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李伯安及其画作《走出巴颜喀拉》
张弦生1999年5月，我随着静穆的人流来到郑州美术馆第二展厅。长卷《走出巴颜喀拉》第一次以全貌展现在了我的面前。它蜿蜒在宽敞的大厅，如一条奔腾的生命长河，几百个粗犷而纯粹的藏族群众，承载着雪域精神的全部重量，携带着高原的风涌动而来，瞬间攫住了我的呼吸。
这份震撼中，也浸透着我深沉的悲怆——它的创作者、我的挚友李伯安（1944.7.25 —1998.5.2）在画作即将完成的最后时刻倒下了。年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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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5月，我随着静穆的人流来到郑州美术馆第二展厅。长卷《走出巴颜喀拉》第一次以全貌展现在了我的面前。它蜿蜒在宽敞的大厅，如一条奔腾的生命长河，几百个粗犷而纯粹的藏族群众，承载着雪域精神的全部重量，携带着高原的风涌动而来，瞬间攫住了我的呼吸。
这份震撼中，也浸透着我深沉的悲怆——它的创作者、我的挚友李伯安（1944.7.25 —1998.5.2）在画作即将完成的最后时刻倒下了。年仅
五十四岁的他，生命就此定格，永远融入了这幅耗尽他十年心血、魂牵梦萦的巨作。
伯安身形清瘦，说话轻声细语，但对待版面设计、插图构思却十分较真。记得为了配合我编辑的一篇专题文章，他连续熬了几个晚上，绘出七八版草图，直到找到最能体现文章精神的构想。他指着最终定下的画作说：“插图不是文章的附庸，而是文字的升华、以图像的再表达。”
中州书画社在郑州花园路54号楼办公，《今昔谈》杂志在经五路河南新华一厂排版，而伯安在西里路人民出版社的大院上班，工作上的许多事除了电话联系外，还得与我们文字编辑、工厂排版当面商量。不是他往54号楼来见我，就是我去西里路找他，或者我们一同去工厂处理版式。当时还是手工设计，铅字排版。杂志印张有限定，文章内容五花八门都比较短，我们文编发稿后，除了一二三四封都要有图文设计外，目录、内文还有更多的设计要做；要按文章内容向省内外不同画风、不同特长的画家约稿画插图；必须依照与邮局的合同，按时出版，一天也不能拖。我和继红是两个月发一次稿；他一人管两个杂志，每个月都要发稿。他是个追求完美的人，每个细节都不肯马虎。他办公室桌上一个大铁盒里，装满各种各样的尾花，都是他根据文案需要自己设计的，很少重复使用。
在相互的切磋琢磨中，我深切感受到，伯安对传统国画艺术有不少独到心得和见解。我就约请他写篇这方面的研究文章在《今昔谈》刊发。他答应了下来，于是在《今昔谈》1982年第5期，刊出了他研究北宋张择端传世名作的文章《精妙绝伦的艺术珍品——〈清明上河图〉介绍》（署名“伯安”）。这篇文章应是他发表的第一篇美术专业学术文章。文中对长卷绘画艺术的理解，后来都流淌进了他在《走出巴颜喀拉》的创作之中。
《今昔谈》出版到1982年第6期，于1983年停刊后，伯安先是因为还担任着已由新成立的黄河文艺出版社接手主办的《文学知识》《名人传记》等杂志的美编，而调到该社负责全社图书及刊物的装帧设计和插图等业务，后来又到河南省书画院度过一段短暂时光，再次回到出版系统，一直在从中州书画社独立出来的河南美术出版社画册编辑室工作。
二、相惜
在《今昔谈》共事及后来的岁月里，我们发现了彼此人生轨迹中很多相似之处。我们俩同岁，都出生于1944年抗日战争的烽火中，分别在郑州、洛阳的老城西大街贫民区长大；姊妹多，都是家中长子，早早体会到长辈养育的艰辛不易。少年时期，他在老城街头一边卖茶水挣钱，一边画着速写。他的绘画启蒙完全源于热爱和毅力——如饥似渴地学习、临摹一切能找到的名作，省吃俭用购买绘画艺术图书。这份在匮乏中依然坚持学习的坚韧，让我回忆起了自己少年时的影子。
1959年，我们同时初中毕业，又同时考入在“大跃进”时期河南同时创办的两所大学——他考上郑州艺术学院，我考上河南省科学技术专科学校。
伯安走上专业学习美术道路有一定的偶然性。他的数理化功课也都很好，足球踢得也不错。他本想将来学理工或者学医，初中毕业时，和他要好也爱好画画的班长，拉他一同报考美术院校，结果班长落榜，他却考上了当时河南省唯一的艺术专业高等院校——郑州艺术学院的美术系。这所学校是1958年在郑州师专艺术科系基础上组建的，校名几经变动，1959年正式定名郑州艺术学院，设美术、音乐、舞蹈、导演、师资等专业，由著名画家、教育家谢瑞阶先生任院长。伯安分到美术系工艺美术班。他说，刚进校时，专业课成绩不如班里其他同学，心里憋气，下课时常一个人抱着足球对着墙猛力踢撞。他决心以比别人多几倍的力气学习，不久便崭露头角赶超上来。
到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的1961年，我俩的命运再次同步——河南省所有在“大跃进”中新办的大学一律“放长假”停课,1962年全部解散。河南省科学技术专科学校又改办郑州九中，高年级城市户籍学生经考试，择优转入郑州大学上学，其余各回原籍；低年级只留下郑州市区的学生依学习年限，或介绍工作或留校读高中，其余也各回原籍；郑州艺术学院的教师和高年级学生大部分并入开封师范学院艺术系，其余学生则回家自谋出路。我因患肺结核病没能参加高考，在家边养病、边复习、边打零工；18岁的伯安也
相识：从《今昔谈》开始的友谊
一、初遇
1978年，我正式调入河南人民出版社不久就认识了李伯安，但我与他的交情开始于1980年中州书画社创办《今昔谈》杂志的时候。1979年11月30日经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批准成立的中州书画社，下设古籍、美术、旅游三个编辑室。次年创办了《今昔谈》与《旅游文学》两本杂志。《今昔谈》归古籍编辑室主办，编辑由三个年轻人担任：文字编辑是我和张继红轮流负责，美术编辑是李伯安。除了编辑《今昔谈》外，三个人手头都另有编辑任务。当时李伯安的编制在人民出版社装帧设计室，还兼着文艺编辑室《文学知识》杂志的美编。《今昔谈》杂志稿件需要他单独一人设计封面、目录、版式、题图、尾花、插画、广告等烦琐的工作，由此我们密切相处了两年多。伯安身形清瘦，说话轻声细语，但对待版面设计、插图构思却十分较真。记得为了配合我编辑的一篇专题文章，他连续熬了几个晚上，绘出七八版草图，直到找到最能体现文章精神的构想。他指着最终定下的画作说：“插图不是文章的附庸，而是文字的升华、以图像的再表达。”
中州书画社在郑州花园路54号楼办公，《今昔谈》杂志在经五路河南新华一厂排版，而伯安在西里路人民出版社的大院上班，工作上的许多事除了电话联系外，还得与我们文字编辑、工厂排版当面商量。不是他往54号楼来见我，就是我去西里路找他，或者我们一同去工厂处理版式。当时还是手工设计，铅字排版。杂志印张有限定，文章内容五花八门都比较短，我们文编发稿后，除了一二三四封都要有图文设计外，目录、内文还有更多的设计要做；要按文章内容向省内外不同画风、不同特长的画家约稿画插图；必须依照与邮局的合同，按时出版，一天也不能拖。我和继红是两个月发一次稿；他一人管两个杂志，每个月都要发稿。他是个追求完美的人，每个细节都不肯马虎。他办公室桌上一个大铁盒里，装满各种各样的尾花，都是他根据文案需要自己设计的，很少重复使用。
在相互的切磋琢磨中，我深切感受到，伯安对传统国画艺术有不少独到心得和见解。我就约请他写篇这方面的研究文章在《今昔谈》刊发。他答应了下来，于是在《今昔谈》1982年第5期，刊出了他研究北宋张择端传世名作的文章《精妙绝伦的艺术珍品——〈清明上河图〉介绍》（署名“伯安”）。这篇文章应是他发表的第一篇美术专业学术文章。文中对长卷绘画艺术的理解，后来都流淌进了他在《走出巴颜喀拉》的创作之中。
《今昔谈》出版到1982年第6期，于1983年停刊后，伯安先是因为还担任着已由新成立的黄河文艺出版社接手主办的《文学知识》《名人传记》等杂志的美编，而调到该社负责全社图书及刊物的装帧设计和插图等业务，后来又到河南省书画院度过一段短暂时光，再次回到出版系统，一直在从中州书画社独立出来的河南美术出版社画册编辑室工作。
二、相惜
在《今昔谈》共事及后来的岁月里，我们发现了彼此人生轨迹中很多相似之处。我们俩同岁，都出生于1944年抗日战争的烽火中，分别在郑州、洛阳的老城西大街贫民区长大；姊妹多，都是家中长子，早早体会到长辈养育的艰辛不易。少年时期，他在老城街头一边卖茶水挣钱，一边画着速写。他的绘画启蒙完全源于热爱和毅力——如饥似渴地学习、临摹一切能找到的名作，省吃俭用购买绘画艺术图书。这份在匮乏中依然坚持学习的坚韧，让我回忆起了自己少年时的影子。
1959年，我们同时初中毕业，又同时考入在“大跃进”时期河南同时创办的两所大学——他考上郑州艺术学院，我考上河南省科学技术专科学校。
伯安走上专业学习美术道路有一定的偶然性。他的数理化功课也都很好，足球踢得也不错。他本想将来学理工或者学医，初中毕业时，和他要好也爱好画画的班长，拉他一同报考美术院校，结果班长落榜，他却考上了当时河南省唯一的艺术专业高等院校——郑州艺术学院的美术系。这所学校是1958年在郑州师专艺术科系基础上组建的，校名几经变动，1959年正式定名郑州艺术学院，设美术、音乐、舞蹈、导演、师资等专业，由著名画家、教育家谢瑞阶先生任院长。伯安分到美术系工艺美术班。他说，刚进校时，专业课成绩不如班里其他同学，心里憋气，下课时常一个人抱着足球对着墙猛力踢撞。他决心以比别人多几倍的力气学习，不久便崭露头角赶超上来。
到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的1961年，我俩的命运再次同步——河南省所有在“大跃进”中新办的大学一律“放长假”停课,1962年全部解散。河南省科学技术专科学校又改办郑州九中，高年级城市户籍学生经考试，择优转入郑州大学上学，其余各回原籍；低年级只留下郑州市区的学生依学习年限，或介绍工作或留校读高中，其余也各回原籍；郑州艺术学院的教师和高年级学生大部分并入开封师范学院艺术系，其余学生则回家自谋出路。我因患肺结核病没能参加高考，在家边养病、边复习、边打零工；18岁的伯安也