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阳北岳庙碑刻中的北岳祭祀文化(一)
2010-08-03 01:01阅读：
曲阳北岳庙不仅保存了规模宏大的古代宫殿式建筑，还汇集了大量的石碑、经幢、石雕、砖雕等石刻文物。从北魏以来至明、清到民国等历代碑刻，约200余通汇集成林。其内容广泛，绝大部分是历代修庙碑记和祭祀北岳之神的祭文。碑石的撰者多为文学之士，书丹篆额者亦多当时名家，所以历来备受推崇。这些碑石，坚守着海枯石烂的承诺，与历史达成无声的默契，它们在风雨中承受着考验，始终不收回对岁月的思念，并提示给世人它背上驮负的曾经。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更有效地保护石刻文物，当地的文物部门从残破寺庙和野外荒郊迁入流散古碑、石造像些许，集中保存在北岳庙原有碑楼、碑亭和露天石雕艺术馆中。1952年8月祁英涛、罗哲文到河北调查，在1953年《文物参考资料》第3期上发表了《河北省南部几处古建筑介绍》，对曲阳北岳庙建筑及碑刻做了介绍，认为“北岳庙碑刻很多，和山东曲阜孔庙不相上下”。这些古碑正如金•赵秉文在咏《北岳庙》的诗文中所说的那样：“荒碑利岁月、日月绕中原”，
“荒碑”雕刻了以往的岁月，“围绕”着中原的北岳恒山历史。其实“日月”哪里仅仅是围绕中原岁月呢，在中华大地上哪里有碑，哪里有诗，哪里就有带字的华夏文明。北岳庙内的这些碑刻，正是以它们特有的顽强和表现形式，向后人诉说着北岳文化的沿革。笔者曾多次前往这块古北岳文化保存记忆最多的地方，或工作使然，或专程对这石质书库进行拜读，或陪同专家视察，反正是不放过每一次讨教的机会，意从北岳庙内现有石碑的第一手原始资料复制的一片片史页中，接触古北岳文化。
北岳庙碑刻从内容上分：
北岳庙内的碑刻，其内容多为历代重修北岳庙的记载和祭祀北岳神的祭文，也能找见诗、词、歌、赋和观后感，部分碑刻属野外流散墓志和石造像。自北魏起，北齐、唐、五代、宋、金、元、明、清以及民国各历史时期都有碑刻文字留存。尤其使人颇感庆幸的是这些碑刻犹存，基本完好，且内容丰富。其中有誉为三大宋碑之一的宋代韩琦撰书的《重修北岳庙碑记》；有传世较少的金代李克用碑；还有后迁入的赵孟頫为曲阳石雕艺术大师杨琼所书的《大元朝列大夫骑都尉弘农伯杨公神道碑铭》神道碑；有被康有为称之“神品”的《大魏王府君碑》；有元代八思巴文和汉文两种文字的圣旨碑；有明代皇帝朱元璋所撰《告岳祀文》的帝王碑；以及历代加封、告祭文及重修北岳庙而立石碑等。好些碑刻，文字清晰可读，碑身高大雄伟，若身临其境，站在
高大的碑刻面前人们不得不仰视。碑刻确实令人真切地感到，古老出版物的那种厚重及简短文字的份量。可以说，每通碑刻的身上都附有一段历史故事在里面等待再版。
北岳庙碑刻从时代上分：
北岳庙内所保存的碑刻历经十几个朝代，跨越1500多年。有魏碑4通（齐碑1通），唐碑4通，宋碑6通，金碑3通，元碑10通，明碑102通，清碑33通，民国碑5通，敌伪时期碑3通，年代不清碑33通。碑刻中时代最早的是北齐武平四年（公元573年）侍中散骑常侍定州刺史司空邸珍碑，虽然此碑与北岳祭祀无关，但研究北岳庙碑文的专家、学者们对其书法艺术“体现了汉字的演变过程”的说辞，其它各界并没有提出异议。碑刻多为历史著名人物所撰书，真、行、草、隶、篆、楷各体无不具备，艺术价值很高。其不仅为后人对书法演变的研究传递了历史信息，更让人有亲临感受各时代跳动的脉搏，和那种倾听古人走过的脚步声的欣喜和激动……
北岳庙碑刻从形式上分：
北岳庙内保存刻石内容丰富，时代久远，形式多样有：经幢5通，墓志3通，石人8通，石狮111通，石象1通，石灯幢1通，石棺1通，石造像1通（千佛像碑），符录1通（五岳真形图），画像2通（飞通神），图文碑3通（北岳庙图记、北岳之图、北岳恒山之图）、诗碑14通（篆书碑一通《登恒山六首》），重修记事92通，残碑31通。另外还有游记、图碑，词刻等。这些石刻碑文，描写了历代朝廷于北岳庙祭祀北岳的盛况，记录了唐、宋、元三朝给北岳加封的每况愈上的尊号，及当时人们乞盼神灵赐福的心情，还记载了北岳庙的兴废与历代维修的事情。这些历代碑刻，不仅年代跨度长而且有着重要的历史价值，为河北省最大的碑群之一名副其实。而且碑刻的书法艺术和珍品使燕赵大地生辉。
北岳庙现存的历代碑文主要为祭祀碑，可以说是笔者寻找古北岳文化具有三维历史的重要依据之一，这些碑刻多有史书和前辈及同行的记载与研究，在此笔者选择了《河北金石辑録》的部分记载，并非借用成说，而是笔者自认为所选的辑録是有其代表性的，可为《古北岳文化》用以佐证才加以转引和评论：
唐碑：前文已述汉代以下国家祭祀北岳在河北曲阳北岳庙。有最早的文献记载，当为《汉书•郊祀志》云：汉宣帝神爵元年（公元前61年），诏令祭五岳、四渎，“祀北岳常山于上曲阳”。自此，北岳庙就成为历代王朝祭祀北岳之地。自汉宣帝之后，有关历代帝王于曲阳祭祀北岳的记载，屡见于史书。而我们在北岳庙内看到的祭祀北岳于河北曲阳的碑刻，最早的却是唐碑，在此笔者不仅当它是古北岳文字历史的佐证，更是认为它还是古北岳历史的备份。
《大唐北岳恒山灵庙之碑》又称《北岳府君碑》，刻立于唐玄宗（李隆基）开元九年（公元721年）三月，是北岳庙现存最早的祭祀北岳山神的碑刻。御史中丞韦虚心在谒北岳庙时，为了让人们虔诚地祭祀北岳之神而撰写，宣义郎前邠王府参军直秘书省颖川陈怀志书丹。据《旧唐书•韦虚心传》载，韦虚心，字无逸，京兆万年人，景龙（中宗年号）中迁御史中丞，历任荆、潞、扬三大都督长史，入为工部尚书，死后曰“正”。御史中丞是御史台的长官，御史台是国家的监察机关，时任御史中丞的韦虚心，出于维护国家安定的目的写下了这篇碑文。碑文主要歌颂了北岳恒山的“傍匿千岭，下括众壑”的雄伟气势，和它雄踞北方巨镇的不凡地位。此碑作者还借传说中的五岳诸神汇集北岳庙，说明北岳能主宰风雨和国家安危的巨大威力，告诫世人祭祀要虔诚。此碑为北岳庙中记录北岳祭祀最早的一通，碑阴、碑侧皆有唐人题诗及题名。
此碑被清代翁方纲收入《唐碑选》中，属唐行书碑中杰作，遒古可喜。在《大唐北岳恒山灵庙之碑》中不仅描绘了北岳的雄伟气势、歌颂北岳神的讨逆护国之功，还表彰了“恒阳县令刘元宗”及其僚属的政绩和品格。“恒阳县”就是曲阳县。《旧唐书•地理志》：“曲阳，汉上曲阳县，属常山郡，隋改为恒阳。……元和十五年，改为曲阳。史料说明，在唐玄宗时期，曲阳县称恒阳县。韦虚心文章既然表彰的是曲阳县令，也就说明了唐代祭祀北岳恒山在河北曲阳北岳庙的历史事实。
《大唐北岳神庙之碑》又称《大唐北岳祠碑》俗称《张嘉贞碑》。唐玄宗开元十五年（公元727年）八月，定州刺史张嘉贞撰写。《旧唐书•张嘉贞传》载：嘉贞至定州，“于恒岳庙中立颂，嘉贞自为其文，乃书于石，其碑用白石为之，素质黑文，甚为奇丽”。碑文描绘北岳的雄伟庄严之势，历述各朝祭祀北岳的情况，独尊大唐祭祀之恭谨。唐代曲阳（即恒阳）县隶属定州，《旧唐书•地理志》：“武德四年，平窦建德，移置定州，领安喜、义丰、北平、深泽、毋极、唐昌、新乐、恒阳、唐、望都等十县。”张嘉贞既为定州刺史，曲阳乃是其辖区，于北岳庙碑立颂之，是其分内之事。今存碑刻，白石黑字，一如史传所云。
此碑属北岳庙碑群中属较高大的唐碑之一。碑文结构严谨，潇洒清秀，不仅具有很高的书法价值，而且对研究北岳庙的历史状况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可惜现存之碑正面剥落难辨唯留几十字，碑阴尚可辨认，好在宋姚铉《唐文粹》有校补，增注于旁。据说，此碑为张嘉贞惟一传世的书迹。
张嘉贞，猗氏（今山西省临猗县）人，张循宪荐于武后，为监察御史，开元拜中书令，善传奏，敏于裁遗。据《新唐书》载：“张嘉贞，字嘉贞，本范阳旧姓，遂家蒲州，为猗氏人。以五经举，补平乡尉，坐事免……嘉贞仪止秀伟，奏对侃侃，后异之……诏上帘，引拜监察御史……玄宗善其政，数慰劳……即以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迁中书令……”。张嘉贞本范阳由中书令出为幽州刺史，十二年拜户部尚书兼益州长史，十三年代卢从愿为工部尚书，转定州刺史知北平军事。张嘉贞最高官衔为中书令，此官名是三国魏时初始以后历代相沿，非君主亲信之人不能居此职，事实上即为宰相。至南朝末期，中书令权任更重，隋以后以中书令为中书省的长官，与门下省的侍中，尚书省的尚书令及仆射同称三省长官。至唐代，非有特殊资望者不授此官，佐天子而执大政。
张嘉贞撰写此碑选白石书丹于上，书后，他还从北岳庙的香火钱中取纳数银作为颂文的报酬。这是我们在《旧唐书•张嘉贞传》中看到的记载。作为当时的一州刺史，为什么要取这区区银两？历史资料回答后人：这是唐代的一种以文为贵的风尚习俗。韩成武教授曾为此撰写文章：“唐代文人十分重视自己文章的价值，按文索值，毫不客气，无论买文者官职多高，照收不误。《新唐书》皇甫湜本传记载：皇甫湜为东都留守裴度作《福先寺碑》，裴度以丰厚的车马缯彩相赠，皇甫湜算了一笔细账，还是嫌酬赠太少，大怒曰：‘自吾为《顾况集序》，未尝许人。今碑字三千，字三缣，何遇我薄邪？’裴度于是增加了酬码。个字三匹细绢，这要价高得可以。又，张嘉贞罢相，来定州作刺史，定州辖区曲阳县有北岳庙，嘉贞作《北岳恒山祠碑》，此碑白石黑字，今存于北岳庙中碑成之后，酬劳怎取？他是定州的最高长官，没有付酬的人了。他有办法--从北岳庙的香火钱中取出‘数万’，作为酬劳。《旧唐书》张嘉贞本传记载了这件事，同时又说：‘嘉贞虽久历清要，然不立田园。及在定州，所亲有劝植田业者，嘉贞曰：‘吾忝历官荣，曾任国相，未死之际，岂忧饥馁？若负谴责，虽富田庄，亦无用也。比见朝士广占良田，及身没后，皆为无赖子弟作酒色之资，甚无谓也。闻者皆叹伏’。可见，张嘉贞是一位颇有远见的清官。他居官不贪，却又取香火钱为自己谋取酬资，其实这并不矛盾，该着我得的我就必得，理直气壮，义无反顾，这也正好说明唐人对文章酬劳的重视”。
（变字）同时也反映出当时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和时代特征。另外，张嘉贞到定州上任的路上，过赵州时还曾为赵州大石桥作铭，留下了传世名篇《赵州石桥铭》。
关于此碑，《宝刻类编》载：“张嘉贞撰北岳碑并书，开元十五年八月真定”。《金石萃编》载：“北岳恒山祠碑，碑高一丈三尺六寸五分，广六尺六寸五分，廿二行，行四十六字，行书，在曲阳县北岳庙”。《京畿金石考》载：“张嘉贞撰并正书，开元十五年四月立”。顾炎武先生在《北岳辩》中曾提到这通碑刻：“余尝亲至其庙，则嘉贞碑故在。又有唐郑子春、韦虚心、李荃、刘瑞碑文凡四，范希朝、李克用题名各一，初献亚献终献某官姓名，凡百数十行”。《平津读碑续记》、《寰宇访碑录》、《畿辅通志》、《河北金石录》等历代金石学家多有著录。
张嘉贞于开元十五年（公元727年）任定州刺史时，为北岳庙所作颂文并书丹于石。碑文内容主要是阐明北岳之神的威力，它能主风雨定吉凶，虔诚地敬祀山神能使国家太平，年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百姓也就可以得到幸福。张嘉贞这样的论述不仅反映了古代人们对山川崇拜的一种信仰，也从侧面说明了唐代北岳庙的祭祀活动非常兴旺。
《大唐北岳神庙之碑》又称《北岳神庙碑》。碑刻于唐玄宗（李隆基）开元二十三年（公元735年）闰十一月。陈州长史郑子春撰文，博陵崔镮书丹，安喜县尉李逖篆额。碑文具有明显的汉隶风格，遒逸波磔，神韵浑厚，碑体高大，篇幅宏伟显得气势不凡，在北岳庙碑刻中堪称壮观之作。
郑子春是陈州（今属河南省淮阳县）长史，属于越地撰文，故碑文中有“敢让当仁”的话。碑文的书写者博陵人崔镮，篆额者安喜县尉李逖。博陵，郡名、县名，治所在今河北省蠡县南；安喜，定州的属县。从此碑书写者的籍贯、篆额者所任官地来看，均在曲阳县附近，碑刻在此记录史实。
关于此碑，历代金石学家也多有著录。《石墨镌华》载：“碑郑子春撰，崔镮书，镮无书名，此碑分隶，遒逸真当韩蔡雁行而无树碑年月，考其时张守珪镇幽州，当在开元之末耳，诸家无录者何也”。《金石录补》载：“右碑阴纪段公德政，崔镮八分书（八分，汉隶的别名，因魏晋时也可称楷书为隶书，因别称有波磔的隶书为八分书），段公者，前碑字而不名，此云讳愔，字从简也”。其它如《金石文字记》、《金石萃编》、《授业堂金石跋》等也都有相类似的记载。
碑文主要是叙述北岳为北方巨镇，歌颂它能使“百姓无扰，商农工贾孚信不遗”，也能使国家“止暴宁乱，兵不血刃，野不曝骸”。人们把北岳山神看作是“乃圣乃神”的救世之主，拜为“是依是赖”的心目偶像。因此郑子春称：虽以低微官职，也敢当仁不让，为了晓喻世人，他不仅敢于以薄才著宏文，而且还要刻石立丰碑。郑子春为河南陈州府的太守，虽为地方官吏，但以太守之职到北岳庙撰写碑文，可见在唐代北岳庙的名气之大，祭祀活动之盛。
《大唐北岳恒山封安天王之铭并序》又称《北岳恒山封安天王之铭》。此碑是为记大唐天保七年（公元748年）封北岳神为安天王之事而刻。据记载，当时东岳泰山，西岳华山历史上都已有过封号，唐代
唐玄宗李隆基因预感到国家已经危机四伏，为祈求国家的安宁，寻求心理安慰，下诏封北岳神为安天王。《旧唐书•玄宗本纪》载：玄宗于天宝五载下诏，封恒山为安天王，有司选择吉日，确定天宝六载三月乙酉日，举行了封王典礼。
左羽林军兵曹参军直翰林院学士供奉上柱国李荃撰文，吴郡戴千龄书丹并篆额。两人唐书均无传记，但其官职并不低微。从碑文记载看李荃系唐代左羽军的参军，又兼翰林院学士。此碑历来被称为唐碑的奇伟之作，戴千龄笔法淳古，方劲有力。而且此碑刻于“安史之乱”之前，有对安禄山的记载，称骠骑大将军等9个官衔73字并有颂扬词，对于研究唐代历史起到了补史的作用。碑文主要记述封北岳为安天王的经过和意义，表彰了“恒阳县令高平郄怀玉”，称其为“吏之雄也”，为官清廉，“冰水作吏”。当时的恒阳县令，翻译成现代文字即：曲阳县县长。可见又一佐证祭祀北岳在曲阳。
碑阴还记录了安史之乱后的一段历史，贾循虽然原为安禄山的副将，但当安禄山作乱后，贾循镇守幽州，颜杲卿邀他共反安禄山，贾答应作内应，事情败露后被安禄山缢死，所以史书将其列入忠义之臣，此碑阴首记贾循之德政，对研究唐代历史有一定价值。
碑文分序和铭两部分，首先说明北岳神主风雨、定丰欠，能主宰国家的安危，而且“恒之灵藏往知来威远惧迩”，所以“神以立政则不言而化，神以施惠则日用勤，神以肃物则不怒而威，神以察微则无幽不烛”。接着又从五行说的角度说明恒岳位居北方，以卦图考之，于先天属坤，于后天居坎进行论述。坎，水也；坤，土也。水土之气，钟灵毓秀，融结兹山而为万物归藏之会。所以北岳乃万物生长之源，为了国家的安危，行云布雨降瑞消灾。为此，唐玄宗于天宝六年（公元748年）封北岳神为安天王。《金石萃编》载曰：“北岳恒山安天王铭，碑高七尺八寸，广四尺三寸，二十三行，行四十五字，隶书额失榻，在曲阳县北岳庙”。其它如《金石文字记》、《曝书亭集》、《金石录补》、《潜研堂金石文跋尾》等都有著录或考证，此碑现基本完好可读。
大唐盛世祭祀活动繁多，北岳庙里祭祀单独立碑却很少，只有四通唐碑。但碑阴及两旁刻大历、贞元、元和、长庆、宝历、太和、开成、会昌、大中、天佑年号，某年某日祭。记录了约有60余次的唐代祭祀北岳活动的大体情况。这种把祭祀活动刻在本朝代原有石碑刻的做法，虽没有见到明文规定不知何故，但也可以认为，其相当于历次祭祀活动有了刻石的文字记载。且从不同角度说明，唐人祭祀北岳，均在曲阳县的北岳庙，满身文字的碑刻不言自明，它不仅承载了较大的历史事件，也证实了些许名不见经传小人物在北岳庙的历史足迹，起到了补史、证史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