社会上的贤良之人，“上得其王公大人之赏，下得其万民之誉”，也不是由于“命”，而“又以［其］为力也”（《非命下》）。所以他说，社会上从王公大臣听狱治政到农夫稼穑，人们都尽力于本职而不敢懈怠，其原因就在于“彼以为强必治，不强必乱；强必宁，不强必危”；“强必贵，不强必贱；强必荣，不强必辱”；“强必富，不强必贫；强必饱，不强必饥”（《非命下》）。
墨子反对“天命”，是为了强调人为的作用。所以他在“非命”同时，很注重“力”，即人的努力。他指出，禽、鱼、鸟、兽，可以利用天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